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學者認為萬曆時代最明顯的社會特徵是形成了多重的價值標準。
其一，重開科舉。使科舉成為軍功之外通向仕途的唯一途徑。這也是最有效最體面特別是最符合國家意志的脫貧道路和展示自我價值的方式，仕途也成了民眾公認、國家倡導的最基本的社會價值標準。反觀現在的公務員熱，頗有一番相似之處。隨著社會經濟的漸次復甦，社會財富開始積累，各地城市趨向繁榮，人民對物質財富的佔有慾變得強烈起來，統治者的構成也由流氓無產者演變成了社會財富控制者，國家權力對民眾的控制開始鬆懈。
其二，財富。棄學經商者大量出現，這種價值標準的發生及被社會逐漸認同成為明代社會經濟發展特別是商品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正是在這種價值標準的推動下，徽商、晉商、江右商、閩商、粵商等“十大商幫”以及其他地域性商人活躍起來，並影響著中國五百年的經濟社會發展。萬曆時代，中國的經濟高度繁榮，尤其是江南地區已經出現資本主義萌芽，在大明南端原本不知名的小漁村澳門迅速崛起，成為當時中西方貿易的視窗。正如博克瑟所言：“1557年葡萄牙人在中國的澳門獲取了一個可靠的基地，1571年在日本的長崎獲得了另一個基地。此後，這一獲利頗豐的貿易便達到其鼎盛時期。”據史學家研究，澳門從1580年代進入了繁榮的黃金時代，此後的半個多世紀，澳門成為溝通東西方經濟的重要國際商埠，葡萄牙人操縱了以澳門為中心的幾條國際航線。
其三，文化。隨著明朝時期的長治久安和經濟的持續發展，文化消費的需求也逐漸加強，人民對精神的享受有了更多的追求。在這方面，上層與下層、貴族與大眾有著共同的喜好與需要。大眾需求推動了上層需求，上層需求刺激著下層需求，文化產品、精神產品與物質產品一道，構成明代社會的基本需求和財富來源。不少讀書人透過詩文、書畫、民歌時曲、說唱此話、通俗小說，不少能工巧匠、名醫名卜以及精通或粗通星系占卜、房中術等各種術數的人們，透過他們的作品、技藝，獲得了社會地位、政治身份或經濟收益。萬曆時代是中國歷史上文化繁榮的時代，湯顯祖的《牡丹亭》、蘭陵笑笑生的《金瓶梅》以及數量眾多的晚明小品文都出自那個時期。
萬曆時代，最大的問題是政治的敗壞，其根源在於皇權與文官集團的對抗，皇帝以消極的方式進行對抗，最終國家機器幾近癱瘓，這或許是明朝之所以滅亡的最主要原因吧，所以《明史》說：“明之亡實亡於神宗。”
很多學者認為萬曆時代最明顯的社會特徵是形成了多重的價值標準。
其一，重開科舉。使科舉成為軍功之外通向仕途的唯一途徑。這也是最有效最體面特別是最符合國家意志的脫貧道路和展示自我價值的方式，仕途也成了民眾公認、國家倡導的最基本的社會價值標準。反觀現在的公務員熱，頗有一番相似之處。隨著社會經濟的漸次復甦，社會財富開始積累，各地城市趨向繁榮，人民對物質財富的佔有慾變得強烈起來，統治者的構成也由流氓無產者演變成了社會財富控制者，國家權力對民眾的控制開始鬆懈。
其二，財富。棄學經商者大量出現，這種價值標準的發生及被社會逐漸認同成為明代社會經濟發展特別是商品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正是在這種價值標準的推動下，徽商、晉商、江右商、閩商、粵商等“十大商幫”以及其他地域性商人活躍起來，並影響著中國五百年的經濟社會發展。萬曆時代，中國的經濟高度繁榮，尤其是江南地區已經出現資本主義萌芽，在大明南端原本不知名的小漁村澳門迅速崛起，成為當時中西方貿易的視窗。正如博克瑟所言：“1557年葡萄牙人在中國的澳門獲取了一個可靠的基地，1571年在日本的長崎獲得了另一個基地。此後，這一獲利頗豐的貿易便達到其鼎盛時期。”據史學家研究，澳門從1580年代進入了繁榮的黃金時代，此後的半個多世紀，澳門成為溝通東西方經濟的重要國際商埠，葡萄牙人操縱了以澳門為中心的幾條國際航線。
其三，文化。隨著明朝時期的長治久安和經濟的持續發展，文化消費的需求也逐漸加強，人民對精神的享受有了更多的追求。在這方面，上層與下層、貴族與大眾有著共同的喜好與需要。大眾需求推動了上層需求，上層需求刺激著下層需求，文化產品、精神產品與物質產品一道，構成明代社會的基本需求和財富來源。不少讀書人透過詩文、書畫、民歌時曲、說唱此話、通俗小說，不少能工巧匠、名醫名卜以及精通或粗通星系占卜、房中術等各種術數的人們，透過他們的作品、技藝，獲得了社會地位、政治身份或經濟收益。萬曆時代是中國歷史上文化繁榮的時代，湯顯祖的《牡丹亭》、蘭陵笑笑生的《金瓶梅》以及數量眾多的晚明小品文都出自那個時期。
萬曆時代，最大的問題是政治的敗壞，其根源在於皇權與文官集團的對抗，皇帝以消極的方式進行對抗，最終國家機器幾近癱瘓，這或許是明朝之所以滅亡的最主要原因吧，所以《明史》說：“明之亡實亡於神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