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士，即讀書人，古語有云：學而優則仕，也就是說讀書好的人，是可以從政做官的。古代人才選拔制度，如科舉制，就是從讀書人中選擇讀書好的人做官，以管理國家事務。讀書人未來是可以成為國家的統治階級的，統治階級的地位自然是最高的。

2.農，即農民。在古代社會，生產力尚不發達，經常遇到災荒，一遇到災荒，就會死很多人，也會因為災荒發生社會動盪，進而影響國家的穩定，影響統治者的統治，因此統治者都把農業作為國家的根本。“社稷”一詞的“稷”就是一種農作物，可見農業對於江山穩固十分重要。農業是根本，從事農業的農民自然也很重要了，也就排在了作為統治階級的讀書人的後面了。

3.工，是指手工業者，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如製造業、建築業、紡織業等。在各朝代中基本上都有類似工部的部門，負責這些手工業的管理，我們現在考古發現的文物，如陶瓷、絲織品、青銅器、鐵器、古建築、玉器等等，基本上都是手工業者的傑作，因此他們對於人民生活十分重要，排在了第三位。

4.商，是指從事商品交易的人，也就是做買賣的人。由於作為統治階級的讀書人，講究重義輕利，而商人則是被利益驅動，因此讀書人大都輕視商人，如描寫商人為奸商、唯利是圖等，自然商人的地位就很低了。

管仲曾在《管子·小匡》中寫道：“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石民的意思是，作為國家柱石的人民，而士農工商則是指讀書人、農民、百工和商人。

但凡看過我們國家治理沙漠報道的人，大約都知道中國治沙的決竅在於：種草方格。用草方格一格一格的將沙子固定，使其形不成流沙，然後再在邊緣地帶開始綠化，一步步向縱深推進，據說這種方法是世界範圍內最成功的。

在中國幾千年的皇權專制的歷史中，農業，農民向來是重中之重，農業稅更是國家統治的基石。所以，歷朝歷代的統治階層，對於農民的統治，管理向來最為重視，下了不少功夫。然而他們最後所採取的辦法卻與現在我們治沙的方法出奇的一至，沒錯！就是種草方格，無形的草方格。

將農民以戶為單位，然後一格一格的固定在土地上。一畝三分地，老婆孩子熱炕頭，將多餘的勞動價值交給統治階層，對統治階層的予取予求毫無怨言。以若干格組成村莊這種大格，以若干村莊這種大格組成縣這種更大的格，再派一個人來管理，這個人就是士，入門級別的士，俗稱知縣。農民是基石，士就是基石粘結劑，一格一格，一層一層的粘結，固定起來，以牢固的支撐上層建築。農民被固定起來，生產剩餘價值，不斷從土地裡吸取營養成分，然後輸送給上層建築，而士就是紐帶。知縣主要的工作除了徵稅徵兵之外，就是勸課農桑，興修水利，以便農民生產更多的剩餘價值。

一個是生產剩餘價值，一個輸送紐帶，所以歷朝歷代的統治者對這兩個階層向來都尤為重視，假如可以的話，他們認為社會只要這兩個階層就足夠了。

然而社會的發展，僅有士農這兩個階層是不夠的。還必須有人建造各式各樣的建築，製造各式各樣的工具，生產各式各樣的生活用品，包括衣食住行各方面都必須要有專業性極強的人去生產，去製造，於是便出現了工這個階層。有了工這個階層就夠了嗎？答案是否定的，還必須有人從事貨物流通，互利互市這種使民眾生活更加便利，國家更加繁榮的事情，於是又出現了商這一階層。

大家或許認為工和商同樣為國家做著貢獻，理應受到和士農一樣的重視吧！但事實是然並卵，統治階層對於工和商的存在是感到無奈和厭惡的。無奈是因為國家確實需要這些人，厭惡是因為他們身上共有的特性，那就是流動性。他們追本逐利，哪裡有工去哪裡做，哪裡有錢去哪裡賺；而人員的流動又會帶來思想，知識，資訊的流動，這就有可能破壞草方格的穩定性，如流沙一般，使得農民無法被固定在草方格內。這一點尤為可惡，是很危險的事情，統治階層對他們厭惡之餘，就是加以防範：工和商的兒子不準參加科舉！

所以在中國古代最受重視——是重視，不是尊重——的是士和農，工和商是向來不受重視的。

士自不必說，農民地裡刨食，面朝黃土背朝天，為何還有人沾沾自喜，自詡書香門第，耕讀傳家呢？那就不得不說中國古代偉大的科舉制度了。因為有了科舉，農民就有機會“朝為田舍郎，暮豋天子堂”；因為有了科舉，農民便有機會“學得文武藝，賣與帝王家”；因為有了科舉，農民便自覺“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既然如此，那工和商的後人不是很悲催，不！還有更悲催的，那就是三教九流這些不入流的，比工商階層更低賤的那些人，比如和尚、道士，媒婆，接生婆，戲子，婊子，做把戲，賣膏藥之類的，他們的子孫更是直接三代不準參加科舉，除非改行當農民。

