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北洋水師的謠言很多。有些是非常低階可笑的。比如流傳最廣的定遠主炮晾衣說，雖然已經經過專業人士多次闢謠，並且說清楚，這個謠言有多荒謬，比如定遠艦主炮有多高，炮筒有多粗，上去晾衣服根本就不可行，傻瓜才會這麼做，根本做不到等等等等。

但目前還在非常廣泛的流行。

關於北洋水師的謠言，為什麼會有那麼多會流傳那麼廣，最主要的原因是北洋水是已經沒有了，也就是說，沒有人替北洋水師辯護了。

就像郭德綱說的，你只要把你的對手熬死。在他的墳頭上，你說什麼都是對的。

威海衛之戰，北洋水師全軍覆沒。敗軍之將，不可言勇。尤其是作為以投降告終的敗軍之將，還有什麼資格給自己辯護呢？作為當時碩果僅存的海歸海軍人才，葉祖圭和薩鎮冰只能將仇恨和恥辱嚥下肚子裡，用餘生繼續重建中國海軍，指望有朝一日，能夠報仇。更不要說他們作為臨陣投降的降價，當時除了低調做人苟圖衣食之外，怎麼還有任何臉面出來給自己辯護？害的祖國丟了臺灣到和2億3000萬輛白銀，在這種情況下，為北洋水師辯護又有什麼意義呢？

而對於當時的其他人，尤其是當時的清流派，巴不得有一些口實能夠用來攻擊李鴻章。他們當然更加沒有替北洋水勢闢謠的動機。相反他們倒是有更多的理由編造更多的謊言，編造更多的謠言，來汙衊抹黑北洋艦隊。打狗看主人，朝北洋艦隊開槍，中彈的就是李鴻章。

還有一些人，雖然同情北洋水師，但是當時的情況，容不得他們為北洋水師辯護，比如光緒，比如李鴻章。因為他們已經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了。尤其是李鴻章。在日本談判的時候，被一個日本憤青開槍擊傷。簽訂了馬關條約回國，又被全國罵為簽訂不平等條約的賣國賊。非常有意思的是，臺灣民眾得知各讓臺灣後，紛紛痛罵李鴻章賣國，都以為是李鴻章（而不是慈禧）誤國，都認為是慈禧被李鴻章矇蔽了。

關於北洋海軍，中國社會上確實流傳著很多似是而非的段子、謠言。這種現象的出現，有歷史和現實兩種原因。

歷史原因

北洋海軍是清王朝近代化運動的成果，在建設當時，實際上全社會並沒有形成對海軍建設的普遍認同，大多隻是因為海防需要海軍，而容忍著西化十分嚴重的北洋海軍。

在封閉的社會背景中，北洋海軍是被推到風頭浪尖的一群人。除了個別老將外，所有軍官幾乎都經歷過西式學堂的教育，甚至還有直接留學過歐西的，他們說英語、生活做派西化、和西方人交往密切、沒有經歷科舉，卻憑著西學得到了官職和厚祿。在佔主流的中國知識階層看來，這些人簡直連基礎的道德修養和國學功底都尚不具備，卻獲得了普天下多少寒窗苦讀計程車子孜孜以求而不得的前途。

甲午戰爭時代曾對中日間戰爭進行報道、分析的英國記者克寧漢（Alfred Cunningham），在戰後曾對北洋海軍的境遇做了入木三分的評述：“滿清帝國的海軍是摩傲美國式的，海軍軍官是自成一新階級的，沒有一個對他們稍為敬重的人把他們來和陸軍軍官相提並論的。就教育和實用的知識而論，他們是遠在中國官吏之上的。從中國的官場觀點而言，他們是局外人，只因為海防需要海軍，他們才被容忍著。”

在這種全社會都鄙視嫌棄北洋海軍的情況下，圍繞北洋海軍產生很多誇大、黑化的段子就不難理解了。

敗軍不言勇

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北洋海軍被推上了歷史考場。還在中日兩國圍繞北韓進行外交折衝時，催動北洋海軍與日本海軍一搏的輿論聲音便開始出現，催動北洋海軍作戰的輿論聲音對於當時的戰爭走向、戰場方略、敵我實力對比全無瞭解，所秉持的是一種坐在道德制高點位置上，任意品評指責的評判者地位，北洋海軍則成了被審判和被議論的物件。北洋海軍坐守軍港，被參為畏葸避戰，北洋海軍出發巡海，則被罵為是畏敵來攻而遠遁，總之進退皆不是，任何的舉動都可以被作為罪狀而遭到批評。

當時清流領袖人物、戶部尚書翁同龢的小門生王伯恭記錄了和翁同龢的一次談話。王伯恭針對當時社會上催促北洋軍隊上陣的輿論，認為“器械陣法，百不如人，似未宜率爾從事”，翁同龢則稱“今北洋海陸軍，如火如荼，豈不堪一戰耶？”王伯恭與其爭論，最後翁同龢一語道破天機“吾正欲試其良楛，以為整頓地也。”

在這樣的輿論氛圍中，實則更多人內心裡其實更希望北洋海軍上陣的結果是戰敗出洋相，如此不僅可以一釋之前容忍海軍所積鬱的怒火，也可以證明建設海軍及其相關的洋務建設活動都是不正確的。 從這一意義上來說，北洋海軍的甲午戰爭，更像是一場內戰。

1894年9月17日黃海海戰爆發後，艦隻損失嚴重的北洋海軍開始走向下坡路，因為艦隻傷情嚴重，艦隊遲遲未能重回海上活動，圍繞北洋海軍的輿論抨擊在這時編得愈演愈烈。為了證明北洋海軍的失利是人禍，各種圍繞北洋海軍的謠言紛起，這支曾經的亞洲第一海軍開始遭到塗抹，其在公眾嚴重的形象也開始發生扭曲。

