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是戰國末年（公元前221年前後）秦國丞相呂不韋組織屬下門客們集體編纂的雜家著作，又名《呂覽》，在公元前239寫成，當時正是秦國統一六國前夜。 呂不韋，生年不詳，卒於秦始皇十二年（公元前235年）。他原是陽翟（今河南禹縣）的大商人，在經商期間，遇到了流亡趙國的秦公子子楚，當時子楚在趙國的處境很艱難，呂不韋很同情他，並認為子楚是“奇貨可居”，於是用金錢資助子楚，並幫助他獲得了繼承王位的資格。公元前253年，子楚繼承王位，是為莊襄王。莊襄王以呂不韋為丞相，並封他為文信侯。莊襄王死後，其子政立，是為秦始皇。秦始皇尊呂不韋為相國。號稱仲父。在他執政為相期間，秦國出兵滅東周，攻取韓、趙、衛三國土地，建立三川、太原東郡，為統一中國作出了積極貢獻。秦始皇親理政務後，將他免職，並遷去蜀，後憂懼飲鴆而亡。呂不韋為相期間，門下食客三千人，家僮萬人。他命門客“人人著所聞”，著書立說，為建立統一的封建中央集權制尋找理論根據，這些著作最終彙編成了《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共分為十二紀、八覽、六論，共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二十餘萬字。內容駁雜，有儒、道、墨、法、兵、農、縱橫、陰陽家等各家思想，所以《漢書·藝文志》等將其列入雜家。在內容上雖然雜，但在組織上並非沒有系統，編著上並非沒有理論，內容上也並非沒有體系。正如該書《用眾》篇所說：“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眾白也。”《呂氏春秋》的編著目的顯然也是為了集各家之精華，成一家之思想，那就是以道家思想為主幹，融合各家學說。據呂不韋說，此書對各家思想的去取完全是從客觀出發，對各家都抱公正的態度，並一視同仁的。因為“私視使目盲，私聽使耳聾，私慮使心狂。三者皆私沒精，則智無由公。智不公，則福日衰，災日隆。”（《呂氏春秋·序意》） 《呂氏春秋》的十二紀是全書的大旨所在，是全書的重要部分，分為《春紀》、《夏紀》、《秋紀》、《冬紀》。每紀都是5篇，共60篇。本書是在“法天地”的基礎上來編輯的，而十二紀是象徵“大圜”的天，所以，這一部分便使用十二月令來作為組合材料的線索。《春紀》主要討論養生之道，《夏紀》論述教學道理及音樂理論，《秋紀》主要討論軍事問題，《冬紀》主要討論人的品質問題。八覽，現在63篇，顯然脫去一篇。內容從開天闢地說起，一直說到做人務本之道、治國之道以及如何認識、分辨事物、如何用民、為君等。六論，共36篇，雜論各家學說。 《呂氏春秋》對先秦諸子的思想進行了總結性的批判。《不二》篇中說：“老聃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陽生貴己，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它認為，這不同的思想應當統一起來，“一則治，異則亂；一則安，異則危。”（《不二》）思想統一後，才能“齊萬不同，愚智工拙，皆盡力竭能，如出一穴。”統一的過程，實際上是一個批判吸收的過程。所以，《呂氏春秋》對各家思想都進行了改造、發展與摒棄。例如，儒家主張維護君權，這種思想被《呂氏春秋》吸收了，但是它是以獨特的面目出現的。它主張擁護新“天子”，即建立封建集權國家。它說：“今周室既災，而天子已絕，亂莫大於無天子。”（《謹聽》）：“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執一，所以摶之也。一則治，兩則亂。”（《執一》） 孔子主張維護周王朝的一統天下，但並沒有強調專制問題，《呂氏春秋》卻有了“執一”、“摶”這樣的觀念。”執一”和“摶”就是中央集權。這是對先秦儒家思想的發展。又如對墨家思想，《呂氏春秋》對墨子提倡的“節葬”觀念是贊同的，所以，它對當時厚葬的風氣進行了批評：“愈侈其葬，則心非為乎死者慮也，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為榮，儉節者以為陋，不以便死為故，而徒以生者之誹譽為備。（《節喪》）但是，墨子是主張“非攻”的，即反對戰爭的。《呂氏春秋》便對此進行了批駁：“夫攻伐之事，未有不攻無道而罰不義也。攻無道而伐之義，則福莫大焉，黔首利莫厚焉。禁之者，是息有道而伐有義也，是務湯武之事而遂桀紂之過也。”