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廈地基將塌陷之時，就是整個大廈傾倒之時，就算地基以上再怎麼牢固也將於事無補。歷朝歷代都是如此，地基就是有治理國家能力的帝王，大廈就是那些誤國誤民的臣子跟腐敗政府。縱然帝王能力再怎麼出眾，沒有賢臣、能臣跟清明的政府作輔助也是無力迴天。唐末宣宗跟明崇禎就是最好的例子。宣宗治國理政能力堪比李世民，最後他去世之後唐朝還沒五十年就被滅亡了。崇禎亦是如此，奸佞、宦官之臣當道，如何能挽救大明於水火之中？

嘉慶廟號：仁宗，“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普通人能稱為“仁”已經殊為不易，皇帝稱“仁”就更不容易了，第一個稱為仁宗皇帝的是宋仁宗趙禎，這可是中國歷史上與漢文帝齊名的仁皇帝，嘉慶比起宋仁宗雖有不如，但用勵精圖治來評價也不算過分，政治上整頓吏治，剷除和珅；經濟上減免錢糧，重農抑商；軍事上打擊邪教，鎮壓叛亂；文化上結束了文字獄，推崇“文教治天下”、“以孝治天下”，如果不是趕上了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歸入明君問題不大。

但中華帝國卻是在他手裡走向沒落，以至於西洋人的炮艦打來的時候，毫無還手之力。

究竟是人的問題還是環境問題，應該說兩者都有，但環境問題明顯影響更大。

1799年乾隆皇帝去世，同年大洋彼岸的美國第一任總統華盛頓去世，兩人雖年齡不同，但卻在一年去世，不能不說是一種巧合，乾隆走後，留下一個看似繁榮實則夕陽西下的農業帝國，而華盛頓留下的是一個冉冉升起的現代帝國，就自然資源要素稟賦來說，美國並不比中國有優勢，但此後的150年兩者走向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兩位君王相較，孰高孰低一目瞭然。

嘉慶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走上歷史舞臺，用今天的眼光來看，嘉慶閉關鎖國，因循守舊，葬送了中國發展的大好機會，甚至有人罵他亡國之君，千古罪人，但在當時的環境下卻再正常不過，要知道，後世被稱為“開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則徐彼時還是個14歲的少年，另一位開眼看世界的代表魏源才剛滿五歲，距離《海國圖志》編纂完成還有53年，我們如何苛求嘉慶皇帝可以先知先覺，擺脫環境的枷鎖。

兩千年的封建社會，造就了我們重農輕商、秩序森嚴的等級社會，這種制度曾經在一段時期大獲全勝，我們經常感嘆的漢唐盛世正是這一制度的產物，但隨著文藝復興的到來，科學的理念在西方生根發芽，基於古希臘文明的政治傳統配合改良的基督教文明，展示出強大的生命力，在技術的推動下一舉摧毀了全世界舊有的文明秩序，為現代社會奠定了基礎，這既是那個時代落後地區百姓的不幸，也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大幸，大勢湯湯，不可逆轉。

而嘉慶，不過是那個大時代的參與者，他竭盡全力堅守著傳統，兢兢業業做好工作，卻渾然不知，時代已經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