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需要處理的事務很多，僅僅依靠著皇帝自己，是處理不過來的。尤其是漫天的奏摺，更是讓皇帝看的頭疼。於是，一個職位就誕生出來了，那就是司禮監的太監。在明朝的時候，能夠在後宮裡面稱得上有地位太監職位，一共是有著十二個。像是什麼內管監、御用監、御馬監等等。

這些衙門，是皇帝設定來專門用來處理皇宮內部事務的職位。而這些職位的頭領，就是所謂的掌印太監。所謂掌印，意思就是掌管著大印。而這其中，最有權勢的就是司禮監的太監。

司禮監的頭領，也就是掌印太監在平時的工作就是幫助皇帝處理一些不必要親自過問的奏摺，他能夠對這些奏摺進行蓋章。

而另一個職位，也就是司禮監的秉筆太監是用來對奏摺進行批紅的，他們能夠在一些奏摺上面替代皇帝寫上“同意”或者是“不同意”，然而，他們在寫過了意見之後，是需要得到掌印太監的蓋章的，如果掌印太監不同意，那他們就需要重新寫上意見。因此，掌印太監的權力非常的大。

其實掌印太監實際上就已經是相當於皇帝一樣的存在了。所有大臣們的奏摺，都需要得到他的批示才能夠執行。這是一個巨大的權力，因此，即使掌印太監的真正品級並不高，才僅僅是一個正四品的官職罷了。但是即使是在朝廷中做到二品官員的地位，見了掌印太監也要表示出尊重。而剛剛說到的秉筆太監，乍一看似乎地位不怎麼樣，畢竟自己的意見還要得到掌印的同意才能執行。但是，在明朝的時候，秉筆太監其實就是大名鼎鼎的東廠廠督，相信這個職位大家都是瞭解的吧，在那個時候這是一個讓人膽寒的存在。

1明朝的太監與其他的朝代不同，個個都是有書讀的，明朝的太監朱棣兒子宣宗朱瞻基採取了一項措施，在宮中設立“內書堂”，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宦官學校。宦官學校收取了十歲以下的學生兩三百人，由司禮監秉筆任校長，學長由德高望重的長者擔任，請翰林院的學士來教導學生。

學生所研讀的課本是《百家姓》、《千字文》、《孝經》及《四書》、《千家詩》、《神童詩》之類，評定成績的標準是背誦能力和字型的工整度。成績特別低劣和犯規者，由老師登記在成績表上交給秉筆。從設立內書院始，宦官讀書成為定製。

2，在土木堡之變厚明朝的武將與功勳貴爵都差點給一網打盡使得朝廷的權利都被文官拿走了，二品的中兵都得對只有六品的文官行跪拜禮，內閣在明代從形成到演變的過程中，逐漸在中期形成了一套比較穩定的制度慣例。在這種制度慣例下，內閣成員不是皇帝直接可以任命的，而是必須經過推選，不經過推選的內閣沒有合法性。而內閣可是可以反對皇帝的命令的！這對皇權而言是很危險的事，所以皇帝就推出了自己的家奴與文官打對臺，也就成了必然的事！說是太監控制朝廷，不如說是明朝的皇帝在於文官打對臺不適合自己下場而推出來的！

宦官干預朝政，在太祖洪武時期曾被嚴厲禁止。建文帝時，燕王朱棣為了刺探朝廷虛實，“多以建文帝左右為耳目”，這也是靖難之役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成祖立國之後，為加強對臣僚的控制，就把太監倚為親信，不僅派宦官出使監軍，而且還讓他們讀書識字(明太祖時，曾禁止內臣讀書識字)。並在永樂十八年(1420年)專門設立東緝事廠(簡稱“東廠”)，以宦官統領之，緝訪謀逆、妖言、大奸惡等。所以自永樂時起，宦官開始在相當大的範圍內參預朝政。到了明英宗正統年間，宦官王振竊取了軍政大權，宦官專權的局面正式形成。此後比較著名的事例還有明憲宗成化時期的汪直、明武宗正德時期的劉瑾、明熹宗天啟時期的魏忠賢。

