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詞人的主要文化精神應該是，士的人格獨立精神，家國情懷與擔當，以及自我修養、儒釋道的貫通等。

有宋一朝，文化斐然，文人士大夫們也不負時代，紛紛登場，你方唱罷我方休。文人士大夫的光輝形象由此臨頂，得以“一覽眾山小”，實在值得我們稱道！

那我們一起來探討下吧。

三蘇進京，蘇詢蘇軾蘇轍三父子去汴京趕考，當時的主考官、閱卷人是歐陽修。

歐陽修是當時的文壇領袖，名聲很大。試卷就如同我們現在的高考卷一樣，密封了名字，批閱者是看不到的。當歐陽修閱到蘇軾的文章時，拍案叫絕，誇讚不已，本來打算給個第一，可是轉身一想，不對呀！此等好文，估計也只有我的學生曾鞏能寫出來了。“我選我？”這不太好吧，同僚們怎麼看我？面子上擱不住，心裡上過不去，丟不那人！得，大筆一揮，給了蘇軾個第二。

其一，這體現了歐陽修的風骨，不唯親。

其二，也體現了歐陽修的獨立精神，真能行，真是好文章，就會給好評，唯賢是用。

東坡先生遇到個好老師啊！

（二），蘇軾、王安石、司馬光與熙寧變法。

但是，士的獨立、自我依然各自保有，對變法，看法不同就是不同。當然，現在看來，蘇軾應該是三人中最清醒的，王安石變法以失敗告終，出發點好是好，太理想化了，激進了；司馬光又全盤否定變法，過於保守，太守舊了。

王安石被貶謫，堣居鄉野。蘇軾還去拜訪他，安撫他，君子也！蘇軾可是因變法受到過牽連的，苦了多少年，這叫對事不對人，依然可以是朋友。蘇軾，文人士大夫的典範，言之不虛！

國家對“士”寬容，重用，社會風氣寬鬆，再加上宋朝立國以來就四處受敵，生存環境惡劣，這些個文人士大夫猶其具有一種情懷，那就是士的家國情懷與擔當。

（一），辛棄疾，書生與將軍。

辛棄疾與蘇軾並稱“蘇辛”，是宋詞豪放派的代表，其實，他還是一位金革鐵馬、挑燈看劍的軍人，一個宋朝的熱血軍事將領。我們借一首詞來體味一下這位書生的家國情懷：

醉裡挑燈看劍，夢迴吹角連營。

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聲。

沙場秋點兵。

馬作的盧飛快，弓如霹靂弦驚。

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

可憐白髮生。

（二）嶽武穆與精忠報國、《滿江紅》。

岳飛是南宋的著名抗金將領，岳母刺字，精忠報國，這個故事可謂婦孺皆知，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其詞作《滿江紅》也是名篇，盡人皆知。

岳飛，偉大的愛國將領，不朽。

（三）范仲淹與《岳陽樓記》、憂國憂民。

范仲淹先是“屯田久守”兵鎮西夏，後以參知政事身份發起“慶曆新政”。在新政受挫、被貶離京後，他寫下了著名的《岳陽樓記》，我們應該差不多都會背誦吧！

其中，最讓人景仰的詞句，應該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該句是範文正的自勉，也是“士”的追求的最高境界。

範仲範諡號“文正”，這是對他的肯定。能得“文正”諡號的，中華幾千年歷史，了了無幾！

（四）陸游與《示兒》、死猶念家國。

陸游，南宋偉大的愛國詩人，他的《示兒》，經典，永不褪色。我們一起來溫習一下：

死去元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

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

他們面對順境，也直視困境，注重自我修養，內心的調理，儒釋道貫通。他們“進亦憂，退亦憂”，入則躬身廟堂，出則鄉堣修身。正所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

經過五代動亂的歲月，公元960年，趙匡胤發動了“陳橋兵變”，取代後周的恭帝做了皇帝，除了北方的遼國和西北的夏國以外，基本統一了全國，建立起北宋王朝，定都汴梁（時稱東京）。

公元1127年，宋、金民族矛盾激化，金兵滅遼後，揮戈南下，汴京失守，徽宗、欽宗二帝被俘，后妃、皇子、皇女、宗室，以及金銀、珍寶、圖書、文物等盡行擄掠北上，北宋覆亡，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靖康之難”。 宋徽宗繪圖 欽宗之帝康王趙構南渡，遷都臨安（今浙江杭州建立南宋王朝。自此宋、金對峙百餘年。宋室南渡之時，大量北人隨之南遷，使得南宋境內的農業、手工業和商業都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南方出現了小康局面，南宋首都臨安（今杭州）獲得空前的繁榮，為南宋王朝提供了苟安的基礎，也為文人士大夫階層提供了安逸的生活條件。為維護偏安局面，紹興九年，南宋與金議和，向金稱臣，並向金納貢，此後又先後簽訂屈辱的“紹興和議”、“隆興和議”，其間亦有抵抗。縱觀整個南宋時期，主戰和主和的鬥爭貫穿始終，因此，宋人缺乏面向世界的雄心和衝動。