（《振亂》）《呂氏春秋》主張興“義兵”，“義兵至，則鄰國之民，歸之著流水，誅國之民望之若父母，行地滋遠，得民滋眾，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懷寵》）《呂氏春秋》認為，一味地反對戰爭是沒有意義，並且是不對的，正義的戰爭，即“攻無道而伐不義”的戰爭，不僅可以除暴安良，而且還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擁護。這實際是為秦國進行統一中國的戰爭辯護。 在物質的起源問題上，《呂氏春秋》把宋尹學派的“精氣”說拿過來加以改造。宋尹學派認為：“凡物之精，此則為生，下生五穀，上為列星。”而《呂氏春秋》說：“萬物所處，造於太一，化於陰陽。”（《大樂》）這就是說，“太一”是萬物的本源，世界萬物都是從“太一”那裡派生出來的，並由陰陽二氣變化而成的。“太一”是什麼呢？它說：“道也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不可為狀……道也者，不可為形，不可為名。強為之，謂之太一。“道”就是“太一”，“太一”就是“精氣”。由這裡的論述可以明顯地看到老子的影響。《呂氏春秋》認為，由“精氣”（道）派生出來的萬物是在不停地運動著的，“與物變化，而無所終窮”。（《下賢》）上至天上的日丹星辰，下至地上的草木泉水，都在不停地運動。“天為高矣，而日月星辰雲氣雨露未嘗休也。地為大矣，而水泉草毛羽裸鱗未嘗息也。”（《觀表》）但值得注意的是。《呂氏春秋》把物質的運動看作是一個迴圈反覆的過程。”物動則萌，萌而生，生而長，長而大，大而成，成乃衰，衰乃殺，殺乃藏，圜道也。”（《圜道》） 在社會歷史觀上，《呂氏春秋》認為歷史是不斷髮展的：“今之於古也，猶古之於後世也。今之於後世，亦猶今之於古也。故審知今，則可知古，知古則可知後，古今前後一也。”（《長見》）這就是說，歷史的發展是一環扣一環的，今之視者，亦猶後之視今，無古不成今。瞭解過去，有助於瞭解今天。但是，瞭解過去並不意味著拘泥不變，恰恰相反，當時代變化了，相應的法規、政策等也應該變化，以適應時代的需要：“無法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世易時移，變法宜矣……故凡舉事必循法以動，變法者因時而化。”它還用兩個寓言故事來說明這一道理：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入於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劍之所以墜。”舟止，從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救劍若此，不亦惑乎！荊人慾襲宋，使人先表氵雍水。氵雍水暴益，荊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餘人，軍驚而壞都舍。 這兩則寓言都見於《察今》。前一則就是我們很熟悉的“刻舟求劍”。這兩則寓言故事都是諷刺那種泥古不知變的人，這也是生動地表現了《呂氏春秋》的歷史觀。 《呂氏春秋》繼承了老莊的無為思想，主張鞏固政權在於清靜無為，”有道之主，因而不為”，“虛靜以待”。（《知度》），只有這種“無為”、“虛靜”，才能達到無為而無不為的自由境界。 《呂氏春秋》還表現了一定的音樂美學思想。它將音樂的產生與宇宙萬物聯絡起來，提出“生於度量，本於太一”（《太樂》），又從“心”“物”感應關係，論述了音樂產生的心理過程。提出了“適”的概念，強調要音“適”和心“適”，才能獲得美的感受。 《呂氏春秋》儲存著先秦各家各派的不同學說，還記載了不少古史舊聞、古人遺語、古籍佚文及一些古代科學知識，其中不少內容是其他書中所沒有的。在過去，《呂氏春秋》深得人們的好評。司馬遷稱它“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在《報任安書》中，甚至把它與《周易》、《春秋》、《國語》、《離騷》等相提並論。東漢高誘在給它作注時說它“大出諸子之右”。客觀地說，《呂氏春秋》不是一部系統的哲學著作，它有一定的思想價值，但更主要的是資料價值。它的一些寓言故事，至今仍膾炙人口，富有教育意義。 《呂氏春秋》的註釋本有清朝人畢沅的《呂氏春秋新校正》，近代以來，陳奇猷的《呂氏春秋校釋》可以作為參考。
