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學科的危機,說到底是人文科學的信譽的危機，商業經濟模式和科學量化標準對人文學科的不公平定位和不合理評估,導致了人文學科的處境日漸衰落。西方人文學科所遭受的種種經歷折射出了全球人文學科的困境。

人文學科的危機是否就是最近十多年的現象，還是早已有之？其產生的原因何在？

　　其實，人文學科的危機古已有之。早在柏拉圖的《理想國》裡，蘇格拉底就主張把詩人逐出他構想中的理想國，惟恐他們在城邦衛士心中喚起卑賤的邪欲。柏拉圖借蘇格拉底之口聲稱：“我們將不能接受他進入一個期望有優良的禮法而治績井然的城邦，因為，他喚醒並撫育這個靈魂裡的卑劣的部分，使它壯大起來，並且扼殺那個理性的部分……我們可以說，那以模擬為事的詩人也是把一種惡劣的政體塞進到每一個個人的自身的靈魂裡去，去取悅靈魂那不智的部分……”奧古斯丁在《懺悔錄》中譴責自己曾沉迷於觀戲而忽視了靈性的修養。英國文藝復興時期詩人西德尼在《詩辯》中為詩歌所受到清教徒的種種攻訐而辯護，雪萊在同名的長文中也要不遺餘力地為功利和實用主義時代的詩歌找到存在的理由……自19世紀自然科學等“硬性”學科在大學中設立以來，“軟性的”人文學科就節節敗退，而在當今更為時髦的經濟、管理等學科的圍城下，人文學科似乎毫無退路，要進行一番深刻的反省，以找出自己的存在理由和未來的走向。

　　這一切都說明人文學科時刻都處在充滿敵意的環境之中，或至少人們認為它們是可有可無的少許文化點綴而已。用伊格爾頓的話來說，就是資本主義對文化輕觸帽簷，略表敬意而已。

　　對人文學科的指控主要有兩派：其一為道德的指控，如柏拉圖以及隨後的基督教衛道士們(托爾斯泰是其中突出的代表)；其二為功利主義的指控，其代表為英國19世紀的皮考克所寫的《詩歌的四個時代》。在現代，由於世俗化的世界性趨勢和道德準則的相對化，對文學的道德攻訐讓位於對文學的冷漠態度，因為在無情的實用主義就業市場上，莎士比亞不敵亞當·斯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