此外，科舉考試製度的完善，為廣大中下層知識分子提供了便利的條件，唐代以來的門閥勢力完全消失，文人士大夫受到廣泛的重視，享受著高官厚祿的待遇。 宋太祖影視劇照 而活字版的發明，使北宋的造紙技術與印刷技術獲得了空前的進步，印板書代替了手抄書，書籍廣泛流通，文化知識得到廣泛傳播，以至出現了封建文化的全面高漲。

正如李澤厚所說：“宋代是以‘鬱郁乎文哉’著稱的，它大概是中國古代歷史上文化最發達的時期，上自皇帝本人、官僚巨宦，下到各級官吏和地主士紳，構成一個比唐代遠為龐大也更有文化教養的階級或階層。”宋代的官員絕大部分出身進士，具有高度的文化修養，龐大的士人階層，給宋代帶來了濃厚的文化氣息。

另一方面，“士不遇”的情結雖在宋代得到淡化，但由文人士大夫由社會責任感而產生的憂患意識卻得到了加強。宋代理學存天理，滅人慾的倫理道德學說，使文人們自覺地將精神的枷鎖套到了自己的上，並試圖努力達到某種人格的完善。

唐代文人可以投幕府、考進士、憑門第、走干謁、遞行卷以求仕進，也可以隱山林、遊江湖、入釋道以求高名，而宋代文人可以選擇的自我價值之路卻狹窄得多，幾乎只有經科舉考試獲得官位，並由此獲得社會承認和優越的物質生活。

因此，像唐代文人那樣廣泛的社會活動，多姿多彩、五花八門的生存方式在宋代漸漸消失了，而對外軍事戰爭的屢屢失敗，也給宋人的心靈投上了濃重的陰影，亦使宋人缺，乏唐人吸收包容外來文化的條件和心態。因此，“宋代文人比起唐代文人來，思想也許更成熟深沉，情感也許更含蓄複雜，但明顯缺乏唐代文人那種豪氣干雲、才華橫溢，那種天真直率、舒捲自如，那種浮華怪誕、異想天開等種種性格特點”，呈現出收斂沉潛的趨向。另一方面，城市經濟高度發展，市民階層不斷壯大，消費風氣濃烈，商業空前繁榮，店鋪酒肆、勾欄瓦舍、青樓梨園、園林館苑等市井生活日益豐富，給宋人帶來了追求享樂的心理，也給宋人營造了恣意享受生活的溫床。當時一般的文人士大夫都過著奢華的生活，宮廷裡常常舉行宴會，皇帝也與大臣一起賞花釣魚，飲酒賦詩。

