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皇帝去世後，因其沒有子嗣，慈禧在皇室血緣關係最親近的血親中選擇皇位接班人，於是找到了醇親王奕譞的兒子載湉。
從大歷史視角觀察，清廷選擇載湉接續同治帝紹繼咸豐帝是對的。第一，這確實最大限度保證了接班人在血緣上與咸豐帝最近；第二，有助於咸豐帝的未亡人慈禧太后、慈安太后繼續把握政權，在某種程度上保證了皇權中心不會發生太大偏移；第三，慈禧、慈安兩太后繼續垂簾，有助於政治穩定，將先前已經進行十餘年的自強新政繼續下去。
我們知道，同治十二年有十多個年頭都是慈禧、慈安兩位太后共同秉政，同治帝只是在最後不到兩年的時間裡獨立處理政務（其實還是半獨立）。或許從中國傳統政治倫理上說，垂簾聽政是牝雞司晨，屬於名不正言不順。其實，在家天下背景下，皇子年幼，由太后出而主持政務，實在是不得已的變通辦法。假如此時不是載湉即位，而是選擇一個成年皇帝，而且與兩宮太后同樣沒有血緣關係，那麼完全可以相信一朝天子一朝臣，清帝國中樞系統一定會在權力移交後重新洗牌。
沒有了慈禧太后之後的清帝國，肯定還會繼續發展，但是也可以肯定不會像已經走過的路那樣繼續發展，同治帝親政之後就曾試圖改變既往路線，準備大興土木，重建頤和園，只是被恭親王等重臣及時制止。因此，從清帝國政策穩定性角度而言，同治、光緒連續兩個小皇帝名義上執政，慈禧太后實際控權，儘管不得已又不合適，但就總體而言，自咸豐末年開始的自強新政總算勉強持續了30多年，至光緒帝親政實際掌握權力為止，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一個完整的“同光中興”時期。這個時期的下限，大致可以定在甲午戰爭爆發前。
“同光中興”在很大程度上將沉淪至谷底的中國經濟、社會拉回到一個上升通道。正面、直接回應了西方工業文明對中國農業文明的挑戰，中國的工業化從無到有，在同光中興晚期，確實建構了一個工業化起步的架子，與同樣後發的日本相比，毫不遜色。中國的城市化運動，也因為工業化的帶動，加上清帝國對西方資本、貿易的接納而獲得發展。上海、天津、漢口、廣州，以及整個長江沿岸經濟帶、長江以南廣大地區，都在這個時間段獲得了較大發展。
軍事更是同光中興小陽春中最值得稱道的地方，中國終於在這30年中慢慢與冷兵器時代揮別，一支擁有新技術手段、新裝備的現代化海軍，第一次在中國歷史上出現，成為維護清帝國持續發展最重要的威懾力量。
當然，慈禧太后治下的同光中興雖成績不少，問題也是多多。略舉大端，諸如新教育沒有隨著工業化發生而推行；社會沒有隨著城市化而改造；國家更沒有隨著經濟發展、近代化發展而獲得政治上的改造，再比如中國沒有像日本明治維新開始後那樣廢藩置縣，重建中央集權體制，重建統一的國內市場，最佳化資源配置，而是沿襲舊制，特別是在經濟發展、城市化發展到了一定階段之後，沉溺於“後發優勢”獲得的成績，弄不清經濟發展、實力提升是改革的結果，還是舊制不變的結果，最終使中國錯失良機，也由此註定了甲午戰爭的結局，甚至預設了戊戌維新的難度。
同治皇帝去世後，因其沒有子嗣，慈禧在皇室血緣關係最親近的血親中選擇皇位接班人，於是找到了醇親王奕譞的兒子載湉。
從大歷史視角觀察，清廷選擇載湉接續同治帝紹繼咸豐帝是對的。第一，這確實最大限度保證了接班人在血緣上與咸豐帝最近；第二，有助於咸豐帝的未亡人慈禧太后、慈安太后繼續把握政權，在某種程度上保證了皇權中心不會發生太大偏移；第三，慈禧、慈安兩太后繼續垂簾，有助於政治穩定，將先前已經進行十餘年的自強新政繼續下去。
我們知道，同治十二年有十多個年頭都是慈禧、慈安兩位太后共同秉政，同治帝只是在最後不到兩年的時間裡獨立處理政務（其實還是半獨立）。或許從中國傳統政治倫理上說，垂簾聽政是牝雞司晨，屬於名不正言不順。其實，在家天下背景下，皇子年幼，由太后出而主持政務，實在是不得已的變通辦法。假如此時不是載湉即位，而是選擇一個成年皇帝，而且與兩宮太后同樣沒有血緣關係，那麼完全可以相信一朝天子一朝臣，清帝國中樞系統一定會在權力移交後重新洗牌。
沒有了慈禧太后之後的清帝國，肯定還會繼續發展，但是也可以肯定不會像已經走過的路那樣繼續發展，同治帝親政之後就曾試圖改變既往路線，準備大興土木，重建頤和園，只是被恭親王等重臣及時制止。因此，從清帝國政策穩定性角度而言，同治、光緒連續兩個小皇帝名義上執政，慈禧太后實際控權，儘管不得已又不合適，但就總體而言，自咸豐末年開始的自強新政總算勉強持續了30多年，至光緒帝親政實際掌握權力為止，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一個完整的“同光中興”時期。這個時期的下限，大致可以定在甲午戰爭爆發前。
“同光中興”在很大程度上將沉淪至谷底的中國經濟、社會拉回到一個上升通道。正面、直接回應了西方工業文明對中國農業文明的挑戰，中國的工業化從無到有，在同光中興晚期，確實建構了一個工業化起步的架子，與同樣後發的日本相比，毫不遜色。中國的城市化運動，也因為工業化的帶動，加上清帝國對西方資本、貿易的接納而獲得發展。上海、天津、漢口、廣州，以及整個長江沿岸經濟帶、長江以南廣大地區，都在這個時間段獲得了較大發展。
軍事更是同光中興小陽春中最值得稱道的地方，中國終於在這30年中慢慢與冷兵器時代揮別，一支擁有新技術手段、新裝備的現代化海軍，第一次在中國歷史上出現，成為維護清帝國持續發展最重要的威懾力量。
當然，慈禧太后治下的同光中興雖成績不少，問題也是多多。略舉大端，諸如新教育沒有隨著工業化發生而推行；社會沒有隨著城市化而改造；國家更沒有隨著經濟發展、近代化發展而獲得政治上的改造，再比如中國沒有像日本明治維新開始後那樣廢藩置縣，重建中央集權體制，重建統一的國內市場，最佳化資源配置，而是沿襲舊制，特別是在經濟發展、城市化發展到了一定階段之後，沉溺於“後發優勢”獲得的成績，弄不清經濟發展、實力提升是改革的結果，還是舊制不變的結果，最終使中國錯失良機，也由此註定了甲午戰爭的結局，甚至預設了戊戌維新的難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