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時以周天下為共主，各諸候國仍然是周天下的附屬國，因此，名士名臣往來各國就相當於現在到外省旅行交流，不會被認為是叛國投敵，這是由於春秋戰國時的“國”與現在的“國”的含義不同所致，春秋時期國“國”是指城郭，是分封諸候領地自建的城市區域，各華人員往來交往是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而已，另一方面春秋時期政治生態較為開明，各諸候國統治階級對名人名士多寬容，廣納賢才為社會共同風氣，形成人才的良性竟爭。現在對“國”的定義就是國家，而且統治階級對建設國家多采用集權方式，建立法律手段強力強權治理，對叛華人員建立嚴苛懲罰條文，國家之間防範意識極強，一旦有叛國投敵者必追剿，以叛國重罪論處。

周朝實行‘‘邦國制’’，天下共主是周王室，名稱倒沒有，後世說的‘‘家天下’’中的‘‘天下’’‘‘周天子’’或許就是一個大稱謂。所以，不管去哪個諸侯國，都在周朝的範圍內，這有點點像美國的聯邦制，去哪個州都是美國範圍。

周天子得了天下之後，進行分封，諸侯得到的土地成為‘‘國’’（奇怪的是，那時的典籍多數稱諸侯國為‘‘邦’’），如‘‘安知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與’’；諸侯把土地分封給大夫，叫做‘‘家’’（采邑）如‘‘三家者以雍徹’’，說的就是魯國三公；士人是沒有土地的，可以自由流動，如‘‘士而懷居，不可以為士矣’’。

在這種分封制中，大家都共在周朝的天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只要在周朝之中，都不算是叛國投敵。因而，當時士人的風氣是哪個諸侯國尊賢納才就往哪去，如孔子周遊列國，去過九個諸侯國，那時候的人才是流動的，甚至可以去敵對諸侯國做官。

諸侯國也儘可能地提升自己‘‘尊賢’’的知名度，採取各種辦法，讓人才流到自己國家來。同時，君王的後代（公子）和大夫也有‘‘養士’’之風，如孟嘗君就連‘‘雞鳴狗盜之徒’’也收納，士人，只要有一技之長、一家之說都可以有口飯吃，這也促進了春秋戰國時期士人極強的流動性。

因為所有人都不覺得有問題，便不是問題。春秋戰國時代列國紛爭，諸侯國之間互相兼併，社會矛盾尖銳。各國名士擇良木而棲，是時代允許的，不會有人認為這是通敵叛國，畢竟真正的國政要事，國君是不會輕易告訴旁人的。

孔子周遊列國，弟子遍佈三千，但儒家思想在當時的亂流中，不適合作為治國思想，所以難以被重用。老子的道家思想，主張無為而治，也不現實，可在和平時期，這樣的思想是可以被採用的，比如漢朝出年採用休養生息，便是這個。

時勢造英雄，張儀，蘇秦等人之所以遊說成功，成為歷史上有名的謀臣名士，是因為他們的思想適合亂世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