　與其說宋代詞人的文化精神，不如我們先試著多讀，反覆誦讀宋詞。

來了解一下詞人的真人性情，性格和創作背景。等等。

在宋朝的莊園裡，孕育出無數奇葩。

它們爭奇鬥妍，各放異彩，共同勾勒了一幅絕美的風景。

但偏偏無人欣賞，只能孤獨地等待凋零，待繁華落盡，可以追憶的只剩一掊泥土。

但更應該感到悲傷的是這個莊園，不懂珍惜，最終也難逃衰敗的命運。

寶玉總說女人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在這裡看來，怕是要顛覆了，

宋朝的男人真真是極具柔情的，

不然也不會有隻為情生的晏幾道，在深夜寂寞地撩撥心絃，回憶著和心字羅衣的小蘋初見時的場景；

也不會有自比思婦的秦少游，“困倚危樓”，無奈地堆砌著飛花絲雨般的悲愁；

更不會有蘇軾在午夜夢迴之時，因思念亡妻而輾轉難眠，只守得“千里孤墳，無處話淒涼”。

　在宋朝連男人都這麼溫潤，更別說女人了。

痛失丈夫的李清照經常“東籬把酒黃昏後”，不知在花陰深處醉倒了多少次；

大膽反抗封建禮教的朱淑真

　“寧可抱香枝上老，不隨黃葉舞秋風”，

遇不到自己心儀的愛人，寧可把萬種風情只留給自己，

“獨行獨坐，獨唱獨酬還獨臥”。

讀婉約詞總能讓人思想放鬆，心境平和，不知不覺便跟著詞人進入了意境，彷彿他們就是我們自己。

所以才能常常跟著李清照“尋尋覓覓”，

共享“才下眉頭，卻上心頭”的深情，

隨著姜夔漫徘徊，寒侵被，尚未知”，

在深夜不眠，苦苦相思遠別的戀人，讀到入情處不禁淚水漣漣，淚滿衣衫。

豪放派的詞作雖正氣凜然，雄渾慷慨，但總覺滄桑重荷，不如婉約詞裡呈現的光景更祥和，

那裡有“碧雲天”“黃花地”“淡月梨花”。長袖善舞的歌妓

　“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曼妙的舞姿令人銷魂，不知迷倒了多少多情的詞人；

守望的佳人“妝樓顒望，誤幾回，天際識歸舟”，孤獨地等待歸人的那份愁腸，又讓多少人黯然；

多情詩人晏殊一句“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又傾注了多少眼淚，一次次遠望，一次次失望；

更有晏幾道“漸寫到別來，此情深處，紅箋為無色”，那種“淚彈不盡”的離愁，

我們讀罷怎能感知不到？

有人說，“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

或許是因為這個日漸頹靡的朝代給太多人造成不幸了，俠肝義膽的忠義之士沒有用武之地，他們無處安放受難的靈魂，只能全身心投入創作，以撫慰絕望孤獨的心靈。

所以宋朝湧現出無數才子佳人，宋詞也因此佔據了詞壇的頂峰。

再來聊一下，

宋詞中最受寵的當屬婉約一派，她如少女般嬌羞，綺麗香豔，好似披上一層溫軟的薄霧，如夢如幻。

寫男女幽怨，曲折隱微，“天光雲影，搖盪綠波，撫玩無斁，追尋已遠”，柔到極處，似一江春水，清風一吹便蕩起漣漪。

她最擅抒情，寫豔情香濃但不顯纖佻，寫富貴奢靡但不流於卑俗，有如行雲流水，情調嫻雅。

提到婉約派的詞總是能讓人聯想到一幅畫面，夜空明月高懸，湖水邊有細柳青松，伴著清風微微搖擺著枝葉，一片安逸祥和，使人心馳神往。

好了，讀者朋友！多多買幾本宋詞精裝本去收藏唄！

【浪淘沙令｜花寄林梢】

獨坐悶邀邀。花寄林梢。

雙城遠慮正無聊。

似水流年尤不幸，青蛤烹熬。

誰識名長嘯。萬里洪濤。

無奈寂寞只閒敲。

句法詞調空綴作，又一揮毫。

陳寅恪先生曾指出：“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世。”宋代之所以為華夏民族貢獻出璀璨的文化，與宋代統治者實行“以儒立國” 的基本國策有很大關係。據統計，宋代133名宰相中，出身進士者約佔百分之九十多，餘者出身或制科，或博學鴻詞科，或詞科，無科第的僅9人。宋朝龐大的以文官為主的官僚隊伍，是維護高度中央集權的重要力量。為了讓這一階層能夠忠心耿耿地為王朝賣命，封建君主又全力提高他們的生活待遇，“恩逮於百官者惟恐其不足。”受到如此隆遇的宋代士大夫們，“士為知己者死”，自然會在忠君報國的理念下努力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因此宋代詞人在作品中均體現出了當時的宋代社會文化背景、個人的價值取向和多彩的人生體驗，綜合起來就是宋代詞人們的文化精神。

