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覽歷史，我們會發現，先秦的中中國人，品格清澈；唐宋時的中中國人，雍容文雅；及至明清，中中國人的品質卻大幅劣化，麻木懦弱，毫無創造力。其差別之大，令人驚訝。從“尚武精神”到“婦女態”春秋戰國時期，中中國人個個強悍好戰，連吳越地區都是非常尚武的土地，先後出現吳王闔閭、越王勾踐兩位霸主。再如，楚國以軍事立國，舉國上下有一種喜征戰、重成敗的尚武習俗。楚康王即位後，五年沒有率師出征，就認為自己是莫大的失職，死後無臉見祖宗。同樣，秦國在戰國時期的爭霸戰爭中一直處於優勢，這也與其長期以來形成的尚武習俗分不開。那時，人民對於勇武之士懷有深深的崇敬之情，相反，懦弱、膽怯遭人鄙夷。不論男女，皆以高大健碩為美；俠客遍地，武士橫行。至夏商周三代，雖已強調禮樂教化，卻仍然重視武備。講求文武並重，即所謂“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其中的“射、御”就是旨在培養保衛國土的武備之才。然而，到了明朝萬曆年間，傳教士利瑪竇在信中卻這樣寫道：“很難把中國的男子看作是可以作戰打仗的人。他們彼此爭鬥時表現出來的，也只是婦道人家的慍怒，相互毆鬥時揪頭髮。”清初思想家顏元曾痛罵道：“宋元來儒者習成婦女態”，全國成了一個放大的禁宮，絕大多數人在精神上被集體去勢，望眼欲穿、苦心孤詣地等著權力的臨幸。顏元說：“衣冠文士羞於武夫齒，秀才挾弓矢出，鄉人皆驚，甚至子弟騎射武裝，父兄便以不才目之”，他深切地述說道：“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即為上品矣!”，並認為中中國人變文弱的病根就是“千餘年來，率天下人人故紙中，耗盡身心氣力，作弱人、病人、無用人者，皆晦庵(朱熹)為之也”。從“俠客”到“罪民”春秋時代，是中國俠文化最燦爛的時代。《史記·刺客列傳》裡記載了好多刺客俠士的事蹟，其中，專諸、聶政、豫讓、荊軻，“四大刺客”尤為著名，他們的信條無不是“士為知己者死”，以視死如歸的氣魄和撼動山河的壯舉，讓自己的俠義之名萬古流芳。俠人義士救危扶困，濟人不贍；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知恩必報，赴火蹈刃；受人之託，一諾千金。趙氏孤兒、魚腹藏劍、聶政刺俠累、荊軻刺秦王，一個個動人心魄的故事，演繹了那個時代男人們的壯烈與決絕，告訴後代什麼叫輕生重義、生死相許。春秋時代的俠客，最大的特點是極端重視人格的獨立與平等。他們行俠仗義，不是為利，甚至不是為名，而是為了心中的一股豪氣。及至明清，“俠客”們卻自願攀附權力，淪為權力的附庸。《三俠五義》中的俠客個個自稱“罪民”，以向權力規則屈服為榮。如魯迅所說，春秋時的俠客，是以“死”為終極目的，而明清小說中的俠客，卻個個成了地主的官僚，遊走於黑白兩道，失掉了“俠義”的原則本質，變得市儈和功利。從“剛健清新”到“形如槁木”被封建統治階級做為統治工具的“孔孟之道”，誕生之初其實並不像後來那樣充滿奴性，而是有著剛健清新的一面。春秋士人大都是理想主義者，他們不迷信權威，也沒有思想禁區，每以君王的師友自居，將自己所學之“道”凌駕於權勢之上。合則留，不合則去。這一點，以儒家最為突出。等到秦始皇統一六國，各國的知識分子只能生活在一個皇帝之下，沒有了選擇的機會，也沒有逃亡的自由，只能為這一個政權服務。秦始皇確立了君主制，給專制制度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到後面的歷朝歷代，繼續在專制的基礎上添磚加瓦。秦漢以下，雖然在世俗層面，士人們遵守權力秩序，但是在精神層面，他們中的許多人卻以“聖人”自我期許，追求“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保持著一定程度的人格獨立。但到了明清，儒生出身的大臣們已被馴化得“百鍊鋼成繞指柔”。在皇帝明察之下，他們老老實實，賣命效力，以圖飛黃騰達。皇帝一旦放鬆警惕，他們就會大肆貪汙，盡一切可能盜竊皇帝的家產。他們選擇了動物式的生存。所謂操守、尊嚴和人格，對他們來說已經是不著邊際的空話。宋代以前的中中國人，稱得上偉大，說自己想說，想自己所想，生機勃勃，生趣盎然。宋代以後的中中國人，不但失去了創造力，也失去了感受力。從上到下，人們既狡猾又愚昧，既貪婪又懦弱。中中國人的性格歷史如同黃河，先秦是上游，清澈見底；漢唐是中游，雖泥沙俱下，畢竟有波濤洶湧之雄大氣象。明清是下游，已乾涸萎縮、奄奄一息了。雖然明清曾出現過“萬曆中興”“康乾盛世”，但社會僵化已病入骨髓。德國著名哲學家赫爾德，說道：“這個帝國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塗有防腐香料，描畫有象形文字，並且以絲綢包裹起來；它體內血液迴圈已經停止，猶如冬眠的動物一般。”

