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句話是《論語 十九 子路》裡的。說這句話的原因是子貢問孔子說：“士被排在行業第一，稱號為尊，怎麼才能做才能達到標準呢？”孔子回答：“凡為人做事把道和義當作原則，不符合的就感到羞恥；出使他國能機動靈活，有禮有制，完成使命，這就可以了。”子貢聽後說：“先生的標準有些高，說個次一些的。”孔子說：“人生在世，孝為先，如果能夠孝順父母，宗族的人都認可；尊敬兄長，家鄉的人都認可，也行。”子貢聽後又問孔子有沒有更容易做到的標準？孔子就說：“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意思是：“人有固執己見與放縱任性兩種，寧可其固執莫使放縱。固執的人對說的話不管對否全要做到，對做的事不管是否可行全要做到底。這雖是氣量小，見識淺薄的人，但能保持自己的信念、操守，也可以算上。”子貢聽後，覺得對士的標準有了較全面的瞭解，對孔子表示欽佩，但又覺得還缺點什麼沒有涉及到。想了一下，又問：“當今的執政官員們與士的標準比，能算得上麼？”孔子長嘆一聲說：“現在的人羨慕當官的，當官的也自命不凡，而實際上當官的都是些外表華麗，內則庸俗鄙陋的人，沒有待人辦事的器量，就像只能裝一斗二升的竹器，不值得談。”

我們引用古人言論，一定要全面，斷章取意要不得。如果不把孔子講題目所說話的前因後果搞清楚，就會誤以為孔子不講信用。這顯然是冤枉了孔子。

從古到今人們崇尚“言必信，行必果”是很正確的，但切記這裡有個大前提，就是說的是符合道義的話，行的是符合道義的事，否則越是“言必信，行必果”越對人類危害大。

可能是不太清楚小人和君子的區別吧。

首先在孔子的學問體系中。君子不是指貴族，君子背後的含義是“一個內在成熟的人。”小人背後的含義是“一個內在不夠成熟，有待成長的人。”

透過這樣的解釋，再去看“小人”這個詞，是不是比較好理解？內心還是小孩子，有待成長。

所以《論語》中反覆提及君子和小人的對比。“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看事情更看重大義，小人更看重利益。小孩子不就是喜歡爭一些糖果，食物，衣服，誰說了算的事情嗎？內心還是小孩的大人，把這些理念擴充套件到了金錢，慾望等等上面。只不過手段更狠，計謀更深罷了，內在的追求跟小時候沒有什麼本質差別。

同樣“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您也可以試著理解一下。

其次，這句話說得不全，是有上下文的。單獨拿出來這句話，其實也不是一個君子的做法。君子以大義為先，做事中如果發現此事違反大義，會立刻停止；如果發現說的話有問題，會道歉並收回。君子背後要實現的是責任，而小人可能只是想著完成。

不過能做到“言必信，行必果”也算是個可靠的人了，算是小人中比較高階的人，在做事上值得信賴。

最後，《論語》學習，要結合上下文，體會當時的情景。子路是個有點莽的性子，但是子路很真實，他能夠面對自己的內心，他願意改變，而且他也夠感知到自己下一步可以做到什麼。這樣的人進步起來一步一個腳印，非常值得學習。

此語出自《論語.子路篇》，子路問孔子何為士？孔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意思是對自己的行為保持羞恥之心，出使外國能很好的完成君主使命，這就可以叫士了。請注意，這裡計程車是國士，是士的最高標準：即做人要嚴於律己有羞恥心，做事要忠於職守有責任心。

那麼子路又問了，差一點的呢？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此乃鄉士，地方之士，只要善盡孝道，與鄰和睦就可以了。

子路又問還有再差一點兒的呢？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說話守信，做事果斷，淺薄固執的人可以算是最差計程車了！由此可見，孔子這裡說的小人並不是指道德敗壞，品行不端的人，而是有一定操守但缺乏大局觀的下士。世人斷章取義誤意為孔子否定“言必信，行必果”，這顯然是錯誤的。