一是在宴集場合差官妓侑酒唱詞以佐歡。這時候體現價值的是官妓，官妓大都有一定的才智和學識，並且受過正規的音樂訓練，既可擔任宴會的“酒糾”之責，又能唱詞，是調動宴會熱烈氣氛的最佳人選，在宴集場合，歌妓不僅可以當場“乞詞”,有的還藉此機會“乞身”。《東皋雜錄》載：元祐六年(1091),蘇軾在杭州任上被召還京師，路過京口，適逢郡守林子中宴會，“座中營妓出牒，鄭容求脫籍，高瑩求從良”。林子中命二妓呈牒給東坡，東坡即席索筆，於牒後題《減字木蘭花》雲：“鄭莊好客，容我尊前先墮幘。落筆生風，籍籍聲名不負公。 高山白早，瑩骨柔肌那解老。從此南徐，良夜風清月滿湖。”這是一首藏頭詞，將每句詞的首字提出來，就可組合成“鄭容落籍、高瑩從良”八字。你看蘇軾，多會做人、做事和做詞啊！二是挾妓遊湖。“贏得蘭堂醞酒，畫船攜妓歡遊”(柳永《木蘭花慢》),這是最浪漫、最有情趣的冶遊方式。孔平仲《談苑》:“晏丞相殊知南京，王琪、張亢為幕客，泛舟湖中，以諸妓自隨。”宋代詞人通過這種方式流傳後世的詞太多了。三是招廚傳歌妓佐歡。廚傳，指供應過客食住和車馬的館舍，其中多養有歌妓以便為過往客人服務，其性質介於官妓和商妓之間，既可應付官差，也可自主經營。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卷八載：“謝希深、歐陽永叔官洛陽時，同遊嵩山。雪作，登石樓望都城，乃錢相(錢惟演)遣廚傳歌妓至，當少留龍門賞雪，無遽歸也。”看人家，在嵩山龍門賞雪時，都有廚傳歌妓陪伴，此情此景，能不詞性大發麼！四是直接去“煙花巷陌”“偎紅依翠”。在這方面，浪子詞人柳永更是行家裡手，他的風流韻事和豔詞就太多了。五是蓄家妓以供享樂。在宋代，蓄養家妓是一種社會風氣，范成大有一色藝俱勝的家妓小紅，因詞人姜夔曾為范成大譜制了《暗香》、《疏影》二曲，範便將小紅贈與之，遂成就了姜夔“自作新詞韻最高，小紅低唱我吹簫”的風流生活。

在宋代，男詞人中能得酒中真趣的只有蘇軾了。東坡先生曾在《滿庭芳》詞中說：“百年裡，渾教是醉，三萬六千場。”這與李白“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的口氣頗為相似，好像他真的酒量很大，且是一個飲酒無度的狂客。如果這樣理解，那就被東坡先生給矇蔽了，他實際上是一個酒量有限且飲酒很有節制的人。他“嘗自言平生有三不如人，謂著棋、吃酒、唱曲”。東坡酒量雖不如人，但飲酒的境界之高，對酒趣的理解之深，卻不是泛泛而飲者可比擬的。且看這首《行香子》：

清夜無塵，月色如銀。酒斟時、須滿十分。浮名浮利，虛苦勞神。嘆隙中駒，石中火，夢中身。雖抱文章，開口誰親。且陶陶、樂盡天真。幾時歸去，作個閒人。對一張琴，一壺酒，一溪雲。

在東坡這裡，飲酒是一種審美體驗，是洞悉宇宙人生的媒介，是開啟精神枷鎖的鑰匙，是擺脫物累、通向心靈自由的橋樑。這樣的飲酒境界，縱酒佯狂的阮籍、劉伶達不到，豪飲酣醉的李白也達不到。

再簡說一下李清照，可別以為李女士只會填詞不會飲酒。清人沈曾植評論李清照說：“易安倜儻有丈夫氣，乃閨閣中之蘇、辛，非秦、柳也。”有“丈夫氣”就該有“酒氣”,焉有丈夫而不飲酒者。現存李清照的詞半數以上與飲酒有關，尤其她喜歡誇張地使用“醉”字，但“醉”的情感深度在詞人生命的不同時期是有明顯差別的：“常記溪亭日暮，沉醉不知歸路。”少年時期，無拘無管，溪亭醉飲，遊興沉酣，酒興闌珊，以至於“不知歸路”，活脫脫一個活潑率真、倜儻灑脫的少女形象。“夜來沉醉卸妝遲，梅尊插殘枝。酒醒薰破春睡，夢斷不成歸。”少婦時期，隨夫宦遊，夫婦時有分離，“酒意詩情誰與共，淚融殘粉花鈿重”。無奈之下，詞人只得借酒以澆相思之苦，但醉不成歡，夢易醒而離人卻不歸。讀李清照的詞，衝著她這種率真的性情，就想和她對飲幾杯，可只是，無論是過去還是當下，有幾人有資格和李居士對坐飲酒、填詞呢！只怕是，三句話不到，便把酒潑到了恁的臉上。

“居士”是一個佛教名詞，用以稱呼在家佛教徒之受過“三歸”、“五戒”者。東晉名僧慧遠疏對居士的解釋是：“居士有二：一是廣積資財，居財之士，名為居士；一是在家修道，居家道士，名為居士。”我們上面所列宋代“居士”是接近於“在家修道”者，但與之又有區別：他們並非在家修道的身體力行者，而是傾心於“居士”的文化精神，這是宋代文人士大夫求得閒適隱逸人生與詩意生活的一種文化選擇。