明代宦官有l2監、4司、8局，稱“二十四衙門”。12監中有司禮監，下設提督太監、掌印太監、秉筆太監、隨堂太監。其中掌印太監掌理內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秉筆、隨堂太監掌章奏文書，照閣票批朱。閣票是內閣對章奏的初步處理意見，經皇帝審定後，再由太監用紅筆寫出，此即“批朱”。由於皇帝精力有限，往往御批幾本之外，其餘章奏則交秉筆太監遵照內閣擬好的意見用紅筆批行，宦官由此與朝臣相互勾結。

宦官專權，對明代的政治產生了巨大影響。一方面，司禮太監利用自身的特殊地位直接介入朝廷的政治決策，所謂“內閣之擬票，不得不決於內監之批紅，而相權轉歸之寺人”，指的就是這種情形。由於宦官在無形中把握了國家的政治大權，所以巴結宦官往往也就成了朝廷官員決策成功的關鍵。另一方面，宦官干預朝政，也使得國家任命各類官員的大權把握在這一批人手裡，於是巴結宦官也是個人謀求政治出路的重要手段。這一點，嚴重干擾了國家任命政府官員的合法性和規範性，使得一大批謀求個人私利的人在與宦官的交往中獲得了政治利益。明代中後期的幾次重要的政治事件(如東林事件)，都與宦官政治有關。

明朝太監之所以能夠權勢滔天，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最為關鍵的一點，能夠在明代宦官控制朝廷起到決定性作用的是，得到皇帝極大信任，掌握最高簽字權。

所以這背後其實還是反映了高度中央集權君主專制頂峰的一種特殊存在問題。

太監事實上是皇帝的家奴，皇帝的權力越高，越唯我獨尊，那麼他皇帝身邊的近侍，越象徵權力，越可能在皇帝昏庸時擅權亂政，挾持皇帝。

同時明代宦官權力很大，有著自己獨立的一套體系，有從屬於宦官自身的編制和人員，宦官還能夠透過各種方式獲取經濟收入，掌握了權力，人馬和金錢，自然能夠有效的控制朝廷運轉。

明武宗時期，最大的太監叫做劉瑾，由於明武宗生性喜歡玩樂，不理朝政，劉瑾投其所好，頗得皇帝歡心。

當時的明代京城內外都說有兩個皇帝，一個坐皇帝，一個立皇帝，一個朱皇帝，一個劉皇帝，說的就是劉瑾。

相對於身體完整，知識充沛，有著極大權力野心的知識精英，皇帝是更願意相信陪伴他們一起長大，陪伴他們玩耍，陪伴他們生活的那些雖然身體有殘疾，但文化水平低的人。

這些人不僅能夠讓他們感到舒適，最重要的是有安全感。

正所謂高處不勝寒，皇帝不敢把權力輕易的交給大臣，即便是一個昏庸的皇帝，他們也更願意信賴身邊人。

這是為什麼當年明朝成立內閣之後，成立的票擬製度，但是最終的簽字權是在皇帝手中，而能夠代替皇帝簽字的，只有司禮監秉筆太監。

劉瑾一步步爬到司禮監大太監的位置， 肯定是明武宗最信任的人之一，明武宗當太子的時候，劉瑾就是其主要近人。

當然如果這個皇帝是個明君的話，比如說之前的成祖皇帝，或者是仁宗，宣宗，就算是孝宗皇帝在，劉瑾也只能是一個安安分分的太監而已。

所以，明朝太監之所以能夠成功干政，第二步劉瑾就必須遇到一個昏庸的主子，如果是後來的嘉靖皇帝，一個聰明到極致的的主子，劉瑾只有被玩的份，何談亂政。

而明武宗朱厚照也確實是一個不學無術的昏庸皇帝。

明史上評價說：

在皇帝年輕貪玩的情況下，劉瑾成功聯絡宮中受寵幸八位太監，號稱八虎，驅除了正直的大太監王嶽，成為宮中的絕對力量，沒有任何反對聲音。

等於在宮中全面控制住了明武宗的耳朵和眼睛。

所有的人都屬於劉瑾集團的，自然他們說什麼皇帝就信什麼。

但是光搞定宮中也不行，那就到了干政的最重要一環，把手伸向內閣。

如果劉瑾想要真正的干涉朝政，那麼必須要排除朝廷中的反對聲音，尤其是那些清流文人，他們太過正直，會阻礙歷史上有過多次教訓的閹黨亂政……

那麼劉瑾如果想在朝廷中有勢力，他必須要有文人來幫助。

這個時候就有人跳出來了，那就是焦芳，這個人可謂是劉瑾能夠成干政關鍵人物，他是當時的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同樣也是內閣成員。

