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精神是把雙刃劍，刀刃向外的同時也會傷及自身。所謂“有些人靈魂深處的反抗精神”不過是特殊的成長經歷賜予人的一件防護衣，一個護身符。每個人的靈魂深處都是渴望溶入社會的，都是渴望與環境相適應的。以一己之力反抗社會環境，何其難也！力量是有限的，受傷是在所難免的。所以沒有人生來就喜歡反抗，如果處處有反抗，必定是社會環境出了問題。歷史上的農民起義、改朝換代，莫不如此。

適者生存，物競天擇，這是大自然的法則。作為社會一份子的人，既要適應社會以圖生存，也會透過反抗促進社會法則的不斷進步。這是順應與反抗的辨證關係，也是自然的生命與人為的社會不斷新陳代謝的必然過程。

這是個複雜的問題，涉及到人性的本質！比如兩個學生，字寫的都差，其中一個老師不批評他，而另外一個，老師天天羞辱他，那麼被羞辱的就會內心產生反抗，儘管表面上不敢，原因就是老師沒有原則，那麼這個所謂的原則就是法律，那麼這個被批評的學生，於是終於有一天忍不住了，離開了學校，坐上船，出海去了，遇到了海盜，海盜沒什麼公平不公平，也不會跟你屁話，直接把她餵魚，臨死前，他覺得好像老師蠻好的

這個“有的人”可大可小，實際上一個正常人都應該有反抗精神。我姑且以最極端的、最有反抗精神的作家加繆說起。

加繆說：“我反抗，故我存在”，這是人靈魂深處的反抗精神的最明確證明。當你認識了你的目的（而不是革命導師告訴你的目的），你才可能為自己的行動找到更有想像力的突破口。

加繆寫於六十多年前的《反抗者》，也是加繆在歐洲知識界普遍左傾的1950年代所做出的一種獨立的祛魅宣言，他論證反抗的普遍性凌越於階級鬥爭之上，其實質是追溯左翼的反抗精神在人類血脈裡的根源，但此舉觸怒了其時唯主義是舉的沙特，這本書成了他倆決裂的主要引爆物。

加繆的書名叫“反抗者”而不是反抗（行為），更反映出他思想中一貫以人而非主義為出發點的用意。在反抗行為中首先獲得意義的是個人、是無所依傍的孤獨存在。反抗是受奴役的人獲得尊嚴的唯一形式，是精神站立的前提。如果說資本主義透過物質消費去奴役人類和耗損地球，另一種主義則透過集體意志吞噬個體意志來從精神上泯滅人性，兩者都是加繆的反抗物件。

覺醒的個人又為群體賦予意義，基於反抗而生的人類的互助覺醒，在資本主義社會被舒適消費的柔軟手段予以隔絕，加繆早在戰後經濟上揚的初期就看出這一點，因此《反抗者》特別強調個體的“互助”，實際上與早期無政府主義者克魯泡特金等的主張相承，加繆的思想也透過此與今日反資本主義者當中的積極無政府主義匯流。

“奴隸起而反抗是為了同時代所有的人，因為他認為，這種命令否定了他身上的某種東西，而這種東西不僅屬於他自己”，這是自由也是尊嚴，反抗的最高意義在此，是形而上的互助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