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的話就別信了。任何一個王朝的滅亡，不在臣，全在君，君不清，臣自渾，上行下效，裙帶重結，官官相護，任意踐踏平民，致貧民的生活而不顧，失去民心了，想不滅亡都難。

中國古代五千年的朝代更替總結一下，都不外乎三個原因:一是國庫空虛，導致政權不穩；二是皇帝特別軟弱，權臣越位；三是奸臣擋道，又天下大荒，百姓聚眾鬧事。把原因歸咎於某個大臣，而且該大臣並不在末代，那是找錯了原因和物件。

好的一面，張居正在位期間，國力日漸昌盛，張居正的考成法極大的提高了古代官員的辦事效率，一條鞭法有大大的增加了國庫的收入，如果沒有張居正的奴隸，明帝國後來的三大徵哪裡來的錢，說不定國家因為財政的日益枯竭早就沒了。所以對於張居正很難說他是明王朝滅亡的罪魁禍首。

但是他們都不會是張居正，也做不到這一點，因此明帝國就開始陷入到無盡的爭鬥中去，明末宦官的崛起就是為了制衡國與強大的文官集團的。

所以從這裡來看，很難取判斷張居正的功過，更加不能夠妄言，沒有誰能夠揹負得起一個龐大帝國滅亡的責任，崇禎背不起，所以他選擇了自縊而死，如此剛烈的死法。

大明朝亡於亡國之臣，此事崇禎寫的明明白白，已經蓋棺定論了，在談沒意義了。如果讓崇禎穿越一次，滿身戾氣的的崇禎第一件事，就是把滿朝大臣親手挨個砍死！如果讓我穿越崇禎，我第一件事是要關寧鐵騎的兵權，叫袁與吳，滾遠點，叫英國公與他的兒子張之極上，第二件事當然也是殺光這些亡國之臣，還有八大蝗商誅九族，第三件事，朕走了，皇宮拆了賣錢，拆不完放火燒，好木料造船用，朕帶軍民太監宮女去南京，原南京被我改叫中京了，朕說的南京是澳洲的悉尼，第四件事，發展帝都南京，去東京挖礦（東京指的是南美的玻利維亞），封史可法為丞相，封李定國為大將軍，讓他們管明朝的大陸，隨他們折騰（叛軍，滿清，朝庭，誰贏無所謂，大不了十年八載過後，朕打回來就是，朕有的是自信），朕有錢了，買買買，買人口，造火炮，造軍艦，遠征西京羅馬（大洋馬非騎不可）。

這個磚家是不是研究歷史研究出了什麼毛病，這樣的人跟明朝那些沒事幹就瞎噴人的言官有什麼區別？屁事不會幹，為了噴而噴。

專家說的不透，應進一步，深一層。祟禎之亡，實亡於朱元璋。若無這斯建明，則天下無明，無明則明何亡之有？專家天才，老朱，想剝人皮去剝他的。他之被剝皮實禍起於他父母，若生下的不是他，則何剝之有？

一個朝代氣數快盡時，皇帝都有些歪操作，所謂家敗出毛猴。即使張居正有經天緯地之才，也難改變神宗的敗家操作。一個朝代的興衰於乎，在於統治者的作為，臣子只是做事的，方向對了，再加上臣子的精幹，就能達到興旺發達的時代，否則，臣子再能幹，也抵不過皇帝的歪操作，豈有不滅亡的道理。

明實際亡於黃帝，沒黃帝，也就沒堯舜禹，沒大禹也就沒夏桀，沒夏朝也就沒商紂，沒周朝就沒周幽王戲諸侯，更不會有春秋戰國亂戰，也就沒秦朝統一啥事，沒秦也就沒漢啥事，無論魏晉和和五胡亂華了，楊堅也就不會叫普六茹了，李家也就只能在西北喝西北風了，趙匡胤也就欺負不了孤兒寡母，靖康恥就沒有的事，成吉思汗也就只能當個小混混養養牛羊，朱元璋可能就當一輩子和尚，所以明也就不存在，更不會亡了，當然更不會有磚家了。背鍋背個10年可以背鍋，過去幾十年了讓人背是不是有點過分啊。

