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澶淵之盟”
1004年秋（宋真宗景德元年），遼蕭太后與遼聖宗親率大軍南下，深入宋境。有的大臣主張避敵南逃，宋真宗也想南逃，因宰相寇準的力勸，才至澶州督戰。宋軍堅守遼軍背後的城鎮，又在澶州城下射殺遼將蕭撻覽（一作凜）。遼由於自身原因，很早就透過降遼舊將王繼忠與北宋朝廷暗通關節。宋真宗也贊同議和，派曹利用前往遼營談判，於十二月間（1005年1月）與遼訂立和約，規定：遼宋約為兄弟之國；雙方撤軍，並以白溝河為邊界；北宋每年給遼銀10萬兩、絹20萬匹，史稱“歲幣”。因澶州在宋朝亦稱澶淵郡，故史稱“澶淵之盟”。
積極意義：結束了戰爭狀態，節省了鉅額戰爭開支，避免了重兵長年戍邊的造成的過量徭役和朝廷賦稅壓力，以極少的代價換取了戰爭所難以獲取的效果。促進了兩國之間的經濟交流，有利於雙方開展經濟文化交流，有利於中華民族的文化發展。
消極影響：宋朝真宗、仁宗、英宗三朝政府“忘戰去兵”，河北軍和京師軍“武備皆廢”，只剩下陝西軍可用，馬知節、曹瑋、王德用等武臣被排擠，文臣掌握了西府的支配權，王欽若和陳堯叟深獲寵幸，以至於導致慶曆增幣。
一.宋朝“和平固可貴，禍患亦遺留”
雖然澶淵之盟達成暫時和平的局面，但是由於統治者鬆弛軍備，埋下了隱患。在一段時間裡的和平卻讓統治者沉浸於享樂之中。“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在內政上，宋朝極力採取集權措施，“強幹弱枝”，杜絕一切類似於“陳橋兵變”以及宰相、外戚或後宮專政的機會。
在軍事上，強化禁軍，弱化地方上的兵力，收回藩鎮的兵權、財權、行政權，代以文官治理，取代武將，企圖消滅唐末五代以來的地方軍事割據；分離握兵權與調發兵權，但卻造成兵將分離，“兵無常帥，帥無常師”，影響了戰鬥力的發揮。
在財政上，軍隊數量的增加，也影響了生產，增加了財政的負擔；為了分化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官吏的權力，將職官的官、職、差遣三者分離，舊官加新官，機構與人員臃腫，層層掣肘，導致行政效率低下：終於釀成“冗官、冗兵、冗權”的局面。
1.“澶淵之盟”
1004年秋（宋真宗景德元年），遼蕭太后與遼聖宗親率大軍南下，深入宋境。有的大臣主張避敵南逃，宋真宗也想南逃，因宰相寇準的力勸，才至澶州督戰。宋軍堅守遼軍背後的城鎮，又在澶州城下射殺遼將蕭撻覽（一作凜）。遼由於自身原因，很早就透過降遼舊將王繼忠與北宋朝廷暗通關節。宋真宗也贊同議和，派曹利用前往遼營談判，於十二月間（1005年1月）與遼訂立和約，規定：遼宋約為兄弟之國；雙方撤軍，並以白溝河為邊界；北宋每年給遼銀10萬兩、絹20萬匹，史稱“歲幣”。因澶州在宋朝亦稱澶淵郡，故史稱“澶淵之盟”。
積極意義：結束了戰爭狀態，節省了鉅額戰爭開支，避免了重兵長年戍邊的造成的過量徭役和朝廷賦稅壓力，以極少的代價換取了戰爭所難以獲取的效果。促進了兩國之間的經濟交流，有利於雙方開展經濟文化交流，有利於中華民族的文化發展。
消極影響：宋朝真宗、仁宗、英宗三朝政府“忘戰去兵”，河北軍和京師軍“武備皆廢”，只剩下陝西軍可用，馬知節、曹瑋、王德用等武臣被排擠，文臣掌握了西府的支配權，王欽若和陳堯叟深獲寵幸，以至於導致慶曆增幣。
一.宋朝“和平固可貴，禍患亦遺留”
雖然澶淵之盟達成暫時和平的局面，但是由於統治者鬆弛軍備，埋下了隱患。在一段時間裡的和平卻讓統治者沉浸於享樂之中。“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在內政上，宋朝極力採取集權措施，“強幹弱枝”，杜絕一切類似於“陳橋兵變”以及宰相、外戚或後宮專政的機會。
在軍事上，強化禁軍，弱化地方上的兵力，收回藩鎮的兵權、財權、行政權，代以文官治理，取代武將，企圖消滅唐末五代以來的地方軍事割據；分離握兵權與調發兵權，但卻造成兵將分離，“兵無常帥，帥無常師”，影響了戰鬥力的發揮。
在財政上，軍隊數量的增加，也影響了生產，增加了財政的負擔；為了分化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官吏的權力，將職官的官、職、差遣三者分離，舊官加新官，機構與人員臃腫，層層掣肘，導致行政效率低下：終於釀成“冗官、冗兵、冗權”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