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把中民之性，即把地主階級的人性當做一般的人性，他所說的性就是指中民之性而言的。他認為性只是質材，它的本身還不能說就是善，必須“待教而為善”。這就是說性只具有教育的可能性，受了教育之後，這種善的可能性才能變為現實性。他說：“性比於禾，善比於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為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為善也。……天生民性，有善質而未能善，於是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民受未能善之性於天，而退受成性之教於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為任者也。……今萬民之性待外教然後能善，善當與教，不當與性。

　　這就從地主階級的先天稟賦肯定了地主階級受教育的可能性，又從地主階級的政治要求肯定了地主階級受教育的必要性。他批評盂軻的性善說，認為孟軻既然說人性已善，那就沒有教育的必要了。這一點，他比盂軻強。但是董仲舒又認為人同時具有“貪”和“仁”兩種性，這又陷入了善惡二元論，這是他企圖把盂軻的性善說和荀況的性惡論結合起來的結果。他認為天有陰陽，所以稟之於天的人性也就是有善有惡。他又認為性屬陽，是善的；情屬陰，是惡的。人生來就具有性和情兩個方面，也就是具有善和惡兩種性。他雖然說“情亦性也”，但又說“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陰陽也”。這又似乎陷入了性情二元論。這樣他把性當做是善的，實質上維持了所謂“正宗”儒學即孟軻的性善學說。他把情從性劃出來以後，便進一步主張揚性抑情了。他以為天道是禁止陰的，所以人也應該“損其欲而輟其情”，這就是說要發展善性而抑止惡情，這種思想為後來宋明理學家所發展而提出了“存天理，滅人慾”的主張。

　　董仲舒吸取了荀況的性惡論思想，認為萬民的從利就好像水往下流一樣，如果不用教化去提防它。就不能停止。他從這一點來強調教育的必要性，並把教育當做防止惡性發展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