華夏的疫情我看應該怨蝙蝠俠，他不那麼猛，我們這個鬥天鬥地的民族怎麼想消滅他呢。

有道理

扯淡，為啥不說大明亡國，實亡於朱元璋？

朱元璋廢除丞相，集權於自己手上，最後防來防去還是沒防住太監濫權。

朱元璋給自己朱姓子孫太好的福利，最終養了一批人拖垮財政。

朱元璋把生活的條條框框規定的死死地，最後導致社會運作不下去了。

說來說去，明朝一切的源頭都能扯到朱元璋身上，所以罪魁禍首就是朱元璋，他就不應該建立大明王朝。

崇禎皇帝，史料記載，在位17年換了51個宰輔，平均一年換三個，走馬燈似的，換內閣中樞，這說明了什麼問題？看人不準，急功近利，崇禎肯定不承認，崇禎認為，都是庸臣誤朕，都是臣下辜負了君皇，李自成的起義軍打進北京內城，崇禎帝急召群臣議事，竟無一人上朝，只有宦官王承恩陪侍左右，刻薄寡恩，橫徵暴斂，百姓苦不堪言，到了這個份上，就是朱元璋轉世，也救不了大明朝了

這無非是孟森在《明史講義》中提到的“明實亡於萬曆”這種觀點的變形，此專家拾人牙慧而且把重心還搞錯了，說張居正導致了大明滅亡非常牽強附會且譁眾取寵，說明朝亡於朱翊鈞的怠政和萬曆年間文官集團與皇帝的僵持與矛盾還差不多，但是把這些再附會到萬曆初年的首輔張居正身上就鬧出笑話了。

張居正之所以被讚譽就是因為他是一個敢於改革，並且不畏皇親豪強與文官們的人，所以未來崇禎感嘆朝局破敗，官員自私自利，政體積弊已久時才會懷念萬曆的首輔張居正，並說：“得庸相百，不若得救時之相一也。”崇禎一朝除了部分東林後人還有信念之外，實在無忠臣與幹練之士，崇禎的首輔也是走馬燈似的換來換去。

這些人之所以覺得是張居正亡了大明，很可能就是因為歷史上幾乎沒有第二個人在這種情況下有這種魄力，他們總覺得改革雖好但是破壞了封建政體的穩定性。這個時候他們其實計較的不是張居正而是他們自以為是的一種似是而非的“成例”與規則。

熊十力有一段話非常精彩：

毅然以一身擔當天下安危，任勞任怨，不疑不布，卒能扶危定傾，克成本原者，餘考之前史，江陵一人而已。

張居正無論是個人魅力還是行政能力都是無可挑剔的。

而明朝實亡於萬曆，是因為萬曆朝中後期皇帝與官員之間的矛盾，起因於立儲問題，大概在萬曆三大徵之後朱翊鈞更是日日飲酒作樂，他的怠政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對文官集團的失望，還有清算張居正時的一些遺留問題。

但是把萬曆怠政的原因歸罪於張居正對他的教育也是無稽之談。

此外還有張居正本身的生活作風問題與貪汙問題經常被人詬病，但是隻要讀過一些書的人就該明白人都是複雜的，用聖人的眼光來品評人物本身就很可笑，連盧梭也在他的《懺悔錄》中承認自己偷東西並且偷情，哪裡有完美的人，曾國藩不還把他的戒色經歷寫了下來嗎。任何人都會有私心，以偏概全明顯就是為了自己的目的來品評別人。

而關於張居正的貪汙問題也無需說太多，張居正府被抄出來的金銀遠達不到像嚴嵩府這樣的數目，而且這其中虛報的數目很多，因為沒有人相信權傾朝野的張居正家中會只有這麼一點兒銀子。關於這一點可以看看張居正的兒子在獄中自殺的絕命書，很多貪贓枉法都是張家人被迫承認的。

萬曆朝之後，曾經攻擊張居正的鄒元標還為他上書平凡，可見之後此公才明白誰是真正的忠臣誰做了對的事。

明朝有一個說法是：“大明實亡於萬曆”。這種說法的潛在邏輯在於：萬曆年間，張居正的新政改革激發了大明的官僚之間的矛盾，然後萬曆三大徵又耗空了國力，於是大明王朝積重難返，於是不可避免的亡了。

這種邏輯初看很有道理，實際上是一派胡言。

假設一個人得了重病，送到醫院裡去醫治，結果醫治無效，最後這個病人死了，那麼是不是也可以說這個人是死於醫院，而不是死於重病？

假設張居正不改革，明朝就能時光倒流，萬里三大徵的問題就不存在嗎？北方的滿清就不會對明朝虎視眈眈嗎？

假設張居正不改革，萬曆就能力挽狂瀾嗎？後面的朱常洛、朱由校、朱由檢就能逆天改命嗎？

不管你們信不信，反正我不信。

中國的封建社會最後都是亡在政治局面的失衡和利益分配不均。當明英宗年間開始了宦官專政，然後土木堡之變葬送了所有武將集團，剩下文官集團和宦官集團相生相殺，滅亡就是遲早的事情了。