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是戰國末年（公元前221年前後）秦國丞相呂不韋組織屬下門客們集體編纂的雜家著作，又名《呂覽》，在公元前239寫成，當時正是秦國統一六國前夜。 呂不韋，生年不詳，卒於秦始皇十二年（公元前235年）。他原是陽翟（今河南禹縣）的大商人，在經商期間，遇到了流亡趙國的秦公子子楚，當時子楚在趙國的處境很艱難，呂不韋很同情他，並認為子楚是“奇貨可居”，於是用金錢資助子楚，並幫助他獲得了繼承王位的資格。公元前253年，子楚繼承王位，是為莊襄王。莊襄王以呂不韋為丞相，並封他為文信侯。莊襄王死後，其子政立，是為秦始皇。秦始皇尊呂不韋為相國。號稱仲父。在他執政為相期間，秦國出兵滅東周，攻取韓、趙、衛三國土地，建立三川、太原東郡，為統一中國作出了積極貢獻。秦始皇親理政務後，將他免職，並遷去蜀，後憂懼飲鴆而亡。呂不韋為相期間，門下食客三千人，家僮萬人。他命門客“人人著所聞”，著書立說，為建立統一的封建中央集權制尋找理論根據，這些著作最終彙編成了《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共分為十二紀、八覽、六論，共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二十餘萬字。內容駁雜，有儒、道、墨、法、兵、農、縱橫、陰陽家等各家思想，所以《漢書·藝文志》等將其列入雜家。在內容上雖然雜，但在組織上並非沒有系統，編著上並非沒有理論，內容上也並非沒有體系。正如該書《用眾》篇所說：“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眾白也。”《呂氏春秋》的編著目的顯然也是為了集各家之精華，成一家之思想，那就是以道家思想為主幹，融合各家學說。據呂不韋說，此書對各家思想的去取完全是從客觀出發，對各家都抱公正的態度，並一視同仁的。因為“私視使目盲，私聽使耳聾，私慮使心狂。三者皆私沒精，則智無由公。智不公，則福日衰，災日隆。”（《呂氏春秋·序意》） 《呂氏春秋》的十二紀是全書的大旨所在，是全書的重要部分，分為《春紀》、《夏紀》、《秋紀》、《冬紀》。每紀都是5篇，共60篇。本書是在“法天地”的基礎上來編輯的，而十二紀是象徵“大圜”的天，所以，這一部分便使用十二月令來作為組合材料的線索。《春紀》主要討論養生之道，《夏紀》論述教學道理及音樂理論，《秋紀》主要討論軍事問題，《冬紀》主要討論人的品質問題。八覽，現在63篇，顯然脫去一篇。內容從開天闢地說起，一直說到做人務本之道、治國之道以及如何認識、分辨事物、如何用民、為君等。六論，共36篇，雜論各家學說。 《呂氏春秋》對先秦諸子的思想進行了總結性的批判。《不二》篇中說：“老聃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陽生貴己，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它認為，這不同的思想應當統一起來，“一則治，異則亂；一則安，異則危。”（《不二》）思想統一後，才能“齊萬不同，愚智工拙，皆盡力竭能，如出一穴。”統一的過程，實際上是一個批判吸收的過程。所以，《呂氏春秋》對各家思想都進行了改造、發展與摒棄。例如，儒家主張維護君權，這種思想被《呂氏春秋》吸收了，但是它是以獨特的面目出現的。它主張擁護新“天子”，即建立封建集權國家。它說：“今周室既災，而天子已絕，亂莫大於無天子。”（《謹聽》）：“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執一，所以摶之也。一則治，兩則亂。”（《執一》） 孔子主張維護周王朝的一統天下，但並沒有強調專制問題，《呂氏春秋》卻有了“執一”、“摶”這樣的觀念。”執一”和“摶”就是中央集權。這是對先秦儒家思想的發展。又如對墨家思想，《呂氏春秋》對墨子提倡的“節葬”觀念是贊同的，所以，它對當時厚葬的風氣進行了批評：“愈侈其葬，則心非為乎死者慮也，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為榮，儉節者以為陋，不以便死為故，而徒以生者之誹譽為備。（《節喪》）但是，墨子是主張“非攻”的，即反對戰爭的。《呂氏春秋》便對此進行了批駁：“夫攻伐之事，未有不攻無道而罰不義也。攻無道而伐之義，則福莫大焉，黔首利莫厚焉。禁之者，是息有道而伐有義也，是務湯武之事而遂桀紂之過也。”