那麼孔子為什麼要這麼說呢？因為說話守信，做事果斷固然是好的品德，但若流於淺薄固執，僅囿於個人朋友之義，缺乏是非正義之判斷，那也就算不上極好的品德了！

我們要把把這句話放在上下文裡的背景裡在看，如果單單就拿出來一句話解釋難免有點斷章取義？

「言必信，行必果」是「小人哉」出自《論語》。

原文：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

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曰：敢問其次？

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梯焉。

曰：敢問其次？

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

曰：今之政者何如？

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你看，這是一段話，咱們這句只是其中的第三個層次。

翻譯過來就是，子貢問老師怎麼樣才能算個真正的“士”呢？

士是什麼？

有兩種含義，第一種是與大夫相對，所謂“士大夫”計程車。大夫是官，以前只有大貴族，也就是王室公室才能擔任，這叫“任人唯親”。對，這個詞在周禮的背景下是個褒義詞。士則是服務於官的，類似於後世的吏，不同的是，士也是貴族，只不過是小貴族，是公室或者王室的遠親。如果放到現在，不嚴謹的說，大夫是官員，士是公務員。

第二種是士大夫的簡稱，對應的是“君”，這個階層也被稱為“子”，所謂“君子”就是指這些統治階層。但是這個劃分也不嚴謹，因為有些大夫也會有封地，有封地的都稱君，例如商鞅是大夫階層（當然大夫階層也分為卿、大夫，商鞅應該是卿），但是有封地，所以稱為商君。

那麼子貢問計程車怎麼解釋呢？

應該是第二種。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那個年代貴族已經開始衰落，平民到士大夫的通道已經開啟，即便不是貴族，只要有本事也可以做士。當然了，咱們非要較真的話，經過了堯舜禹、夏商周上千年的發展，當時只要有姓的都是貴族後裔。

本事再大點，平民也可以做大夫，甚至做卿。當然，有些卿大夫架空了君主，成為了實際的君主，例如魯國的三桓，鄭國的七穆等等。而這些卿大夫的家臣又架空了他們，所以家臣才是實際的君主，例如陽虎之於季氏。

所以，那個時候士、大夫、卿的界限已經很模糊了，甚至君和子的界限也開始模糊了，孔子講君子就是這個大背景。老師都將君子，學生不可能只盯著公務員，對不對？所以，子貢問的是怎麼才能成為真正計程車大夫？

孔子的回答呢？

首先咱們得有榮譽感，也得有本事，不管去哪、做什麼，都能做好。這句話說得很清楚了，孔子從來不玩虛的，不管是誰，都得先把正事辦利索了。最大的正事，就是“平天下”了，“使於四方，不辱使命”就是平天下。

其次呢？

當然是齊家、治國了，宗族就是家，鄉黨就是國。

再其次呢？

那就是修身唄，修身的初級階段就是“言必信，行必果”。這句話現在不是褒義嗎？怎麼就成了“小人”呢？

首先，這裡的小人不是個貶義詞，他是個中性詞，春秋以前，小人的意思就是平民，只要不是君和士大夫，就都叫小人。與君子相對，君子也是個中性詞，其實應該分開寫，君和子。子貢問的其實就是那個“子”，也就是士大夫。所以，孔子說“言必信，行必果”其實還不能算得上士，只能是一個向著士努力的平民，這裡並沒有貶低的意思，就是個客觀陳述。

但為什麼不是褒義呢？

因為孔子反對“意必固我”，這裡面就犯了“必”的毛病。我們在後面會碰到“意必固我”，所以這裡就不展開了。簡單說，只要“必”就會偏離“中”，更不會“時中”，就成了教條主義，這是孔子最反對的。

這裡面有個擬聲詞“硜硜”，就是鑿石頭的聲音，用得非常形象。就是一板一眼、咬牙發狠、生搬硬套的形象。就像羽毛球的初學者打高遠球，他知道自己水平不行，也學過標準動作，只是不熟練，發力也不協調。但還是得咬著牙練啊，所以你看他們打球，怎麼看怎麼彆扭。因為刻意、呆板、不自然，像個機器人，沒有融會貫通，更別說“隨其所欲不逾矩”了。所以，孔子說他們還不是士，是向著士努力訓練的小人。

最後，子貢問，那您看現在這些當官的怎麼樣？

孔子這嘴也夠損的，他說現在這些人就只有“斗筲”那麼點器量，一眼就看的出來，都省了算了。十升為一斗，也就十幾斤吧，一斗二升為一筲，放一塊就相當於現在說的“半斤八兩”了。