世界上不是所有的問題都有必然邏輯的。明朝兩百多年的歷史，在中國古代說長不長，說短不短。它的滅亡是歷史的趨勢，也是眾多人為因素綜合作用所導致的。把原因歸結為張居正一個人，張居正表示這個鍋他背不起。

至於，那些明史專家，隨便怎麼說，你說你的，我聽我的，至於你是不是亂說，我是不是真的信了，那是兩回事！

只是，把一個矢志改革、力挽狂瀾的英雄說成歷史罪人，大家情何以堪呢？

近一段時間，時常在網上看到一種說法，把明朝最終滅亡的癥結歸結於萬曆首輔張居正主政時期的“萬曆新政”大改革。這些說法大多指責“萬曆新政”打亂了文官體系的運作模式，為了充實國庫而竭澤而漁，最終導致明朝崩盤。

對於這樣的說法，筆者在這裡只能說：“呵呵……”

其實這些說法無非是為了標新立異，進而博人眼球。今天我們就來深入的探討一下張居正究竟為大明朝做了什麼？

張居正主持萬曆新政，分別在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等多個層面嘗試改革，由於其內容眾多，這裡筆者只進行簡單的概括：

一是政治層面。以“考成法”為核心，其目的是進一步加大對官員的監督力度，從而有效杜絕官員尸位素餐的“不作為”現象。

二是經濟層面。以“一條鞭法”為核心，減少稅收的環節與種類，從而提升國家稅收的效率以及杜絕官員腐敗現象的滋生。再輔以清丈土地，水利與漕運，大大充實了國家的財政。

三是軍事層面。整飭邊疆“外示羈縻、內修守備”，使得戚繼光、李成樑等一大批真正能打仗的武將得到重用，從而大大提升了明軍的戰鬥力。

總體來看，“萬曆新政”的舉措無一不是切中時弊的針對當時明朝統治的各種癥結，而在實際執行當中也取得了相當的效果。這裡舉一個簡單的資料，在嘉靖年間國庫存銀不足二百萬兩，但是到張居正去世之時已經達到了了七百餘萬兩；嘉靖時期國家存糧不足一年，但是到了張居正去世之時，國家存糧多達1300萬石，足夠支用十年。

這裡筆者並不諱言，雖然“萬曆新政”在執行的過程中也存在諸多的問題，但是遠沒有達到什麼竭澤而漁百姓民不聊生的境地。

張居正的“萬曆新政”在其去世之後逐漸被廢除，而剛有起色的大明王朝又再一次回到了原先的軌道之上，一步一步的滑向了深淵。

那麼究竟為什麼“萬曆新政”最終沒能持續下去呢？

一是積重難返的官僚集團。到了萬曆時期，明朝的文官集團整體腐化變質的現象已經十分明顯。比如，收取各種賄賂、孝敬已經是官場內普遍公開的現象。而“萬曆新政”的改革恰恰就壓縮了官員們腐敗的空間損害了他們的利益，這等於就是將掌握國家行政的整個官僚集團直接推向了對立面。

二是損害了地主階層的利益。“一條鞭法”和“土地清丈”並不是想法子增加財富，而是把被地主階層“黑了”的財富收上來。這樣一來，就造成了地主階層對新政的敵視。而恰恰地主階層又普遍與官僚集團勾結在一起，大官僚普遍都是大地主，這就使得二者合流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反對力量。這股力量張居正或許扛得住，但是萬曆一定扛不住，其他任何一個人也扛不住！

三是沒有形成新的既得利益集團。張居正的新政與商鞅的變法不同，商鞅變法通過軍功晉爵而使得秦國出現了一批“新貴族”，他們是新法的堅定支持者，所以商鞅雖然身死但是秦法最終得以保留。但是張居正的新政中，唯獨沒有能夠形成一個穩定的既得利益集團。所以在他死後，選上來的任何一個人都不會再去維護張居正留下的那一套東西。

此外，再補充一點：既然前面說明朝亡於張居正，為什麼偏偏是“萬曆新政”廢除之後

對於明朝的滅亡，筆者始終認為是一個多方面原因所造成的一個共同結果，而非具體哪一個人或者那一件事而導致的。正是因為一代代皇帝的驕奢淫逸與糊塗昏庸，一代代官僚集團的日漸腐化，一批批軍事將領武備鬆弛，以及其他各種天災人禍疊加在一起，最終使得大明朝崩盤。