因為經過了幾個朝代的逆淘汰,把尚武、灑脫和豪放的都清洗乾淨了,這是人工選擇的結果,進化方向是定向的,進化成為統治者喜歡的奴才。

先是宋朝搞崇文抑武，消除尚武，宋詞流行婉約推廣娘娘腔，柳永這種人比較招人喜歡，大家就學，雖然宋朝也有豪放的詞人，但這些豪放詞人其實也寫了很多婉約的數量上遠超豪放的，大家能記住他們豪放詞的原因是豪放的太少。

元朝對漢人是無差別大屠殺，所以沒有定向選擇功能，反而給了一次正向淘汰，選出了強者建立了大明。但大明開始更嚴重的逆淘汰，八股取士，連孟子的原作都成了禁書，只能讀官方定的潔本，明朝人快速從初期的強悍發展到後期軍人都沒有骨頭了，對外作戰主要靠文官，從於謙到最後的袁崇煥都在證明武人不行，倒是文化還是灑脫和豪放的，敢罵皇上、太監、奸臣。最後清兵打過來武官全投降，文人還堅持不投降，清朝起初次科舉都錄不夠數，皇上急了還要抓讀書人來當官。但清朝堅持不服軟，實行留髮不留頭的政策，這可是一場最嚴格的淘汰賽，凡是有點血性的都被殺光了，清朝實行殺到服為止的政策，專治各種不服，什麼得人心者得天下大清朝不認的，大清朝認的是誰狠誰說了算。經過充分淘汰後，殺光了有血性的漢族人，留下的都是能屈辱的忍受的，這些人成為了我們的祖先，所以我們的祖先裡有血性基因留存的很少了。後為清朝又加強文字獄，堅決迫害到無人反清為止，大家留辮子成了習慣，也就當習慣了當奴才，中國人形象變得麻木萎靡。

唐朝距離我們太久遠，我們能得到的關於唐朝社會的史料要遠遠少於清朝，但仍能從一些文學、繪畫、雕塑作品或者出土文物中可見一般。唐朝的統治較為寬鬆，三教並行、信仰自由，女性在唐朝受到的禮教束縛很少，唐朝女裝袒胸露乳，不著內衣，不裹小腳，不立牌坊。所以，在這種寬鬆的社會環境下，唐人活的灑脫。

更為致命的是，清朝中後期，一些西方人士進入中國後所看到的場面其實並不那麼好看。當1793年馬嘎爾尼率使團進入到中國後，眼前的景象是讓他們無比吃驚的。他們發現清人“撒謊，奸詐，經常偷東西，被發現後又笑著送回來，毫不臉紅”，英中國人注意到，在沒有官員的場合，中中國人的表情十分正常，只不過一旦有官員出現，中國老百姓會立刻變的很拘謹。這和英中國人在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等地遇到的海外華人完全是兩個形象，生活在自己國家的中中國人遠沒有海外中中國人那樣的自然活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