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獨尊儒術，罷黜百家”是漢朝的思想家、教育學家、政治家董仲舒在其著名著作《舉賢良對策》中提出的，被漢武帝採用並推廣，把儒家學說作為封建統治社會的正統思想。《舉賢良對策》認為“道之大原出於天”，自然、人事都受制於天命，因此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都應該是統一的。宣揚“君權神授”，“三綱五常”、使以儒經為教條的學風和經院式的哲學取得了最高地位，使先朝百家爭鳴之風徹底被壓抑了。成為了封建統治者的主流思想。

當然推行過。

西漢初年，漢高祖劉邦仍然奉行秦代的“挾書律”，禁止私人收藏《詩》、《書》、《百家語》等，違者處以族刑，並蔑視儒學和儒生。在此情況下，儒家的學術活動幾乎斷絕。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宣佈廢除“挾書律”，諸子百家學說開始復甦，民間比較活躍的有陰陽、儒、墨、名、法、道六家，其中儒、道兩家影響比較大。

由於社會經濟遭到長期戰亂的嚴重破壞，漢初的統治階級所面臨的緊迫任務是恢復、發展生產，穩定封建統治秩序，所以在政治上主張“無為而治”，提倡統治者少有作為的辦法來緩和與農民的階級矛盾、與匈奴、南越的民族矛盾以及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鬥爭，這樣，在思想上，主張清虛自守、卑弱自持的道家黃老學說受到重視，在意識形態領域佔據了支配地位。

武帝即位時，社會生產經過幾十年的休養生息，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發展；地主階級和封建國家積累了巨大的財富，其力量已很強大；對農民的壓迫、剝削也逐漸加重，促使階級矛盾日益激化；地方上諸侯王等割據勢力恃怙權勢，企圖與中央分庭抗禮；豪族，商人日甚一日地兼併農民；匈奴對漢朝的侵擾欺侮肆無止境。因此，從政治和經濟上進一步強化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已經成為封建統治者的迫切需要。在這種情況下，主張清靜無為的黃老道家思想已不能滿足地主國家的現實要求了，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統思想、神化皇權的君臣倫理觀念以及仁義學說都和當時封建統治集團所面臨的形勢與任務比較適應。

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十月，剛剛即位不久的武帝便下詔徵求“賢良方正”和“直言極諫”的人才，並親自主持考試，題目為“古今治國之道”。在百餘人的對策中，廣川(今河北棗強)人董仲舒的對策深得漢武帝的讚賞。

漢武帝建元六年，董仲舒在舉賢良對策中提出，現在官學和民間流行的諸子百家學說遵循的理論不同，以致影響到國家不能保持一貫的政策，法令制度常常改變，下邊的民眾不知所守，這種情況不利於封建專制政治，建議官府只任用講儒學的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得到漢武帝的讚許。又起用好儒的竇嬰、田蚜為丞相、太尉，任儒生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以此褒揚儒學，貶斥道家。趙綰等鼓動武帝改革政治，但此時掌握實權的竇太后崇黃老之學，不滿趙綰等人的行為，於是藉故將趙綰、王臧逮捕入獄，二人自殺；又逼迫武帝將竇嬰、田蛤免職，儒家勢力再次受到打擊。

建元六年，竇太后去世，武帝拜田粉為丞相，將官府裡不治儒學五經的太常博士一律罷免，黃老、刑名等諸子百家之言都被排斥在官學之外，並且優禮延攬儒生數百人，在官辦的太學和郡縣學校裡任職，只教授儒家的《詩》、《書》、《禮》、《易》、《春秋》五種經典，這就是著名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自此以後，官吏主要出於儒生，儒學逐步發展，成為二千年來地主階級統治人民的封建正統思想。

此時的儒學，已和先秦時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學思想有所不同，它在原來“仁義”、“教化”等學說的基礎上，又吸收了陰陽五行家神化皇權的思想，極力鼓吹封禪和改制；又接受了法家尊君抑臣、增設刑法、任用酷吏的學說，使儒學更為完備，形成了以霸道(法家理論)、王道(儒家理論)雜而用之的統治手法，對後代的影響頗為深遠。

查無實據。《史記孝武帝本紀》不見記載。《史記儒林外傳》，董仲舒作《災異之記》，漢武帝召諸生示其書，有剌譏，董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下愚，於是下董仲舒吏，當死，詔赦之。

這話要看怎麼說。

一、如果要說把這當做一種朝廷的主張，以皇帝詔書或朝廷政令的形式在全國正式（強制）推行。那至少在漢代沒有過。大家現在一般說的，是發生在漢武帝時代的事兒，但漢武帝——至少從可信的史料看，應該沒有頒佈過這樣的命令。

二、但如果說這是指漢代事實上有沒有發生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事兒，那就會是另外一個結論。首先，這作為一種主張被提出過，這是事實，董仲舒提出這個主張的時候還不是一個正式的官員。其次，漢武帝對次表過態，不過是對董仲舒那篇文章表示讚賞，對那個人表示讚賞，但並沒有表示要把那個建議作為一種國家策略推行。第三，當時在官員選拔和人才推薦上確實有一大批儒生被選拔任用，甚至被重用的情形。

三、當時朝廷儒家人物佔主流，得勢是客觀事實。這應該與重要官員中儒生系統對的人勢力大，數量多有關。這些人——比如劉邦時期的叔孫通，武帝時期的公孫弘等官大勢力大影響力大。他們及其門生掌握話語權，自然便以為獨尊儒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