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們要知道，蒙古人依靠武力奪得了天下，但是他們在文化方面，因為長期處於部落時期，所以文化相對於中原地區來說處於絕對的劣勢。所以元朝在民族文化上則採用相對寬鬆的多元化政策，即尊重中國各個民族的文化和宗教，並鼓勵中國國內各個民族進行文化交流和融合。

但是也正因為如此，元朝政府始終對其他文化抱有一定的戒心。形成了“賤儒”的文化氛圍，大量讀書人被迫涉足因為商品經濟發展逐漸昌盛的市民文化創作之中。加上蒙古族和女真族等北方少數民族的喜愛，大量遊牧民族的歌舞戲曲逐漸和漢文化相融合，在這種情況下，元曲誕生了。

元曲原本來自所謂的“蕃曲”、“胡樂”，首先在民間流傳，被稱為“街市小令”或“村坊小調”。隨著元滅宋入主中原，它先後在大都（今北京）和臨安（今杭州）為中心的南北廣袤地區流傳開來。 元曲有嚴密的格律定式，每一曲牌的句式、字數、平仄等都有固定的格式要求。雖有定格，但並不死板，允許在定格中加襯字，部分曲牌還可增句，押韻上允許平仄通押，與律詩絕句和宋詞相比，有較大的靈活性。所以讀者可發現，同一首“曲牌”的兩首有時字數不一樣，就是這個緣故(同一曲牌中，字數最少的一首為標準定格)。

一方面，元曲繼承了詩詞的清麗婉轉；一方面，元代社會使讀書人位於“八娼九儒十丐”的地位，政治專權，社會黑暗，因而使元曲放射出極為奪目的戰鬥的光彩，透出反抗的情緒；鋒芒直指社會弊端，直斥“不讀書最高，不識字最好，不曉事倒有人誇俏”的社會，直指“人皆嫌命窘，誰不見錢親”的世風。元曲中描寫愛情的作品也比歷代詩詞來得潑辣，大膽。這些均足以使元曲永葆其藝術魅力。

近代著名學者王國維把元曲與“楚之騷、漢之賦、六朝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並列，稱之為“一代之文學”。

總之，元曲是特定歷史條件下中原文化和北方遊牧文化想結合的產物，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市民文化的傳播，為明清時期的市民文化發展注入了動力，在中國文化中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散曲的興盛，和元朝知識分子政策和草原文化與中原文化的融合有很大關係，至於和元朝的滅亡有什麼關係，我覺得關係不是很大。

首先，北方少數民族政權入主中原，首先是要接受漢文化，主動的漢化，它的統治才可以長久，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就是鮮卑族的主動漢化的一次上層政治行動，清朝入關後則是主動接受了一儒家思想為根基的漢文化，所以清朝的國祚二百六十年。

而元朝則沒有指定恰當的文化政策，對漢族姿知識分子則是採用了排擠政策，比如元朝的前期是沒有科舉制度的，國家的主要官吏都是有蒙古王公貴族擔任，由於文化水平很低，造成了國家機構運作很低效，且很腐敗。所以關漢卿的《竇娥冤》裡的桃杌那樣的昏官在元朝比比皆是，吏治問題是元朝滅亡的一個重要原因之一吧。

其次，在漢族的知識分子讀書失去了走入仕途的可能後，漢族知識分子中則投身到元曲的創作之中，形成了元曲創作的一個高峰。當然元代知識分子也利用散曲這種藝術形式對元朝的統治進行鞭撻，一定程度上為元朝的滅亡做了輿論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