對於崇禎皇帝而言，到了他這個時期明朝已經猶如一個吊著一口氣的重症晚期病人，能不能夠救得回來真的只能是搏一把。然而崇禎皇帝終究只是一箇中人之姿，遠遠趕不上朱元璋、朱棣這般從刀山火海、腥風血雨的殘酷“淘汰賽”中篩選出來的絕代強者，所以要讓崇禎皇帝來力挽狂難，那真的是難度有些太高了。

當然，不可否認的是，崇禎皇帝在位期間一改前幾任皇帝懶政怠政的作風，兢兢業業、勤勤懇懇，他已經盡了自己的一切努力，卻終究挽救不了明朝。所以，有沒有崇禎皇帝明朝都會滅亡，主要的責任當然不能由他自己來扛。

一個朝代滅亡的原因應該有很多，要說導致明朝滅亡的原因其實主要原因是崇禎沒有實際的權力，當時的所有的權力都在大臣張居正的手中，他還進行了很多不利的改革。才導致大明亡國。所以很多人認為大明亡國，非亡於崇禎，實亡於張居正。

對於張居正在歷史上評價還是很高的，主流史學界一致認為，因為他憑一己之力，延續了明朝幾十年的國祚，算得上明朝的中興之臣。

張居正上臺後，主要進行了三方面的改革：一是整頓官僚機構，二是整頓經濟，三是加強邊防。

在官僚機構方面，張居正實行“考成法”，嚴格檢查朝廷法令的執行情況。這種措施雖然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獲得最高的效率，但同時它也限制了朝廷的監督能力，導致了一定程度首輔獨裁的專制統治。在高壓統治之後，隨著矛盾的的不斷擴大，最終很容易會爆發衝突。

在經濟方面，張居正實施了“一鞭法”。將勞動力和稅收轉換成銀兩，這將會將導致稅收保持不變，但在乾旱和洪水時期，糧食價格發生變化。如果出現糧食歉收的情況，很多平民百姓交不起賦稅，最後受苦的不是各級官員、大地主的苦難，而是農民百姓。這將使越來越多百姓對朝廷產生不滿，為後來的起義打下了基礎。

在軍事邊防方面，張居正授命戚繼光、李成樑，緩和了與韃靼的衝突，使明朝的邊防在一定時期內非常穩定。然而，說到李成樑，很多人都知道他豢養了努爾哈赤，為晚明樹敵。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張居正是要負責任的。

當然，僅憑這些並不能說大明死於張居正。畢竟，大明實際上是被李自成的農民起義軍滅掉的。然而，農民起義的問題仍然是由於管理不善和經濟問題造成的，這點和張居正還是有牽扯的。

在古代有很多的幼主登位，也許很多人已經見怪不怪了。萬曆僅九歲便登基為帝了，一個九歲的孩子成為了萬里江山的主人，在今天我們是不敢想的！

所以年幼的萬曆皇帝還是個孩子，無奈所行之事都要經由張居正之手。應該說是張居正一手輔佐的。其實明朝早就已經出現了種種異樣，雖然當時國家風調雨順，沒天災沒人禍，但是糧食產量卻非常低，而且很多農田都已經荒廢，很多農民家中有土地，但是卻不守著土地，轉而到外地討生活，這種現象其實就是因為張居正提出的變法所導致的。

在這個時期張居正提出了變法，要說他也是為了國家的存亡考慮，農民沒有那麼多土地種糧食，自然糧食儲備會不足。

所以張居正變大刀闊斧進行改革真的是件好事，可是問題出在張居正離世後，張居正的變法仍被朝廷所承認，但是卻已經面目全非了，已經和原本的張居正變法的初衷相違背。

實際上最大的問題就是張居正給年輕的萬曆留下了很大的陰影，是心理陰影。導致萬曆極度不信任文官，寧願相信自己身邊的太監，文官就開始與太監爭奪對己有利的資源或條件。

這樣就把明朝後期的朝政弄得一團糟，最終不可收拾。到了崇禎殺了魏忠賢，已經沒有可以幫助自己的太監了，像魏忠賢一樣有能力的人才了。文官靠不住，只能自己來上樹，結果導致了自己自掛東南枝了！