（《振亂》）《呂氏春秋》主張興“義兵”，“義兵至，則鄰國之民，歸之著流水，誅國之民望之若父母，行地滋遠，得民滋眾，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懷寵》）《呂氏春秋》認為，一味地反對戰爭是沒有意義，並且是不對的，正義的戰爭，即“攻無道而伐不義”的戰爭，不僅可以除暴安良，而且還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擁護。這實際是為秦國進行統一中國的戰爭辯護。 在物質的起源問題上，《呂氏春秋》把宋尹學派的“精氣”說拿過來加以改造。宋尹學派認為：“凡物之精，此則為生，下生五穀，上為列星。”而《呂氏春秋》說：“萬物所處，造於太一，化於陰陽。”（《大樂》）這就是說，“太一”是萬物的本源，世界萬物都是從“太一”那裡派生出來的，並由陰陽二氣變化而成的。“太一”是什麼呢？它說：“道也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不可為狀……道也者，不可為形，不可為名。強為之，謂之太一。“道”就是“太一”，“太一”就是“精氣”。由這裡的論述可以明顯地看到老子的影響。《呂氏春秋》認為，由“精氣”（道）派生出來的萬物是在不停地運動著的，“與物變化，而無所終窮”。（《下賢》）上至天上的日丹星辰，下至地上的草木泉水，都在不停地運動。“天為高矣，而日月星辰雲氣雨露未嘗休也。地為大矣，而水泉草毛羽裸鱗未嘗息也。”（《觀表》）但值得注意的是。《呂氏春秋》把物質的運動看作是一個迴圈反覆的過程。”物動則萌，萌而生，生而長，長而大，大而成，成乃衰，衰乃殺，殺乃藏，圜道也。”（《圜道》） 在社會歷史觀上，《呂氏春秋》認為歷史是不斷髮展的：“今之於古也，猶古之於後世也。今之於後世，亦猶今之於古也。故審知今，則可知古，知古則可知後，古今前後一也。”（《長見》）這就是說，歷史的發展是一環扣一環的，今之視者，亦猶後之視今，無古不成今。瞭解過去，有助於瞭解今天。但是，瞭解過去並不意味著拘泥不變，恰恰相反，當時代變化了，相應的法規、政策等也應該變化，以適應時代的需要：“無法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世易時移，變法宜矣……故凡舉事必循法以動，變法者因時而化。”它還用兩個寓言故事來說明這一道理：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入於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劍之所以墜。”舟止，從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救劍若此，不亦惑乎！荊人慾襲宋，使人先表氵雍水。氵雍水暴益，荊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餘人，軍驚而壞都舍。 這兩則寓言都見於《察今》。前一則就是我們很熟悉的“刻舟求劍”。這兩則寓言故事都是諷刺那種泥古不知變的人，這也是生動地表現了《呂氏春秋》的歷史觀。 《呂氏春秋》繼承了老莊的無為思想，主張鞏固政權在於清靜無為，”有道之主，因而不為”，“虛靜以待”。（《知度》），只有這種“無為”、“虛靜”，才能達到無為而無不為的自由境界。 《呂氏春秋》還表現了一定的音樂美學思想。它將音樂的產生與宇宙萬物聯絡起來，提出“生於度量，本於太一”（《太樂》），又從“心”“物”感應關係，論述了音樂產生的心理過程。提出了“適”的概念，強調要音“適”和心“適”，才能獲得美的感受。 《呂氏春秋》儲存著先秦各家各派的不同學說，還記載了不少古史舊聞、古人遺語、古籍佚文及一些古代科學知識，其中不少內容是其他書中所沒有的。在過去，《呂氏春秋》深得人們的好評。司馬遷稱它“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在《報任安書》中，甚至把它與《周易》、《春秋》、《國語》、《離騷》等相提並論。東漢高誘在給它作注時說它“大出諸子之右”。客觀地說，《呂氏春秋》不是一部系統的哲學著作，它有一定的思想價值，但更主要的是資料價值。它的一些寓言故事，至今仍膾炙人口，富有教育意義。 《呂氏春秋》的註釋本有清朝人畢沅的《呂氏春秋新校正》，近代以來，陳奇猷的《呂氏春秋校釋》可以作為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