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訓蒙文》是清朝康熙年間的秀才李毓秀，放棄仕進之途，依據孔子的教誨要求，結合自己的教書實踐編成的學童入門讀本，它主要列述了弟子在家、外出、待人、接物、處世、求學時應有的守則規範，強調學童怎樣做人、懂規矩，教育學童以孝順父母、恭敬兄長為名義，繼而教育大家把對父兄的順從，擴大到社會的各個階層，主動去追求對傳統思想文化的認同，宣諭以孔子儒教為立國的根本。祖宗雖遠，祭祀不可不誠；子孫雖愚，經書不可不讀。廢經廢倫，治安敗壞根由。貪嗔痴慢，人心墮落原因，欲致天下太平，須從根本著手。圖挽犯罪狂瀾，唯有明倫教孝。誤根本為枝末，認枝末為根本。為求解決問題，反倒製造問題。君子唯有務本，本固邦國自寧。後來，由清朝乾隆年間的辛卯科副榜賈存仁，從形式到內容上進行修訂改編，不只是針對學童了，而是用來規範每個人做人做事的行為習慣，並改名為《弟子規》。《訓蒙文》引用聖人的著述，以一錘定音的方式，生硬說教，臧否萬行，是當時皇權、神權下的產物，統治者需要這樣的順民、傀儡、奴隸，就給平民子弟灌輸這樣的一套啟蒙讀物，其心可誅。那些必須按照父母意志來學習、生活的孩子，他們在獲得成功經驗的快捷方式的同時，也往往承受了不可承受的壓力，這樣的孩子，缺乏逆境教育，他們最致命的弱點，就是無法承受可能的失敗。想一想，古代聖賢為何要這樣教學？孔子對君臣關係的看法是：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這是儒家倫理文化中的架構，即透過上定名份來教化天下，以維護社會的倫理綱常、政治制度，強調被統治者必須無條件地服從統治者，認為勞動者是靠他們這樣的上人、賢人養活的；法律條令等強制性的規定，不是用來約束上層人物（統治者）的，而只是用來治理下人（勞動者）的，這種道德禮教，與現代的政治、經濟、教育、法律、社會制度以及提倡的人際關係是相悖的。父母呼喚，應及時應答，不要慢悠悠地很久才應答；父母有事交代，要立刻動身去做，不可拖延或者推辭偷懶。統治者需要推崇這樣的一種德行，來維繫整個社會的穩定，因為這是約束弟子的，而不是約束他們的，他們可以亂做，而弟子就得乖乖的聽他們的，以達到聽其擺佈的貪心，讓孩子失去機靈、失去天真，這就容易扼殺學童的思考能力、判斷能力。孩子一旦犯錯，就過於自責；缺乏擔當，會遇事退縮。父輩可以任意對待兒輩，兒輩卻不能有任何不滿的表示，在追求成功的無形之中，父母釋放了自己的完美傾向。人的本性，會因強調無條件的服從，而受到嚴重的壓抑，將虛偽取代真誠，就會產生十分嚴重的殘害學童之後果。東漢經學家鄭玄寫給兒子鄭益恩的《誡子書》，他教子要加強自身的道德修養、繼承父業做學問，傳授給兒子為人處世所應具備的勤奮、節儉、自立的美德。三國時期政治家諸葛亮寫給兒子諸葛瞻的《誡子書》，更是入選了人民教育出版社新版七年級語文教材，成為了今天學生必背的國學經典古詩文之一，他為了蜀漢的國家事業，日夜操勞，顧不上親自教育兒子，將普天下為人父者的愛子情懷錶達得非常深切。《訓蒙文》也許能教育出老實聽話的孩子，但卻難培養出一個孩子健全的人格。我們應該早期充分陪伴、後期大膽放手孩子，悲觀、抑鬱、脆弱、瘋狂的孩子正變得越來越多，我們卻茫然不知。當今社會，我們除了要進一步推敲社會主義理想目標的具體含義，還必須權衡為了實現這些目標所要付出的代價，進而讓我們相信我們應當為什麼樣的目標而生活、奮鬥。失敗帶來的不是寬慰，而是更大的壓力，更多孩子趨於悲觀，將失敗歸咎於自己，而不是外在的環境或者目標的太高。這種所謂的孝悌仁愛之德行，何必要灌輸盲從？何必要灌輸卑躬屈膝那套？這樣教育長大的孩子，會把凡是有悖祖宗遺訓的想法都認為是邪說，凡是不符合傳統習慣的行為都認為是忤逆。我們選擇的創造自由、思想自由，就一個競爭社會而言，依賴於不在於每個社會成員是否有能力推動人類思想發展的原動力，而在於每一種觀點或判斷是否不受壓制，並以新的思想觀點投入到辯論和宣傳中，去經受考驗的這樣事實。子女對父母的感情是自然而然、發自內心的，父慈子孝這個概念是合乎情理的，即使要強調孝敬，也應以感念養育之恩、恪盡贍養之責為根本。我們不宜教條學習《訓蒙文》，尤其是對於與現代生活和價值觀有衝突的奴化教育內容，應當摒除；那種由表及裡的學習研究方法，不可丟棄。