個人覺得，張居正的做法是好心的，只是忘記了執行者了，你覺得張居正改革如何？

題主這個所謂的明史專家，又是一個為崇禎朱由檢洗白的專家啊，我認為說明亡於萬曆和天啟都有失偏薄，更不要說張居正了，明朝卻是真真的亡在崇禎手中，一個栓條狗在那個位子上都亡不了的國家，愣是被他給作沒了。

第一個方面，我們來看張居正為明朝做了什麼，他主導的萬曆新政，擰擰的把明朝從內憂外患中拉回來了。張居正實現萬曆新政，主要有兩條措施“考成法”和“一條鞭法”，其目的在於整飭吏治和富國強兵。

從正德、嘉靖年間，皇帝營建西苑，屢屢大興土木，內庭開支不斷增加；同時，由於東南賦稅重地倭患持續升級，蒙古邊患的不斷加劇，“庚戌之變”俺達軍一度打到北京城下，同時遼東方面，女真人的叛亂從成化年間就屢禁不止，原有的衛所兵制已經不能滿足持續的戰爭需求，新的募兵制導致軍費持續增加，朝廷府庫赤字從嘉靖年間就不斷高漲，一度只能通過嚴黨的貪汙和搜刮才能解決朝廷用度問題，所以改革已經迫不及待。而且“一條鞭法”的財政改革在萬曆新政之前，從嘉靖末期徐階主政事情就已經開始試點執行了，到了隆慶高拱主政時期，已經開始在南直隸、江西、浙江等地開始運行了，可以說，到萬曆年間，張居正主政時期，基本已經具備了全面開始新政的條件。

萬曆九年，在基本完成全國範圍內的清丈田畝，摸清全國土地的基礎上，張居正下令，在全國範圍內實行一條鞭法，新法規定：把各州縣的田賦、徭役以及其他雜徵總為一條，合併徵收銀兩，按畝折算繳納。

一條鞭法的實行，增加了政府的財政收入，緩解了經濟危機，緩和了政治危機，減輕了人民的負擔，也給處於走下坡路的明王朝一線曙光。到萬曆十年的時候，太僕寺存銀多達四百萬兩，加上太倉存銀，總數約達七八百萬兩，太倉的存糧也可支十年之用，這樣的國庫儲備，有力的支撐了後來萬曆三大徵的進行。

為改變以往明朝官場的“上之督之者雖諄諄，而下之聽之者恆藐藐”的拖拉現象，在萬曆元年，張居正頒行“考成法”，法令規定：由各部衙制定一式三份收發文簿，分別留部作底本、送六科備註、交內閣查考。據其道途遠近、事情緩急，“定程限，立文簿，月終登出。撫按稽遲者，部院舉之；部院容隱欺蔽者，六科舉之；六科不覺察，則閣臣舉之。月有考，歲有稽”，“誤者抵罪”使每件公事落到實處。

考成法的執行，使得明朝出現了朝廷釋出的政令“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的政治局面，考成法及時是在現在，也有很強的參考價值，考成法是作為賦稅改革的橋頭堡，要推行一項政令，首先必須是要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執行體系，才能保證落實，而考成法的執行，為後來的一條鞭法改革鋪平了道路。

3、軍事制度改革，加強防禦，提升軍隊戰鬥力

內修守備：第一個方面，啟用在東南抗倭有功的文臣武將，譚綸、戚繼光、李成樑等，加強北方邊防的治理；第二個方面，對長城進行改進，修築敵臺，讓長城具有防禦和攻擊的屬性；第三個方面，加強武將權力，限制監管文臣對武將的干涉，提升武將對軍隊的指揮能力。

外示羈糜：延續“隆慶和議”，加強邊境互市，改善明朝與蒙古各部的關係，邊境貿易繁榮，“戎馬無南牧之儆，邊氓無殺戮之殘”，每年“所省徵調費不啻百萬”，長城沿線出現了“六十年來，塞上物阜民安，商賈輻輳，無異於中原”的興旺景象。

從此之後，北方來自蒙古人的邊患基本解除，明朝的用兵重心轉向了東北的女真人，及時在薩爾滸之敗以後，軍力虛弱的時代，蒙古人也沒有大舉騷擾北境邊防。

這就是張居正改革的措施和帶來的有利於明朝發展的局勢，同時因為一條鞭法的施行，明朝民間和朝廷對白銀的需求持續增加，張居正十分鼓勵商業的發展，注意保護商人利益，進一步促進了東南資本主義商業的萌芽。

