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天文學發展最早的國家之一。由於農業生產和制定曆法的需要，中國的祖先很早就開始觀測天象，並用以定方位、定時間、定季節。春秋戰國時期，楚華人甘德和魏華人石申各自在其本國進行天文觀測，在長期觀測天象的基礎上，甘德和石申各寫出了一部天文學著作。甘德的著作名為《天文星佔》，石申的著作名為《天文》，都是八卷。漢朝時這兩部著作還是各自刊行的，後人把這兩部著作合併，並定名為《甘石星經》。石申對天空中的恆星作了長期細緻的觀測，他和甘德都建立了各不相同的全天恆星區劃命名系統。其方法是依法給出某星官的名稱與星數，再指出該星官與另一星官的相對集團，從而對全天恆星的分佈位置等予以定性的描述。三國時陳卓總結甘德、石申和巫咸三家的星位圖表，得到中國古代經典的283星官1464星的星官系統，其中屬甘氏星官者146座（包括28星宿在內）。由此可見甘德在全天恆星區劃命名方面的工作對後世產生的巨大影響。甘德還曾對若干恆星的位置進行過定量的測量，可惜其成果後來大多散佚了。石申對行星運動的研究，也取得了劃時代的成就。尤其對金、木、水、火、土五星的執行，有獨到的發現。石申推算出木星的回合週期為400天整，比準確數值398.88天差1.12天；他還認識到木星運動有快有慢，經常偏離黃道南北，代表了戰國時代木星研究的先進水平。另外，石申還推算出水星的回合週期是136日，比實際數值115日誤差了21日，這個誤差雖大，但石氏已初步認識了水星運動的狀態和見伏行程的四個階段，說明石申已基本掌握了水星的執行規律。石申還首先發現了火星的逆行現象，推算出火星行度週期為410度780日，接近於實際日期。後人把甘德和石申測定恆星的記錄稱為《甘石星經》。《甘石星經》是世界上最早的恆星表，比希臘天文學家伊巴谷在公元前2世紀測編的歐洲第一個恆星表還早約200年。《甘石星經》在宋代就失傳了，但在唐代的《開元佔經》中還儲存著一些片斷，南宋晁公武的《郡齋讀書志》的書目中儲存了它的梗概。《甘石星經》是中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天文學著作，後世許多天文學家在測量日、月、行星的位置和運動時，都要用到《甘石星經》中的資料。因此，《甘石星經》在中國和世界天文學史上都佔有重要地位。石氏星表是古代天體測量工作的基礎，因為測量日月星辰的位置和運動，都要用到其中二十八宿距度（本宿距星和下宿距星之間的赤經差叫距度）的資料，這是中國天文曆法中一項重要的基本資料。
中國是天文學發展最早的國家之一。由於農業生產和制定曆法的需要，中國的祖先很早就開始觀測天象，並用以定方位、定時間、定季節。春秋戰國時期，楚華人甘德和魏華人石申各自在其本國進行天文觀測，在長期觀測天象的基礎上，甘德和石申各寫出了一部天文學著作。甘德的著作名為《天文星佔》，石申的著作名為《天文》，都是八卷。漢朝時這兩部著作還是各自刊行的，後人把這兩部著作合併，並定名為《甘石星經》。石申對天空中的恆星作了長期細緻的觀測，他和甘德都建立了各不相同的全天恆星區劃命名系統。其方法是依法給出某星官的名稱與星數，再指出該星官與另一星官的相對集團，從而對全天恆星的分佈位置等予以定性的描述。三國時陳卓總結甘德、石申和巫咸三家的星位圖表，得到中國古代經典的283星官1464星的星官系統，其中屬甘氏星官者146座（包括28星宿在內）。由此可見甘德在全天恆星區劃命名方面的工作對後世產生的巨大影響。甘德還曾對若干恆星的位置進行過定量的測量，可惜其成果後來大多散佚了。石申對行星運動的研究，也取得了劃時代的成就。尤其對金、木、水、火、土五星的執行，有獨到的發現。石申推算出木星的回合週期為400天整，比準確數值398.88天差1.12天；他還認識到木星運動有快有慢，經常偏離黃道南北，代表了戰國時代木星研究的先進水平。另外，石申還推算出水星的回合週期是136日，比實際數值115日誤差了21日，這個誤差雖大，但石氏已初步認識了水星運動的狀態和見伏行程的四個階段，說明石申已基本掌握了水星的執行規律。石申還首先發現了火星的逆行現象，推算出火星行度週期為410度780日，接近於實際日期。後人把甘德和石申測定恆星的記錄稱為《甘石星經》。《甘石星經》是世界上最早的恆星表，比希臘天文學家伊巴谷在公元前2世紀測編的歐洲第一個恆星表還早約200年。《甘石星經》在宋代就失傳了，但在唐代的《開元佔經》中還儲存著一些片斷，南宋晁公武的《郡齋讀書志》的書目中儲存了它的梗概。《甘石星經》是中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天文學著作，後世許多天文學家在測量日、月、行星的位置和運動時，都要用到《甘石星經》中的資料。因此，《甘石星經》在中國和世界天文學史上都佔有重要地位。石氏星表是古代天體測量工作的基礎，因為測量日月星辰的位置和運動，都要用到其中二十八宿距度（本宿距星和下宿距星之間的赤經差叫距度）的資料，這是中國天文曆法中一項重要的基本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