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問鼎中原後，就立馬布置了作業，要修《宋史》。可是我們的北方同胞大多都是體育生，對於修史這種舞文弄墨的事情不太擅長，一直拖到快下課的時候，才匆匆搬出來宋朝人自己修的國史，抄了抄作業交上去了。二十三年後，元朝滅亡。

《宋史》中關於王安石的記載，基本是照搬的第三版《宋神宗實錄》，主編是範衝。宋神宗時王安石主持變法，司馬光等人堅決反對，於是有了延綿五十餘年的新舊黨爭，雙方互相攻擊，從施政方策、學術主張一直到人品道德。範沖和他的父親範祖禹都是堅定的舊黨，因此，範衝在《宋神宗實錄》中對王安石極盡醜化詆譭。《宋史》是元朝人抄的作業，除了罵王安石外，還將王安石變法時重用的門人故吏大多錄入了《奸臣傳》。此後，王安石作為亂臣賊子的代表人物被罵了近千年，直到梁啟超寫了洋洋十五萬字的《王安石傳》，荊國公王安石才逐漸得到平反。

我覺得不是的。雖然他們在改革這方面有一定的一致性。但是作為政治而言，王安石是忠心為國的政治家、改革家，其道德人品有目共睹，而蔡京是一個十足的政治投機分子，完全為了迎合皇帝需要，為了自己的榮華富貴，其道德人品為時人所垢。兩個人表面具有共同性，其本質上是天壤之別。具體來說，一是他們的政治目的不同。王安石是為了改變大宋積弱積貧的國勢，蔡京是為了個人政治上的功名利祿。二是他們的政治品格不同。王安石是一心為公的政治家，蔡京就是一個十足的政治投機分子，為了達到目的不擇手段的殘害政敵。三是兩人的時代背景和政治環境等客觀條件不同，也註定了兩個人不可能相提並論。總之，事物的發展和表現總有其一定的規律性，不能僅從表面的共性就斷定其真的相同，也不能因為表面的不同而說明其真的不同。所以，我們強調要透過現象看本質，要辯證客觀的分析問題，要實事求是的做好調查研究，而不是主觀臆斷的判斷問題。

蔡京是1070年才登進士第，調任錢塘尉，蔡京在為官初期還是比較正直的，開始掌握權勢，其實是在宋徽宗時期。

而王安石是在1068年在宋神宗即位後，於1069年開始重用王安石開始變法，二者其實以地位和年齡都是關聯不深，對於王安石來說，蔡京只是一個比較優秀的小輩官員。

曾經有一個故事:神宗熙寧末，王安石常常對年輕的蔡卞（蔡京之弟）說：“天下沒有可用之才啊！不知將來誰能繼承我，執掌國柄？”然後掰著手指頭自言自語：“我兒王元澤算一個！”回頭對蔡卞說：“賢兄（指蔡京）如何？”又掰下一指；沉吟良久，才說：“吉甫（指呂惠卿）如何？且算一個吧。”然後頹然道，沒了！

王安石變法失敗的主要原因還是，觸動了大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所以遭到他們的強烈反對。

歷史上的變法基本上都是這樣，會觸動大部分人的權利。

王安石受後人詬病，是因為他主持的變法損害了讀書人的利益，所以當朝後世的噴子都在不停的噴他！

而且，變法以失敗告終，變法過程中王安石也暴露了許多問題成了黑點：

第一，用的都是小人

王安石用人完全不看人品，只看功效，急功近利；用的都是呂惠卿、蔡京這等小人，根本無恩無義，王安石的失敗就是這些人見風使舵落井下石造成的。

第二，太蠻橫

王安石太執拗，完全靠一股蠻勁，不考慮現實！”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是王安石變法時面對非議說的話，他變法不普法，以蠻勁來一己推行，根本不爭取其他人的支援。

第三，太急躁

當年商鞅變法，法令是一步步推行，由淺及深，讓群眾能受惠理解！王安石急功近利，上來就梭哈，法令完全靠官員強行施行，變法本為利民，到最後反而害民，這都是王安石罔顧現實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