當然，張居正的改革也有不足的地方，雖然考成法和一條鞭法，對吏治和賦稅都有很大的提升，但是其未能解決明朝日益腐敗的官吏問題，另外在賦稅改革中，未能重視商稅的影響，無法徹底解決明朝的財政問題，但是其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百姓的負擔，增加了財政收入，為萬曆三大徵提供了強大的支援，由此可見張居正改革對明朝的延續是有極為正面的影響，何來的把明亡的鍋甩給他呢。

看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心中不乏一種鬱悶，就想問問是那個明史專家提出來的。這真的是明史專家嗎？當然，這樣的假設性問題，並沒有意義。今天我就將明朝這兩位的人放在歷史洪流中做一個比較。比較後，便可知曉。

張居正之前明朝中期的國家情況

1505年孝宗去世，其子朱厚照即位，是為明武宗，年號正德。武宗即位後清代野史常說他極好逸樂，導致正德年間戰事頻生，外有韃靼達延汗進犯、內有叛亂和民變等重大事件。

其後嘉靖一朝，國家外患不斷。北方韃靼趁明朝衰弱而入據河套。1550年韃靼首領俺答進犯大同，宣大總兵仇鸞重金收買俺答，讓其轉向其他目標。結果俺答轉而直攻北京，在北京城郊大肆搶掠後西去，明朝軍隊在追擊過程中戰敗，此為庚戌之變。

張居正主政前，內政廢弛，外敵侵擾，戰爭不斷，國庫虧空，土地兼併嚴重，民不聊生，宦官專權。

明朝末期國家情況

在歷經萬曆皇帝30多年不上朝，木匠皇帝不思朝政，讓宦官專權，擅殺忠臣，到了崇禎時期，國家社會矛盾尖銳，農民揭竿而起。大明政權岌岌可危。

張居正主政十年

整頓吏治

1573年（萬曆元年）十一月，張居正上疏實行“考成法”，明確職責。他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內閣控制六科。對於要辦的事，從內閣到六科，從六科都到衙門，層層考試，做到心中有數。改變了以往“上之督之者雖諄諄，而下之聽之者恆藐藐”的拖拉現象。考成法的實行，提高了各級部門的辦事效率，而且明確責任，賞罰分明，從而使朝廷釋出的政令“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張居正整飭吏治的目的主要還是“富國強兵”，這條紅線貫穿於他的改革之始終，實行考成法的最大收穫也正在於此。

改善財政

1578年（萬曆六年），張居正以福建為試點，清丈田地，結果“閩人以為便”。於是在1580年（萬曆八年），張居正上疏並獲准在全國陸續展開清丈土地，並在此基礎上重繪魚鱗圖冊。

儘管張居正清丈田畝、平均賦稅的做法被海瑞等人認為是下策，並不能真正解決民間賦稅不均的問題。但從理財的角度看，清丈田畝對於朝廷比較全面準確地掌握全國的額田，增加財政收入起了積極作用。

賦稅改革

1581年（萬曆九年），張居正下令，在全國範圍內實行一條鞭法。—條鞭法是中國田賦制度史上繼唐代兩稅法之後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它簡化了賦役的專案和徵收手續，使賦役合一，並出現了“攤丁入畝”的趨勢。後來清代的地丁合一制度就是一條鞭法的運用和發展。

軍事措施

重用戚繼光

軍事上，用戚繼光鎮薊門（今河北遷西縣西北），李成樑鎮遼東（今遼寧遼陽），又在東起山海關，西至居庸關的長城上加修“敵臺”三千多座，加強北方的防備

從歷史大局看，張居正新政無疑是繼商鞅、秦始皇以及隋唐之際革新之後直至近代前夜影響最為深遠、最為成功的改革。張居正改革的影響，不僅表現在他起衰振隳、力挽狂瀾，奇蹟般地在北疆化干戈為玉帛，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國內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延長了明王朝的國祚。

崇禎皇帝的最後10年

崇禎皇帝的爸爸和祖父將家底都敗光了，崇禎帝雖有志於整頓朝綱，恢復經濟，但他不是一個有能力的以為皇帝。在加上明朝末年，大旱不斷，瘟疫爆發，內憂外患。種種這些，都是亡國的徵兆。再加上崇禎帝多疑，剛愎自用，當他殺害袁崇煥的時候，就意味著明朝氣數已盡。

三月十九日拂曉，大火四起，重返皇宮，城外已經是火光映天。此時天色將明，朱由檢在前殿鳴鐘召集百官，卻無一人前來，朱由檢說：“諸臣誤朕也，國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棄之，皆為奸臣所誤，以至於此。”最後在景山歪脖樹上自縊身亡，死時光著左腳，右腳穿著一隻紅鞋。時年33歲。身邊僅有提督太監王承恩陪同。

