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實如此。因為古代文人的路只有一條一一入仕。當他們肩背家庭之概念，卻在一場科舉中名落孫山時，那種失落與憤悶的情緒如火山般噴發。所以，才忘卻自我與社會固守，盡其情緒吟出了那些驚天地、泣鬼神的千古名篇。

以盛唐隱士孟浩然二首詩，聊以證明。

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

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

白髮催年老，青陽逼歲降!

永懷愁不寐，松月夜窗虛。

一一孟浩然《歲暮歸南山》

木落雁南渡，北風江上寒。

我家襄水曲，遙隔楚雲端。

鄉淚客中盡，孤帆天際看。

迷津欲有問，平海夕漫漫。

一一孟浩然《早寒有懷》

古人說：國家不幸詩人幸，這個說法很有道理。

就此問題，不妨先做一個更有面寬的觀察，不僅是詩歌，幾乎文學大師輩出的年代，都是大動盪的年代。因為生活和社會的鉅變，人生與世界變得具有很強的不確定性。而文學家與詩人，比一般人更加敏感脆弱，巨大的情緒落差，讓人際關係，人與社會的關係，出現很多裂隙與摩擦，導致很多從未被重視的觀察點…或者說題材的來源暴露出來，而這些帶有同感的問題，在平靜的生活中一般是不願意為人主動觸及和思考的。

觀測角度多樣化之外，是情感的強度問題。持續的高強度的情緒壓抑，不穩定，需要更為強烈的、經常性的釋放。多血質偏向數量，抑鬱質往往強度更大，作品成為抑鬱環境下讓自我精神保持不崩潰的重要手段。

在這種情況下，詩人的風格往往會發生較大的轉變，帶來新的嘗試，在新與舊意識形態和技法重組中，會帶來作品乘積式的增長。

反過來，優秀作品往往會引發同時代強烈的共鳴，這種共鳴帶來成就感會進一步引發持久的創作力。

再就是生活條件變得非常苛刻，生存成為最核心的內容，享樂，社交等事情被從生活中排除，低成本的，時刻可以被進行的思考創作成為為數不多的精神生活內容。

總的來說，這個問題探討角度可以概括為三個三個方面：動機，持續性和單次強度。主動因素和被動因素共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