士：說白點就是當官的，掌握了權勢，是統治者的爪牙，自然排第一。

農：古時候沒有第二產業第三產業也是極少，基本都是第一產業，也就是說一個國家生產生活的基本都是圍繞著田地進行的，田地是生產是國家統治的根基，只有足夠的農民的種植了田地才能產生價值讓統治者剝削，地位當然也不能太低了。

工：工匠所從事之事歷來不被看重，所謂奇淫技巧。工匠所做之物本能節省農民生產成本，一旦一個人能做3個人的事了，剩下兩個人沒田種了，古時候的統治者又沒想著從其他方面安置這些勞動力，一個兩個是小時，全國要是三分之二的農民沒事做了，就會引發社會矛盾的。所以你們工匠還是別做太多的工具出來，免得引起引起社會動盪，把工匠地位定低點，從事的人也就少了。

商：商人本質上不產生價值，但是他們通過商品的交換會帶來巨大的金錢，有錢就好辦事啊，生活條件也好，萬一哪年有天災了，有個商賈巨甲廣施仁義，馬上就能聚集一大片人，要是跟哪個有反骨的走在一起，搞不好就是一場起義啊。把商人社會地位定低點，讓別人看不起商人，要想聚攏人心就沒那麼容易了。還有，商人那麼有錢，生活條件又好，甚至比統治者的爪牙生活還好，萬一的爪牙眼紅了跑去聽商人的話，統治者還怎麼驅使他啊，把商人地位定低點，讓統治者的爪牙在社會地位上壓制商人，讓他們得到心理滿足的同時也會覺得被商人驅使是很下賤的，這樣即使官商勾結，商人在這過程也是從屬的位置，不會印象到統治者對爪牙的控制。

四民”一詞最早出現在《管子》，其文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明末清初學者顧炎武在《日知錄》裡說：“士農工商謂之四民，其說始於管子。”顧炎武認為，齊國丞相管仲最先提出“士農工商”說，所以四民制度起源於管仲，而這也是目前最普遍的說法。管仲在齊國進行變法改革，“四民”制度是變法中的一部分，而這也被認為是四民制度的首次實踐。除管仲以外，春秋戰國時期還有許多人提出士農工商說，比如《春秋穀梁傳·成公元年》載：“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夫甲，非人 之所能為也。丘作甲，非正也。”《荀子·王制篇》裡也有按照士農工商排序的說法。

不過必須要說明的是，管仲所提出的“士農工商四民者”，與後世的“士農工商階層”是完全不同的。首先，管仲所提出的四民當中的“士”，不是讀書人，而是軍士。其次，管仲的這一政策是將國民分為軍士、農民、工匠、商賈，並按照其各自的專業聚居在固定的地區。這裡的劃分只是職業上的不同，並沒有尊卑之分。管仲認為“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這是說四民都是國家基石，不可或缺。

早在遠古時期，中國社會並不輕視商人。在殷商時期，人們十分熱衷於從事商業，商人之名由此得來。在商朝滅亡以後，周朝吸取商朝滅亡教訓，認為商人過度熱衷商業，荒廢農業，導致國家不穩，最終滅亡。於是在周朝以後，商人的地位就被不斷打壓，名義上的地位與奴隸等賤籍無異，被其他階層鄙夷，比如《逸周書·程典》載：“士大夫不雜於工商。”

然而管仲在提出“士農工商”說的時候，雖然將商放在最後，但不是抑商。管仲本就是商賈出身，而在他的變法當中，他極度重視商業的作用，還頒佈了許多促進商業發展的國策。所以說管仲是“四民制度”的提出者沒有問題，但若是將導致古代中國商人地位低的帽子扣在他的頭上，實在是冤枉。

在春秋戰國以後，士大夫階層地位不斷上升，官僚階級逐漸發展壯大。秦亡以後，漢朝奉行儒家學說，漢武帝更是聽取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到科舉制度產生以後，讀書與做官被緊密聯絡在一起，這使得讀書人的地位越來越高。在這種情況下，士的概念也在發生改變，軍人被劃分為軍籍，而士則專指士大夫與讀書人。就這樣，有文化的官吏替代了軍士，成為“士農工商”的榜首。《神童詩》中一句“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更是被無數人奉為金玉良言，直到現在依舊被人傳頌。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所以歷朝歷代的統治者都把農業當作立國之本，極度重視農業。秦《田律》規定：出現旱澇蝗蟲等災情以後，各地官員須立刻書面報告情況，即使風調雨順，官員也需要統計好各地的降雨狀況以及收成情況。《倉律》專門以律法規定種籽入倉、存貯、檢驗、出倉等程式以及畝播種數量。《戍律》規定一戶不準同時徵調兩個以上勞動力服役，違者罰交兩副鎧甲，就是為了保證不干擾農業生產。《倉律》還規定從事農耕生產官府奴婢，二至九月農忙時節，每人每月可增加半斤口糧，以激勵人們從事農桑，確保農業勞動力。在這種情況下，統治者在名義上自然要給予農民較高的地位。