就這樣，長達276年的明朝走向了歷史。

有此可見，大明亡國，亡於崇禎，而非亡於張居正。張居正至明朝滅亡100多年。也正是因為張居正的10年主政，延續了明王朝的國祚。

二、臨危受命

明朝是封建專制制度極度發展的一個王朝。它的統治體制,造成君主絕對權力的濫用和腐敗的官僚政治。

明中葉後,皇帝不臨朝成為慣例,嘉靖皇帝深居內宮,修仙煉道,三十年不理政;隆慶皇帝在位六年,極少審批公文。皇帝長期不理國務,政治重心自然就落到內閣身上,誰成為首輔,誰就能主政,實際上就握有最高的權勢,這就必然招致統治階級內部爭奪內閣首輔的尖銳鬥爭。

張居正改革,是在統治機構近乎解體,財政瀕於破產的局面下,自上而下發動的一場挽救王朝統治危機的運動。十年改革從政治推向經濟,從四個方面強國富民,取得顯著成效。

1.以法治為理政的中心,示大信於天下,使改革得到有力的組織保證。

2.以理財為監察的中心,整頓官府,使新政得到財政收益。

3.以均賦役為中心,厚商利農,發展社會經濟。4.以近民便俗為宗旨,提倡面向實際,為改革提供有力的思想資源。對於改革的成效,清代歷史學家張廷玉評論說:“自是,一切不敢飾非,政體為肅。”重現出現強有力的政府機制。嘉靖末年國家糧倉不足一年之儲,改革前財政空虛,入不敷出,赤字超過三分之一,改革後國家儲糧可支十年,國庫積銀四百萬兩。《明通鑑》讚譽:“是時,帑藏充盈,國最完備。”這豐碩的成果已經載入史冊,在中國歷史上熠熠生輝。

由張居正個人主導的這場改革的成功,也預示身後隱伏的危機,這就是人在政在,人亡政息。萬曆十年六月張居正病逝,同年十二月反對派開始發難,張居正滿門查抄,家屬餓死十多人,凡被認為與張結黨的官員,統統被削職。至於他一腔心血建樹的新政,更是付諸流水。

廢除新政,首先從放鬆馳驛的限制開始,恢復權貴乘驛的特權,繼而取消考成法,一切皆與新政反其道而行之,“由是,上下恬熙,法紀漸至不振。” 張居正改革連同他本人全遭覆滅,恰如明人筆記《野獲編》所述: “身後一敗塗地”。

為什麼苦心經營十年,卓有成效的改革卻一朝顛覆,毫無招架之力,從客觀上有兩個原因:

2.改革思想的侷限是致禍之由。張居正以近民便俗為改革的依據,是超群出眾的見解。但他在接受國事委託時又表示:“今國家要務,惟在遵守祖宗舊制。”高度讚揚“政必法祖”的精神,給新政披上“法祖”的外衣。

可以說,張居正的失敗也是他的成功招致的必然結果,這是封建專制主義時代改革家很難倖免的悲劇。

張居正不惜摩頂放踵為之點燃的革新之火,為衰敗的王朝贏得一度光華。明末有人說他是“救時宰相”,也是不幸而言中,救時者救得了一時,救不了一世。 在他身後迄於明亡的六十多年中,各種社會矛盾急劇地發展,一發不可收拾,再也沒有一個能人志士力挽狂瀾。

大家好，這裡是韓之豫。

明朝享國二百七十六年，共傳十六帝，在正統的中國歷史王朝上，已經算是長命的了。而自土木堡之變後，明朝就已經由盛轉衰了，封建帝國的弊端就逐漸凸現了。

在朝堂之上，張居正推行考成法，意即“尊主權、課吏職、行賞罰、一號令”，形成了一套完善的官員考評機制，由內閣統領監察機構，再用監察機構監督中央六部，再用六部去考察統率的文武百官及地方官員，這種方式，直到至今，仍然被中國及許多國家的監察機構機構借鑑。並且，不少政績卓越的官員因為考評機制得到了重用，比如守邊大將李成樑，也打掉了一批在職位上尸位素餐的“大老虎”和手腳不乾不淨的“小蒼蠅”，像不像我們今天的一些監察機制？比如“末位淘汰制”，直到今天我們依然在企業和單位中使用，這種方法打破了論資排輩，打破了人情社會，真正的使官員按政績說話，不拘出身和資歷。