明史上沒少罵他，並且將他列入閹黨傳之首。

它主要的成就就是幫助劉瑾驅逐了當時的清流，劉健，謝遷。

這兩個人和李東陽都是明孝宗時期著名且正直的閣臣，同時也是焦芳的政敵，焦芳聯合劉瑾，驅除了兩人，也等於向劉瑾集團納了投名狀。

而劉瑾也投桃報李，讓焦芳成為了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焦芳當時雖然是內閣次輔，實權上，卻高於首輔李東陽。

這裡的實際意義就是，劉瑾不僅掌控了內庭，同時在內閣中也有著重要地位了。

明朝也從劉瑾開始，司禮監太監的權力地位，高於內閣之上了。

在劉瑾當前的時期，有事必須要寫兩分奏章，一份先送給劉瑾過目，允許之後才能將另一本送通政司。

因為劉瑾識字，但是知識並不高，他害怕把軍國大事處理出問題，就每次把奏章都帶回家中，由他的妹夫司務孫聰代其批達。

雖然劉瑾不亂搞，但是內政外交都已經集中在他手裡，說權勢滔天也不為過。

而且劉瑾所在的宦官系統除了依附司禮監許可權之外，宦官系統還掌握了許多行政之外的秘密機構，這些機構也是宦官得以成功干涉朝政的重要助力。

比如說錦衣衛的特務系統，簡直就是監視各種朝臣的利器，掌握權勢的大太監可以隨心所欲的運用。

但錦衣衛系統只是冰山一角，宦官勢力掌控的還有很多，明朝的宦官有出使，專征，監軍，分鎮，刺官民隱事的大權，可以說在地方，軍隊無孔不入。

同時宦官還掌握著禁軍的許可權，禁軍左右神策軍，天威軍。

這種力量是不容小覷的，可以隨時挾天子以令諸侯。

太監們氣焰囂張，權勢極大，依靠特權，自然獲利也不少……

大太監們甚至在京城裡置辦的田舍名園數量龐大……

而且太監們還能夠讀書識字，宮中專門設有內書堂大學士專門教授，小太監們讀書學習，讓他們接受教育。

而太監們有了文化之後，將會形成更大規模的勢力，掌握文人要職，和文人集團分庭抗禮。

地方和朝廷，宮中和民間，軍隊和文官集團裡，到處都滲透了宦官勢力，所以正是這種無孔不入，才讓宦官得以坐大。

但是我們總結來看，宦官做大做強的最根本原因還是君主專制巔峰下的一種病態表現，造成宦官干政的原因是因為皇帝想把大權都集中在自己的手中，不信任文官。

所以派遣信任自己的家奴，以為這些人會更忠心更可靠，但是明君自然可以集權於一身！

可是一旦皇帝對宦官失去了控制能力，或者說一旦出現了昏君，那麼權力的天平將會傾斜，使得太監集團迅速膨脹，並且開始威脅政權本身。

這是君主專制達到頂峰之後的一種自身潛在弊端，君主疑心過重，害怕權臣干政，力求平衡內閣，但是有矯枉過正的意味……

這種情況就導致：

明君在則宦官走狗，昏君在則宦官主國……

而後來的同樣君主集權的清朝，就吸取了這種教訓，嚴格控制宦官權力，平衡內外權力，有效避免宦官亂政……

明朝時多位皇帝都是培養自己的宦官勢力，一來是為己所用，二是用來制衡百官的。

宦官勢力主要是副業做監察的，監視文武百官。官員們主要是處理各地政務，軍務的。

如果把宦官跟文武百官這個平衡把握好，那還好，如果把握不好就會出問題。加強宦官人格本來就不健全，多數宦官心中沒有忠義可言。這就導致很多的不可控因素。

再來說說宦官勢力怎樣控制朝廷的運作。對上閉塞皇帝的訊息，對下排除異己，培養自己的勢力，就這樣一步步做大。

在明朝中期後，太監的干政現象是比較嚴重的，雖然明朝的太監沒有能像晚唐那樣，能扶立或廢去皇帝，但明朝太監對於朝政決策的干預是比較嚴重的。特別是由太監掌控的司禮監，擁有特殊的權力，並有特有的干政方式。