從對於經濟的貢獻來看，商人顯然要比工匠高，然而統治者卻有自己的考慮。不是所有的統治者都像管仲一樣出身商賈，大部分的士大夫打心底裡鄙夷商賈，認為他們是禍國殃民的逐利小人。比如《漢書》中就主張道：“故民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田，猶賤賣以賈……驅民而歸之家，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遊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商人較強的流動性以及它對於百姓的吸引力是一個極度不穩定的因素，所以即使商業對於繁榮國家經濟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中國古代的歷朝歷代依舊奉行重農抑商的政策。

隨著後世對於四民制度的重新構建，士農工商從對於平民的劃分轉變為尊卑排序。在戶籍制度出現並完善以後，四民制度其實已經成為一種概念，不過統治者顯然是需要這種概念的。統治者需要將社會階層劃分為“士、農、工、商”四種階層，且士要在最前面，以體現示人階級的特權和地位，農則緊隨其後，體現出統治者對於農業的高度重視。工匠在古代並不受重視，所以還要排在農後面。而商賈在奉行重農抑商的古代，自然只能排在末位，被歸為“四民”當中的“賤籍”。所以，中國古代社會階層分為士、農、工、商，是經濟基礎所決定的，亦是統治者的需要。

為什麼古代最尊重的是，士農工商？

古代之國之四民；士農工商受尊重，是因士農工商是國之基礎。

士在古代是統治階級中的知識分子以及讀書人，是管理國家及國家待選拔和培養的人才。

《六韜》裡姜太公對文王說，大農、大工、大商，謂之三寶。農一其鄉則谷足，工一其鄉則器足，商一其鄉則貨足。三寶各安其處，民乃不慮。

總之，士農工商在古代是為為國為民做貢獻，是最受尊重的。

因為古代社會是封建社會，典型的農耕社會，因此農業是非常重要的，不過士人的地位是最高的

自從隋唐開始科舉制度，普通人也可以為官，因此所有人都渴望出將入相，甚至宋真宗都寫了“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來勸解讀書科舉，另外明朝是非常優待士人的，有了秀才功名後可以見官不拜，甚至免於徭役，更可以免稅，因此全社會上下都認為讀書人是最受尊敬的。

農就很好理解的，農業社會最根本的就是土地，每個王朝開啟後都是勸農桑，鼓勵農業發展，興修水利，因為農業稅是王朝最基本的賦稅，一但農業出了問題，危及王朝的根本，西漢賈誼說過“農業為根本，商業為枝節”的思想，因此農民在古代是排在士後面。另外古代科舉極為重視出生，農人身份是僅次於世家子弟的身份。

工，相對於農業來說不受重視，古代各種巧匠被視為“奇淫技巧”，不受主流社會的重視，雖然古代很多發明，但大部分的發明都是圍繞農業開展才收到重視的，甚至很多技藝都失傳了，很多著名的工藝技巧或者匠人都是默默無名甚至失傳，而明太祖也是如此，規定匠人制度，一但為匠人，世世代代都是匠籍。

士大夫是社會架構的頂成設計者，每個朝代都是排在第一位，這個勿用多言。而農，中國自古都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農，包括一切種植，養殖相關產業，是社會物質來源的基礎，農穩則國安。工有百工，是社會一切活動工具、場地的生產與更新改進者。工具的改進或發明，帶來的是 農 生產出的物質更豐產富沃，進一步解放勞動力。商，物質流通紀濟人，助力財富流通與資源重新分配。以士農工商這樣的順序要排列，大擬如上面的人認為下面的人只要喝稀飯能不餓死，其他的都不重要。當然，這在內部沒有天災人禍，大家都能吃得到稀飯，並且看見有人偷偷吃乾飯也不眼紅，又沒有外部衝擊的情況下，這樣排序沒問題。

農在古代價值很高的。就有狗從獄牛從牢的說法。早期文明是農耕文明。後來生產力提高之後才出現工人。比如我們奶奶被是工人的其實在當時的社會也很有地位

在一個公司，管理者或者說是法人，是不是代表公司出面打交道。各部門是不是由部門經理來管理。員工們是不是尊重領導，或者說怕領導。

後勤保障人員，是不是吃香的喝辣的，近水樓臺先得月。各種基礎工作都少不了他們，雖然存在感不高，但沒有他們，你就吃不上飯。

生產研發人員，是不是坐在電腦前，工廠裡，質量高的重獎，質量差的罰款。產品是他們生產出來的，沒有他們，你也掙不了錢，但他們的地位比後勤人員也高不了多少。

銷售人員是不是成天奔波在外，能說會道，為了把產品賣出去，什麼事都可以幹。但他們的曝光率很高，甚至還會有的冠軍銷售員會說，沒有我，你們喝連飯都沒得吃。

咱們老祖宗的智慧啊，幾千年的士農工商，到了現代依然還在用著，除了具體工作有了變化，稱呼有了變化。哪一樣不是照搬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