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國古代佛經譯成漢語為例，來說明中國古代怎樣將英語或其它外語譯成漢語的。中國早期的佛經翻譯，純粹是私人行為。翻譯過程大致是先由某個外國僧人背誦經文，另一個人將文口譯成漢語，這種方式叫做“傳言”或“度語”，再由一人或數人把口譯成的漢語記錄下來，作一番整理和修飾稱為“筆受”。因為印度和西域僧人大多不懂漢語，而漢族僧人又不通曉梵文或胡語，所以常常出現翻譯不確切的情況。文體也不固定，或偏於直譯，或偏於意譯，各有利弊。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隨著中國佛教的進一步發展，翻譯經驗的不斷積累，譯文質量的不斷提高，終於產生了翻譯佛經的固定組織_譯場。中國最早的譯場是前秦建元年間（365-384）建立的以長安為中心的關中譯場。關中譯場是中國歷史上有文字記載的第一個地點固定，分工明確、集體合作的譯場。其翻譯流程是:一、口宣（讀梵文）；二、正文義（理解梵文經典的原義）；三、譯語（口譯為漢語）；四、筆錄（將譯文用漢語記錄）；五、校訂（考正譯文的漢語意義，使譯文不與梵本相背）。當時著名僧人道安就是在這關中譯場工作。隨著關中譯場的出現，慧遠在廬山組織的般若臺譯場、東晉京師道場寺譯場等等也相繼出現。其中最著名的是後秦長安逍遙園、西明寺譯場。因為在這個譯場擔任主譯的是中國四大譯經師之一的是鳩摩羅什。隋唐是中國佛教的鼎盛時期，亦是譯場譯經完全成熟時期。雖然當時的譯經規模宏大，分工明確，制度完備，但基本上還是中外僧人共主譯事。直到唐貞觀十九年，玄獎大師結束了他歷時十九年，跋涉五萬餘里的偉大取經回到長安，他在弘福寺組織了大規模的佛經譯場，這是中國歷史上由本國僧人擔任主譯的第一個譯場。雖然唐太宗本人不信佛，但他還是呼叫國家的人力物力，支援、幫助玄獎譯經。玄獎在十九年之中，一共譯出佛經七十五部，一千叄百叄拾伍卷，一千三百多萬字，僅就數量而言，就很令人驚異了。而且玄獎所譯佛經都相當準確，文采斐然，的確達到了前代佛經翻譯所未有的水平。總之，中國古代佛經譯場的出現，是佛經翻譯工作發展的必然產物，也是中國翻譯史上的一大進步。茅盾在1954年全國文學翻譯工作者會議上指出:“中國的翻譯事業，是有悠久歷史和光榮傳統的。我們的先輩在翻譯佛經方面所樹立嚴謹的科學翻譯方法，及其所達到的卓越成就，值得我們引以友驕傲，並且奉為典範。”
以中國古代佛經譯成漢語為例，來說明中國古代怎樣將英語或其它外語譯成漢語的。中國早期的佛經翻譯，純粹是私人行為。翻譯過程大致是先由某個外國僧人背誦經文，另一個人將文口譯成漢語，這種方式叫做“傳言”或“度語”，再由一人或數人把口譯成的漢語記錄下來，作一番整理和修飾稱為“筆受”。因為印度和西域僧人大多不懂漢語，而漢族僧人又不通曉梵文或胡語，所以常常出現翻譯不確切的情況。文體也不固定，或偏於直譯，或偏於意譯，各有利弊。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隨著中國佛教的進一步發展，翻譯經驗的不斷積累，譯文質量的不斷提高，終於產生了翻譯佛經的固定組織_譯場。中國最早的譯場是前秦建元年間（365-384）建立的以長安為中心的關中譯場。關中譯場是中國歷史上有文字記載的第一個地點固定，分工明確、集體合作的譯場。其翻譯流程是:一、口宣（讀梵文）；二、正文義（理解梵文經典的原義）；三、譯語（口譯為漢語）；四、筆錄（將譯文用漢語記錄）；五、校訂（考正譯文的漢語意義，使譯文不與梵本相背）。當時著名僧人道安就是在這關中譯場工作。隨著關中譯場的出現，慧遠在廬山組織的般若臺譯場、東晉京師道場寺譯場等等也相繼出現。其中最著名的是後秦長安逍遙園、西明寺譯場。因為在這個譯場擔任主譯的是中國四大譯經師之一的是鳩摩羅什。隋唐是中國佛教的鼎盛時期，亦是譯場譯經完全成熟時期。雖然當時的譯經規模宏大，分工明確，制度完備，但基本上還是中外僧人共主譯事。直到唐貞觀十九年，玄獎大師結束了他歷時十九年，跋涉五萬餘里的偉大取經回到長安，他在弘福寺組織了大規模的佛經譯場，這是中國歷史上由本國僧人擔任主譯的第一個譯場。雖然唐太宗本人不信佛，但他還是呼叫國家的人力物力，支援、幫助玄獎譯經。玄獎在十九年之中，一共譯出佛經七十五部，一千叄百叄拾伍卷，一千三百多萬字，僅就數量而言，就很令人驚異了。而且玄獎所譯佛經都相當準確，文采斐然，的確達到了前代佛經翻譯所未有的水平。總之，中國古代佛經譯場的出現，是佛經翻譯工作發展的必然產物，也是中國翻譯史上的一大進步。茅盾在1954年全國文學翻譯工作者會議上指出:“中國的翻譯事業，是有悠久歷史和光榮傳統的。我們的先輩在翻譯佛經方面所樹立嚴謹的科學翻譯方法，及其所達到的卓越成就，值得我們引以友驕傲，並且奉為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