明中葉以後，朝中出現了明朝特有的一些較奇怪的現象，有好幾位皇帝都有懶政、怠政狀態，不喜歡上朝理政，而喜歡以他們所幸趣的方式去滿足各自的特殊愛好。或喜歡鬥蛐蛐（如宣宗朱瞻基），或酷愛玩猛獸（如憲宗朱見深），或愛好煉丹方術（如世宗朱厚璁），或愛吃春藥、愛女色（如穆宗朱載垕），或喜歡斂財聚寶（如神宗朱翊鈞），或酷愛幹木匠活（如熹宗朱由校）等，他們忙碌著玩他們所幸趣的，感到很過癮，而不喜歡上朝理政。於是，這便讓宮中太監有了可乘之機。因為明朝這些深居宮中，或忙於玩樂的皇帝，需要身邊的太監來輔助他們，一是代理他們處理朝政，比如由司禮監秉筆太監代行皇帝“批紅”等；二是需要太監來制衡內閣大臣，讓司禮監掌印太監去制約內閣首輔等。

而正是皇帝需要太監輔佐，因而，明朝的太監便充分利用皇帝重用他們的機會，伺機攬權擅政。

明朝太監干政，有其特殊的權力和特有方式，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明代太監有代行皇帝“批紅”的特殊權力，這是太監們藉機干預朝政、擅自作決策的重要方式。

眾所周知，“批紅”原本是皇帝的特殊權力，是皇權至上重要體現，是皇帝行行使決策權的具體手段。皇帝正是透過“批紅”來對重大事件作出決策，對各部各衙門上奏的方案進行審批。

更重要的是，內閣所票擬的檔案必須經過皇帝的“批紅”才能生效。閣臣們的“票擬”若未經“批紅”，便成了一紙空文。

但是，內閣以及皇帝直管的一些機構上報的檔案往往是比較多的，皇帝處理不過來，便讓司禮監的宦官輔助處理，於是，便形成了一種代行“批紅”的慣例，成了一種預設的制度。

而當宦官有了“批紅”權，便有了代行皇帝決策的部分權力，進而也有了制約內閣的重要權力。

當皇帝懶政、怠政時，皇帝的“批紅”權常被宦官所掌握，司禮監的太監代行皇帝的決策權，如由皇帝身邊的秉筆太監或掌印太監代為閱覽並“批紅”，這相當於替皇帝作決策，這是干政的很重要的一種方式。

還有一種狀況，那就是由於皇帝尚年幼（比如明英宗朱祁鎮登基時才九歲），顯然還不太懂得對奏章進行“批紅”，這便讓王振等有了可乘之機，英宗年幼時，有太皇太后張氏和“三楊”輔佐，王振才暫時不敢幹政，但在張氏和“三楊”去世後，王振便開始擅政了。

明中葉後，那些厭政怠政的皇帝往往長期不上朝理政，而他們又想牢牢抓住皇權，自然不敢代行“批紅”的權力交給內閣大臣，但是，他們又不想理政，於是，便讓他們身邊的太監來代行“批紅”。

而當代行“批紅”的權力掌握在司禮監太監手裡，司禮監的太監等於是代行行使皇帝的部分權力，也就是有權替皇帝作出部分決策權。如此一來，太監就有很大的機會可是干預朝政。

黃宗羲非常深刻地指出了明朝宦官干政的巨大危害，他說：“宦官之禍，歷漢、唐、宋而相去無幾，然未有若明之為烈也。漢唐宋有干預朝政之宦官，無奉行閹官之朝政。今夫宰相六部，朝政所自出也。而本章之批答，先有口傳，後有票擬，天下之財富，先內庫而後太倉。天下之刑獄，先東廠而後法司。其他無不皆然。”（《明夷待訪錄·置相》）