但我們最後都知道，張居正死後，屍骨未寒，明神宗就開始不顧師生情誼，開始清算，張居正甚至險遭開棺鞭屍。

關於大明朝的滅亡，有很多的說法，不同的學者會從不同的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提出了不同的可能性，但是說張居正應該為明朝滅亡負責，還是頭一次聽說。

一個人生了重病，要做手術，手術做到一半，病人就不做了。幾個月之後，病人死了，你不能說把死的原因怪到醫生頭上吧，怪醫生沒有把手術做完嗎？

張居正的時期，明朝已經積攢了很多的毛病：

土地集中也算的上是封建王朝的通病了，一個王朝剛剛建立的時候，地多人少，貴族也少，可以攜新朝的銳氣平均土地，讓農民耕種。

所以剛剛建立的王朝往往都是銳意進取的，一直到農民逐漸將土地產物積攢起來，國家達到了鼎盛的狀態。

但是封建王朝最大的問題也來自於土地，所有人都想佔有土地，其中以皇室成員、貴族和大地主為甚，為了佔有土地，他們無所不用其極，所以隨著時間的推移，王朝會發現，國家的土地好像在慢慢的變少。其實都流入到了皇室成員、貴族和大地主的手裡。

這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張居正是想要改革的，但是他做了很多的前期工作，當他要做最重要的那個部分——重新清丈土地的時候，他就因為一場疾病和一次用藥失誤去世了。

就相當於給明朝做手術做到一半醫生沒了，然後接手的醫生又徹底推翻了這個方案。年輕的萬曆皇帝根本沒搞清楚狀況，就開始對張居正及其門生進行清洗。

為了滿足中央政府的消耗和皇室成員的消耗，明朝政府不得不持續地加稅，加稅嚴重導致農民生活艱難，不得不農民起義。

為了鎮壓農民起義，明朝政府又繼續加稅，形成惡性迴圈。再加上邊疆地區後金崛起，又加稅去穩固邊疆。可以說，到了明朝後期，賦稅越來越高的情況是一個惡性迴圈了。

只不過，“一條鞭法”在很大程度上，其實更嚴重地壓迫了農民的生產生活。

明朝中樞集團黨爭嚴重，核心集團的成員，包括皇帝在內，最重要的是平衡各個黨派之間的關係，而不是去積極地處理國家出現的各種問題。本就是千瘡百孔的國家，再不好好管理，自然會變得更加糟糕。

對於明朝來說，張居正是一個改革性的人物，他的改革雖然導致了一些問題，但不改革，明朝的問題更大。明朝的滅亡是明朝各種問題積攢下來的結果，張居正沒有推進這個過程，反而是延緩了明朝滅亡的時間。

有明史專家這麼提的嗎？？

我確實聽說過明亡於崇禎，實亡於萬曆。

從來沒有聽說過亡於張居正的。

相反，由於張居正的前十年輔政，延續了大明的國祚。

張居正擔任首輔時期，不顧一切的從軍事、政治、經濟等方面進行整頓，尤重於經濟的改革，企圖扭轉嘉靖、隆慶以來政治腐敗、邊防鬆弛和民窮財竭的局面。

在萬曆即位初期，全國納稅的土地，約有一半為大地主所隱佔，拒不繳稅，嚴重地影響了國家收入，租種官田的農民生活極苦。

在其中一個時期內，太倉銀的現銀存量已經只夠整個國家支援幾個月了，既要打仗，又要救災，明王朝的財政拮据已經到了一個可怕的地步。北京的糧倉只夠京營月糧的兩年用。

而張居正的改革以後，使明政府的財政收入有了顯著的增加，國庫積銀達六七百萬兩之多，儲備的糧食多達1300多萬石，足夠支用十年。比起嘉靖年間國庫存糧不夠一年用的情況，是一個很大的進步。這就使大明朝一度有了“中興”的景象。

但是，張居正死後，萬曆皇帝立刻對他進行了清算。迅速廢除了張居正的一切改革措施，使得剛有起色的大明朝恢復到了加速下坡的路上。

而萬曆皇帝執政後期荒於政事，因為國本之爭對大臣失去耐心而二十多年不再上朝，國家運轉幾乎停擺。明神宗執政晚期，黨爭長期持續，導致朝政日益腐敗，內耗嚴重。他強徵礦稅，使明朝逐漸走向衰亡。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明軍在薩爾滸之戰中被努爾哈赤擊潰，從此明朝在遼東的控制陷於崩潰。

大明從這時開始，其實已經開始亡了。

萬曆死後僅二十四年，大明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