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亡與啟蒙是一個有機整體，兩者並不互相排斥，救亡喚起啟蒙，啟蒙拓展救亡，兩者是相互促進、共同作用的關係，缺少任何一方都難以實現偉大目標。如，“五四運動”是救亡，但在思想文化啟蒙上並未全面喚醒廣大人民群眾，致使“五四運動”未能競其功。在當今，救亡與啟蒙兩大主題是一個有機整體，共同服務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

說到救亡與啟蒙，我想說的就是戊戌變法。因為它既可以說是救亡圖存，又可以說是民主思想啟蒙。為以後的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打下基礎。

華人原本是講究憂患意識的。《周易》裡講“吉，兇，悔，吝”，華人本來就是活在憂患當中的。居廟堂之高的人做夢也沒想到自己不僅被看不見的敵人打敗，也被無法視做敵人的國家所侵略。梁啟超說“吾國四千餘年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臺灣償二百兆以後始也”甲午海戰把人們從“自強”“求富”中拉回現實，僅僅學習西方的技術是遠遠不夠的。擺在華人面前的是一副兇卦，亡國，滅種。只不過亡的還不是那麼透，滅得還沒那麼快。人們無法再盲目自信下去，救亡，救亡，救亡，我們要死了，不論中華民族付出多大的代價，我們要活下去。這一句救亡，從那天開始，一喊就是五十年

華人也不是一直都刻板的，幾千年前就有人就說“與時遷移，應物變化”“識時務者為俊傑”。在敵國外患的威脅下，見識了西方的工業革命和民主程序的華人開始反思。那些陳舊的思想開始動搖，崩潰。嚴復是不得不提的一個人。《救亡決論》指出中學與西學的對立。如此大膽的否定中學而肯定西學，這在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時局到了今天，我寧司揹負起發狂的罪名，決不能吞吞吐吐，甚至無恥作偽。”頗有苟利社稷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概。他所翻譯的《天演論》也是旨在黑暗中給探索救國道路上的華人點亮燭火。他一方面提倡發動國民的自身力量。“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另一方面他又提倡集體力量“天演之事，將使能群者存，不群者滅；善群者存，不善群者滅。”這一點和康有為，梁啟超等人說的“以群為體，以變為用”的思想不謀而合。維新派的思想家們在反對封建專制主義的同時，提倡群體的力量。無疑是正確合理的一個主張。

當然他們的思想，議論，主張肯定不是盡善盡美的。自身的侷限性，社會基礎的薄弱，導致了運動的失敗。但是不得不說為後事的仁人志士開了一個頭，是他們把枯敗的雜草剷除，翻新土地中國才有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