顯然，在黃宗羲看來，漢、唐、宋有干預朝政的宦官幹，而明代卻有奉行閹官的朝政，朝中大權由宦官所把持著，朝政成了宦官的朝政，內庭的各方面權力皆比外庭優先，太監干政嚴重破壞了朝廷政局，造成畸形的專制和腐敗。

第二，明朝太監掌握著上呈奏章、傳宣御旨、核審蓋印等各個環節，在大臣上奏和皇帝傳旨的過程中伺機干預，攔截奏章上報，阻止聖旨下傳，甚至矯改旨意或假傳聖旨等。太監從這些方面進行干政，使朝中大臣很準應對。

明朝自宣宗時起，便大大加強司禮監的權力，而其中的一項權力，便是掌控著上呈和下傳的政令傳遞途徑。在大臣上奏章的過程中，在皇帝下傳聖旨時，太監皆有機會在各種環節進行干預。比如，扣住奏章遲報、留住聖旨遲發，或者稽核蓋印時拖時間甚至矯改旨意等。

比如，太監馮保就曾扣下了彈劾他的奏疏，而這道奏疏是當時的內閣首輔高拱授意御史劉良弼等上呈的，對馮保十分不利，因而被他扣下了。

第三，明朝太監代有權參與閣議，他們常常利用會同“三法司”審理案件的機會，干預案件的判決。

明代司禮監還有有一項特殊權力，他們可以代表皇帝出席內閣會議，而當內閣商議軍國大事時，司禮監所派的代表不僅有權發表意見，而且，他們常常駁批內閣大臣的意見，甚至還敢逼迫閣臣接受他們的主張。

此外，司禮監的宦官還有另一項重要的權力，他們有權會同“三法司”審理囚獄，代皇帝行使司法權力。從英宗朝開始，皇帝便命司禮監太監同“三法司”堂上官審理獄囚。其實，太監擁有部分司法權力，這嚴重破壞了司法監察部門的審案、斷案正常秩序，這成了釀成冤案的嚴重禍根之一。

第四，司禮監提督東廠、內行廠當特務機構，被擁有外派內官之外，還有一些特權，這嚴重地干擾內閣和兵部等正常行使職權，這也是太監干政的重要方式。

比如，司禮監曾派內官出外執行特殊任務的權力，與兵部同理京營軍務以及執行特殊任務等。再如，司禮監擁有調派內臣的權力，而司禮監不但將內臣皆換成他們的親信，而且，還指派宦官到一些要害部門去監視那些部門的官員。

第五，司禮監太監常被皇帝派去執行特殊任務，而執行任務時擁有特殊權力，太監便有了超乎地方官員，甚至超越朝中大臣的專門特權，這很容易形成太監干政的現象發生。

比如，永樂時期，“三寶太監”鄭和三下西洋，表面看，這是太監領著船隊出使各國，展開對外交流，但卻被認為是鄭和奉朱棣的密令，出洋在秘密偵查建文的蹤跡，鄭和在執行特殊任務，權力當然很大，當時的地方官員都對他很敬畏，極力奉承他。若換成別的貪圖權利的太監執行特殊任務，那麼，干政一定是很嚴重的。

總之，司禮監因擁有“批紅”和“掌印”等權力，便成了內廷的權力核心，成了與外廷內閣相牽制、相制衡的權力機構。

從制度的設定看，內閣與司禮監是皇權治理下的兩個權力機構，它們共同分享相權，而每個部門都沒有能掌握獨立的相權。這方便於從中制衡，以此來鞏固皇權，但是，這卻造成了明朝太監干政的嚴重現象，造成了皇權專制集權統治的畸形發展。明中後期，皇帝疏懶怠政，沉溺於玩樂，司禮監得以做大做強。

而司禮監太監利用其特殊權力，黨同伐異、貪財斂財，使後期的明朝成了大臣奉承宦官的王朝，最終導致明王朝敗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