輿論對北洋海軍的抨擊中，出現了諸如海戰時丁汝昌躲在蓬萊閣上縱酒呼盧；北洋海軍平時巡閱時率淫賭於上海、香港；丁汝昌治軍過寬，不能進退一士卒，且和士卒一起賭博等故事。而北洋海軍一些軍官在擬寫戰鬥失利的原因分析時，某些人面對巨大的社會壓力，為了找戰敗原因而去找原因，將很多原本正常的訓練作業活動，描述成具有可疑之處。所謂北洋海軍平時訓練弄虛作假，火炮設計前預量距離這類將正常事說成不正常的問題，都在此時埋下根源。

舉國輿論對北洋海軍歇斯底里式的抨擊，至北洋海軍覆滅而告一段落。1895年2月北洋海軍被困劉公島，終日和日本海陸軍對抗時，清政府朝廷和輿論中大都不在考慮如何救援這支海軍，而是已經在謀劃撰寫抨擊北洋海軍覆滅的文章。當北洋海軍真正覆滅後，果不其然在輿論中被描述為甲午戰敗的罪魁禍首，清政府朝廷也一股腦地將北洋海軍所有額定編制撤銷，倖存人員遣散，又將從海軍衙門開始到內外水師學堂的各種海軍建設機構，盡行停辦。到此，傳統社會對那支被容忍著的海軍，取得了報復式的反攻勝利。

現代的發酵

有關北洋海軍的話題在甲午戰爭後曾經一度轉冷。隨著近代中國國運的每況愈下，作為中國近代命運分水嶺的甲午一戰被中國知識階層再度提起，而北洋海軍作為失敗原因中的重要一環重新開始被審視。不同的是，這時的議論者，很多都已不是北洋海軍時代的人，議論中所述的事情也更多的是道聽途說和編造為主。很多對當時吏制、軍制的不滿，都藉著抨擊北洋海軍而抒發出來，開啟了將北洋海軍的歷史用來當作現實批評由頭的先河。

除此外，一些留學海外的青年知識分子，首先見到了一些關於甲午海戰和北洋海軍的小說、傳記，其中的故事大多是此前中國輿論中關於北洋海軍的討論上聞所未聞的，因為自身並不具備甲午戰爭和北洋海軍研究的識見基礎，於是大都直接採信，並藉著翻譯、節選，介紹進中國。著名的“定遠”艦主炮晾曬衣褲、北洋海軍總兵劉步蟾是卑鄙怯懦的小人、“定遠”艦飛橋被自己發炮震塌等橋段都是在這一緣故上傳入了中國。

民國時代對北洋海軍的黑化，在20世紀30年代左右到達一種頂峰。面對當時日本咄咄逼人的外部壓力，國內社會上針對軍隊腐化、政治腐化的批評，習慣將北洋海軍拖出來當作標本議論，儘管議論的所謂依據、罪狀幾乎都是編造的故事，但只要最後總結出的道理正確，至於求證的過程和拿來的論據是否正確、合適，都可以忽略不計。這種抨擊的猛烈程度，可以從一個突發事例中看出，30年代民國海軍部竟然曾為空軍刊物上的一篇文章所激怒，將空軍司令部訴諸公堂，理由就是對方過分地抨擊、黑化海軍先烈。

現代以來，尤其是在20世紀90年代後，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面對著重新走向大海的國家戰略思考時，有關一百多年前的中國海軍——北洋海軍的議論，又逐漸升溫。

為了證明這一觀點，在綜合過往關於北洋海軍的各種負面化記錄的基礎上，憑著新的想像力，又衍生出了很多穿鑿附會的新罪證。例如鄧世昌在艦上養狗代表著軍紀敗壞、丁汝昌不是海軍出身因而具有原罪；北洋海軍黃海海戰的陣型錯誤；北洋海軍黃海海戰不懂得設立代理指揮員、北洋海軍平日裡以軍艦走私等等。加之從90年代初開始，甲午戰爭中因臨陣脫逃而被處死的將領方伯謙的旁支後人在慫恿下，發起了為方伯謙翻案，要將方伯謙豎立為民族魂的活動。為了洗脫方伯謙的罪名，翻案者又編造了一系列的虛假故事，諸如李鴻章、丁汝昌搞派系鬥爭，打壓方伯謙；鄧世昌有勇無謀，與其衝鋒損失一艘軍艦，不如方伯謙逃跑保全一艘軍艦等等，使得原本就已被輿論慣性影響得混亂不已的社會對北洋海軍的印象，變得更為雜亂。

新時代出現的這種黑暗化北洋海軍的現象，很多時候其用意和百年前沒有什麼區別，都是在於借古諭今。為了說明一個現代的道理，在尋找負面典型時，可以將任意的歪曲故事嫁接在北洋海軍身上。說腐敗問題時，可以拿北洋海軍作為證據；說軍人沒有戰鬥精神時，也可以拿北洋海軍作為證據；說軍隊走私問題是，還可以拿北洋海軍為證據。

百多年來出現這種幾乎一脈相承的黑化北洋海軍的現象，骨子裡的原因首先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勝者為王、敗者寇，以及非忠即奸的簡單思維，還有至今在輿論中根深蒂固的古舊的歷史觀，即勝利者從降生時開始，必定就是天現祥瑞，少年英俊，此後一輩子都不會有任何的錯誤，其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後來勝利的必然導引。而失敗者追溯起來，其從降生開始的任何事情，都可以被描述為是導致其最後失敗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