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嗣同不是學問中人，亦非政治中人，他的氣質，更像一位俠客。其著述當中，唯一與學術接近的應是《仁學》。此書共兩卷，五十篇，五萬餘字，撰於光緒二十二年（1896）、二十三年（1897）間，不過成稿之後，並未立即印行，“著成後，恐駭流俗，故僅以示一二同志，秘未出世。”康有為生前不願刊行《大同書》，據說緣於哲人的書寫藝術，所謂“大道可安而不可說”，“言則陷天下於洪水猛獸”。譚嗣同的考量，則不必上升到政治哲學的高度，他不願刊行《仁學》，原因非常簡單，“恐駭流俗”。那麼這本書的內容驚駭到什麼程度呢？我們可以看正反兩方面的評價。譚嗣同就義之前，把《仁學》書稿託付給梁啟超，1899年，梁啟超將書中部分章節刊於《清議報》，並在《清議報第一百冊祝辭》中表示：“其思想為吾人所不能達，其言論為吾人所不敢言。”然而，當時以開明著稱的張謇，則斥《仁學》“創雜種保種之說，謬妄已甚”。這兩種論調，雖然相對，其實指向的是同一點：《仁學》的激進。
《仁學》的激進，主要表現在對中國傳統的批判。數千年曆史，被他一掃而空之，“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愿也；惟大盜利用鄉愿，惟鄉愿工媚大盜。”這般歇斯底里，正應了他所號召的“沖決羅網”。這也正是那個時代的鮮明特色，譬如嚴復論中國風氣：“華風之弊，八字盡之：始於作偽，終於無恥。”也是一般歇斯底里。
《仁學》的貢獻，即在批判，而且是一種摧毀性的批判——論及建設，則嫌雜亂，以當時譚嗣同的學力，尤其他的性情，註定難以從事建設性的工作。同時代批判傳統的人物，沒有人比他更激切。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雲：“晚近世以來，學術思想之路益狹，而綱常名教之縛益嚴，然未有敢正面對而施呵斥者；有之，自復生始也。”——復生是譚嗣同的字。當然，錢穆稱頌譚嗣同，有其個體緣由。這個無錫的退學生在十六歲那年冬天，偶見《仁學》，讀之大喜，於是剪掉了極具象徵意義的辮子。
論述至此，再說正題：哪怕譚嗣同活到梁啟超的年歲，他在國學方面的成就絕無可能達到梁啟超的高度，原因倒也簡單，在以摧毀傳統自任的譚嗣同眼裡，哪會有什麼國學呢？
譚嗣同不是學問中人，亦非政治中人，他的氣質，更像一位俠客。其著述當中，唯一與學術接近的應是《仁學》。此書共兩卷，五十篇，五萬餘字，撰於光緒二十二年（1896）、二十三年（1897）間，不過成稿之後，並未立即印行，“著成後，恐駭流俗，故僅以示一二同志，秘未出世。”康有為生前不願刊行《大同書》，據說緣於哲人的書寫藝術，所謂“大道可安而不可說”，“言則陷天下於洪水猛獸”。譚嗣同的考量，則不必上升到政治哲學的高度，他不願刊行《仁學》，原因非常簡單，“恐駭流俗”。那麼這本書的內容驚駭到什麼程度呢？我們可以看正反兩方面的評價。譚嗣同就義之前，把《仁學》書稿託付給梁啟超，1899年，梁啟超將書中部分章節刊於《清議報》，並在《清議報第一百冊祝辭》中表示：“其思想為吾人所不能達，其言論為吾人所不敢言。”然而，當時以開明著稱的張謇，則斥《仁學》“創雜種保種之說，謬妄已甚”。這兩種論調，雖然相對，其實指向的是同一點：《仁學》的激進。
《仁學》的激進，主要表現在對中國傳統的批判。數千年曆史，被他一掃而空之，“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愿也；惟大盜利用鄉愿，惟鄉愿工媚大盜。”這般歇斯底里，正應了他所號召的“沖決羅網”。這也正是那個時代的鮮明特色，譬如嚴復論中國風氣：“華風之弊，八字盡之：始於作偽，終於無恥。”也是一般歇斯底里。
《仁學》的貢獻，即在批判，而且是一種摧毀性的批判——論及建設，則嫌雜亂，以當時譚嗣同的學力，尤其他的性情，註定難以從事建設性的工作。同時代批判傳統的人物，沒有人比他更激切。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雲：“晚近世以來，學術思想之路益狹，而綱常名教之縛益嚴，然未有敢正面對而施呵斥者；有之，自復生始也。”——復生是譚嗣同的字。當然，錢穆稱頌譚嗣同，有其個體緣由。這個無錫的退學生在十六歲那年冬天，偶見《仁學》，讀之大喜，於是剪掉了極具象徵意義的辮子。
論述至此，再說正題：哪怕譚嗣同活到梁啟超的年歲，他在國學方面的成就絕無可能達到梁啟超的高度，原因倒也簡單，在以摧毀傳統自任的譚嗣同眼裡，哪會有什麼國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