為什麼孔子看不上這些人呢？

因為小人還知道“言必信，行必果”，雖然刻意呆板，但是人家知道自己不知道，所以鍛鍊自己，堅持下去總有一天會成為真正計程車。

但是現在這些人呢？

他們根本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就像我們法律行業最近流行的一句話“一個標榜自己遵紀守法的人，很有可能是個人渣”一樣，萬事萬物，盛極必反，嗚呼哀哉～

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

兩種解釋。

也就是格局不夠大，沒有器量的人。因此，稱這類人“次”。“抑亦”，表示對這類人也沒有完全否定。

因而，又稱這種人為“硜硜之愚”。

正如《論語·憲問》所言：“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

然，此，這，這樣。如《荀子·勸學》雲：雖有槁暴，不復挺者，輮使之然也。又如“理所當然”。硜硜然，堅持，堅持這樣的行為。

也就是，孔子說：言必信、行必果，堅持這樣的行為的我，勉強也算是次一等計程車了。

孔子素謙，所以這樣的解釋也有一定可能性。

亂作斷章取意。

全文是士為上，有這樣那樣的標準，

子貢覺得難，問是否有簡省版標準。

孔子說做個言而信，行而堅持堅定的人。但這個標準相對於士而言，已經是“士位上的大人”與平凡普通“該有的德性之小”了。

雖然這德性已經是君子的德性了，但比之於士已經是“低下標準”，是下位的小了。。

即崇高者與凡人的差距了。這已是上下大小之異了。。

孔子並沒有否認:信諾與行德這些道德標準。

孔子認為這是連普通人都應該做到的基本準則，至於君子，則應當有更高的使命和追求。那個時候，君子和小人是兩個群體的劃分，小人也不是罵人的話，只是說那些沒身份地位的小民罷了。

孔子說，“言必信，行必果”是小人，但也算是下等計程車。劃為士，也算獲得了孔子一種認可，要知道孔子對當時治國者的評價是“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但是“言必信，行必果”和上等、中等差在哪呢？至少有兩點：

第一，缺乏信仰和堅守，“行己有恥、不辱君命”才算上等計程車，這需要頂級的認知、分析和判斷力來支援，是治國齊天下的能力；放到今天，可能就叫“不忘初心牢記使命”，這八個字說說容易，做到不容易的。

第二，缺乏群眾基礎，“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算中等計程車，這需要有熱情、共情，和恰到好處的解題能力；能獲得周圍的擁戴，當然也必然會符合儒家的中庸之道；也就是現在我們提倡的和諧。

這麼看，就容易理解“言必信行必果”只能算一個初級成就；而且，如果只停留在此，孔子認為是“硜硜然小人哉”（硜，keng，淺陋而固執），勉強算是士；顯然，距離中上兩等，差距還是蠻大的，如果再碰上認知不足、固執有餘，甚至心地不正、氣量狹小的情況，恐怕還會被孔子開除“士籍”。

因為說話算數，行事果斷不見得就是優點呀。如果你做的是一件正確的事，有益於社會的事，那言必信行必果可以導致一個好結果，如果你做的是一件違背社會倫常的事呢？那言必信行必果就會導致不好的結果。

比如那些收了外國反華勢力的錢財致力於顛覆我們社會主義政權的公知和叛徒，他們很多人也可以做到言必信行必果，一心一意幫助敵對勢力，不遺餘力抹黑中國。這些人不是小人是什麼？

所以言必信行必果的前提是有明辨是非的能力，否則只是一味地固執而已。

儒家講經權，要堅持理想，也要有變通手段。

舉個極端點的例子，一個人去作地方主官，上任前拍胸脯保證今年稅收一定達到XX，結果這一年旱災導致糧食絕收……這時候如果還要“言必信，行必果”，不惜一切把稅收上來，是好事嗎？

言必信，是個人的“信”；行必果，是個人的果。本質上就是沒有更高層次的理念和追求，只能簡單而不知變通的遵守個人層次的自我約束。

孔子說“小人哉”——其實那時候小人這個詞還沒有後世的引申義，就是單純的說地位不高的人——是說這樣的人可以去作具體的，低層次的，單純的執行工作。所以算是最低層次的“士”。

但這種人是不能獨當一面的。

我的理解是別人的話都相信，做事一定要有個結果，不管行得通與否，是很差勁的人。要明辨是非，看清對錯；要知道進退才行，此路不通走彼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