《訓蒙文》是清朝康熙年間的秀才李毓秀，放棄仕進之途，依據孔子的教誨要求，結合自己的教書實踐編成的學童入門讀本，它主要列述了弟子在家、外出、待人、接物、處世、求學時應有的守則規範，強調學童怎樣做人、懂規矩，教育學童以孝順父母、恭敬兄長為名義，繼而教育大家把對父兄的順從，擴大到社會的各個階層，主動去追求對傳統思想文化的認同，宣諭以孔子儒教為立國的根本。祖宗雖遠，祭祀不可不誠；子孫雖愚，經書不可不讀。廢經廢倫，治安敗壞根由。貪嗔痴慢，人心墮落原因，欲致天下太平，須從根本著手。圖挽犯罪狂瀾，唯有明倫教孝。誤根本為枝末，認枝末為根本。為求解決問題，反倒製造問題。君子唯有務本，本固邦國自寧。後來，由清朝乾隆年間的辛卯科副榜賈存仁，從形式到內容上進行修訂改編，不只是針對學童了，而是用來規範每個人做人做事的行為習慣，並改名為《弟子規》。《訓蒙文》引用聖人的著述，以一錘定音的方式，生硬說教，臧否萬行，是當時皇權、神權下的產物，統治者需要這樣的順民、傀儡、奴隸，就給平民子弟灌輸這樣的一套啟蒙讀物，其心可誅。那些必須按照父母意志來學習、生活的孩子，他們在獲得成功經驗的快捷方式的同時，也往往承受了不可承受的壓力，這樣的孩子，缺乏逆境教育，他們最致命的弱點，就是無法承受可能的失敗。想一想，古代聖賢為何要這樣教學？孔子對君臣關係的看法是：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這是儒家倫理文化中的架構，即透過上定名份來教化天下，以維護社會的倫理綱常、政治制度，強調被統治者必須無條件地服從統治者，認為勞動者是靠他們這樣的上人、賢人養活的；法律條令等強制性的規定，不是用來約束上層人物（統治者）的，而只是用來治理下人（勞動者）的，這種道德禮教，與現代的政治、經濟、教育、法律、社會制度以及提倡的人際關係是相悖的。父母呼喚，應及時應答，不要慢悠悠地很久才應答；父母有事交代，要立刻動身去做，不可拖延或者推辭偷懶。統治者需要推崇這樣的一種德行，來維繫整個社會的穩定，因為這是約束弟子的，而不是約束他們的，他們可以亂做，而弟子就得乖乖的聽他們的，以達到聽其擺佈的貪心，讓孩子失去機靈、失去天真，這就容易扼殺學童的思考能力、判斷能力。孩子一旦犯錯，就過於自責；缺乏擔當，會遇事退縮。父輩可以任意對待兒輩，兒輩卻不能有任何不滿的表示，在追求成功的無形之中，父母釋放了自己的完美傾向。人的本性，會因強調無條件的服從，而受到嚴重的壓抑，將虛偽取代真誠，就會產生十分嚴重的殘害學童之後果。東漢經學家鄭玄寫給兒子鄭益恩的《誡子書》，他教子要加強自身的道德修養、繼承父業做學問，傳授給兒子為人處世所應具備的勤奮、節儉、自立的美德。三國時期政治家諸葛亮寫給兒子諸葛瞻的《誡子書》，更是入選了人民教育出版社新版七年級語文教材，成為了今天學生必背的國學經典古詩文之一，他為了蜀漢的國家事業，日夜操勞，顧不上親自教育兒子，將普天下為人父者的愛子情懷錶達得非常深切。《訓蒙文》也許能教育出老實聽話的孩子，但卻難培養出一個孩子健全的人格。我們應該早期充分陪伴、後期大膽放手孩子，悲觀、抑鬱、脆弱、瘋狂的孩子正變得越來越多，我們卻茫然不知。當今社會，我們除了要進一步推敲社會主義理想目標的具體含義，還必須權衡為了實現這些目標所要付出的代價，進而讓我們相信我們應當為什麼樣的目標而生活、奮鬥。失敗帶來的不是寬慰，而是更大的壓力，更多孩子趨於悲觀，將失敗歸咎於自己，而不是外在的環境或者目標的太高。這種所謂的孝悌仁愛之德行，何必要灌輸盲從？何必要灌輸卑躬屈膝那套？這樣教育長大的孩子，會把凡是有悖祖宗遺訓的想法都認為是邪說，凡是不符合傳統習慣的行為都認為是忤逆。我們選擇的創造自由、思想自由，就一個競爭社會而言，依賴於不在於每個社會成員是否有能力推動人類思想發展的原動力，而在於每一種觀點或判斷是否不受壓制，並以新的思想觀點投入到辯論和宣傳中，去經受考驗的這樣事實。子女對父母的感情是自然而然、發自內心的，父慈子孝這個概念是合乎情理的，即使要強調孝敬，也應以感念養育之恩、恪盡贍養之責為根本。我們不宜教條學習《訓蒙文》，尤其是對於與現代生活和價值觀有衝突的奴化教育內容，應當摒除；那種由表及裡的學習研究方法，不可丟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