宋代實行的是“與士大夫治天下”的文官制度，文人士大夫受到廣泛重用。但封建朝廷為防止文官專權，又採用三省分權制衡的體制和臺諫監督彈劾制度。臺諫是指御史臺和諫議院，御史臺“掌 糾察官邪，肅正綱紀”,諫議院“掌規諫諷諭。凡朝政闕失、大臣至百官任非其人、三省及百司事有違失，皆得諫正” 因此，官吏們稍不留心，就可能遭到言官的彈劾而被免職、貶官。宋代又是朋黨之爭異常激烈的時代，封建官僚內部為了爭奪權位，彼此互相攻訐，再加上政見分歧，故朋黨之爭相當激烈。黨爭雖涉及是非曲直，但往往夾雜意氣，動輒相互殘酷傾軋。朝臣之間黨同伐異，勢同水火，一派得勢，則對異己竭盡排擠、打擊之能事。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下，被貶謫、被流放成了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生活中經常性、普遍性的一種現象。終宋一朝，身居高官顯位者大都有過貶謫經歷。以晏殊之謹慎，韓琦、文彥博之持重，蔡京之奸猾，韓侂冑之專橫，皆難免被貶謫的命運，更不用說像范仲淹、歐陽修、蘇軾、辛棄疾、胡銓等鯁亮直節之臣。

“謫居”期間，宋代詞人經過命運的沉浮，對政治和人生看得更加清醒，這時期所做的詩詞也更顯曠達。如歐陽修被貶滁州時做的《醉翁亭記》；蘇軾被貶黃州時做的《定風波》；辛棄疾謫居上饒時做的《鷓鴣天》等等。

在參禪悟道方面，在范仲淹的作品《岳陽樓記》中“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人生態度，能感受到佛教對其人生態度的影響。在這方面，受影響最大的就是王安石了，他晚年罷相後，在江寧度過了十年的退休生活，在鐘山上構築了“半山園”，與僧人交遊、談禪是其日常生活的一項重要內容，其結果便是，在他的詞《題半山寺壁》、《即事》、《擬寒山拾得二十首》和《雨霖鈴》等作品中，絕大多數是談禪說理的。

宋代詞人是中國文化最鮮明的符號，他們在詩詞領域的文化造詣和表現出的文化精神，隨著歷史的演進而不斷傳承。仁者見仁，可能朋友們對宋代詞人的文化精神還有多個維度的理解，這更有利於我們從不同方面瞭解宋代詞人們的文化精神，對於我們學習、理解宋詞會有很好的幫助。

宋詞作為中國文學史上的第二座高峰，和唐詩、元曲、明清小說構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宋詞的代表人物是蘇東坡和辛棄疾。他們都是“豪放派”的著名的詞家和大師級別的文豪。此外，李清照作為宋詞中才女的代表，獨樹一幟。李煜作為千古詞帝，對宋詞的發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婉約派”是宋詞的主流，但作品中存在著大量消極的因素，不少詞人在得意進官場，失意寫文章的背後，折射出他們“無可奈何花落去”的文化人生。

宋詞見性情，字句佈局新。愁腸百轉中，又見豪氣雄。流轉百世做，一字值千金。大氣見朝代，興亡事不停。更迭晨夕間，命運多舛夭。流離江湖間，胸壘向天嘯。唐詩宋詞問，幾多見分曉。

宋代詞人都有那些文化精神？他們所追求的目標正是他們的文化精神。他們將歷盡世事滄桑的感情融入了寧靜悠然的大自然之中，表現出從容恬淡、曠達自適的心境的嚮往，由閒逸發展而來的曠達處世心態，使宋人往往表現出靜默內斂、恬淡超脫的情懷，這就是宋人的文化內涵和文化精神。自宋以來，以琴、棋、書、畫修身，以詩、詞、歌養性的文人習氣，漸漸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的共同情趣，歐陽修《六一居士傳》中“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的自述，蘇軾能做詩詞文賦並擅長書法繪畫的事實，以及李清照《金石後序》中關於與丈夫趙明誠烹茶雅玩書畫的回憶，都足以證明當時士大夫崇尚儒雅的審美取向與追求正是宋代詞人文化精神所在。

中興四大詩人，又稱南宋四大家，南宋尤袤、楊萬里、范成大。當時楊、陸的聲名尤著。宋代詩人陸游和辛棄疾均屬於豪放派寫實詞人。豪放詞特點大體是創作視野較為廣闊，氣象恢弘雄放，喜用詩文的手法、句法寫詞，語詞巨集博，用事較多，甚至涉於狂怪叫囂。不但震爍詞壇，而且廣泛地影響詞林後學，從宋、金直到清代，歷來都有標舉豪放旗幟，大力學習蘇、辛的詞人。豪放派雖以豪放為主體風格，卻也不乏清秀婉約之作，不名之家如此，名家亦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