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是晚清重臣，是著名的洋務運動代表人物之一，也是極具爭議的歷史人物。他有他的歷史侷限性，他有他的人生悲劇，但是這不僅僅是其個人的，也是那個特殊時代所造成的悲劇。我們在評價李鴻章這樣的歷史人物時候應該用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去分析看待

李鴻章同曾國藩、左宗棠、張之洞並稱為晚清中興四大名臣。李鴻章的一生可以說與中國近現代史是緊密聯絡在一起的，談中國近現代史就繞不開李鴻章，他的一生是傳奇的一生，富有爭議的一生。用李鴻章自己的話來概括他自己：少年科第，壯年戎馬，中年封疆，晚年洋務。

道光二十年（1840年），這一年也是剛好鴉片戰爭爆發的一年，李鴻章中秀才。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李鴻章在廬州府學學習因成績優異表現良好被選為優貢。

遍交海內知名士，去訪京師有道人

一萬年來誰著史，三千里外慾封侯

當時李鴻章的父親在京城任刑部郎中，他幾次寫信催李鴻章進京，讓其準備參加順天府鄉試。此時的李鴻章躊躇滿志，滿懷理想與豪情，在去京城路上他以詩言志寫下《入都》10首七言格律詩抒發心中巨集願，要“遍交海內知名士，去訪京師有道人”。

李鴻章人生的啟蒙和見識的增長得益於有一個好的父親，其父從政時政聲非常好人緣不錯，進京後的李鴻章在父親的關照和引領下，認識了當時的一批在京安徽籍京官，呂賢基、王茂蔭、趙畇等人。他們對年輕的李鴻章人生思想產生了重要影響。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應順天府鄉試，李鴻章考中舉人。

1845年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入曾國藩門下，授業曾國藩，學習經世致用之學，奠定了他一生事業和思想基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李鴻章中進士，列二甲第十三名，先後任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散館、授翰林院編修、充武英殿編修。

於是李鴻章鼓動工部左侍郎呂賢基上奏，他甚至代為寫奏章。咸豐帝看後就立即詔諭工部左侍郎呂賢基前往安徽，任安徽團練大臣，辦理團練防剿事宜，呂賢基是一個沒有膽量不敢作為的人，就這樣他拉上李鴻章一起去辦團練。至此，李鴻章踏上了人生的重要一步，壯年戎馬生涯。

多年的團練生涯和領軍作戰的經歷讓他懂得了為將統兵之道，李鴻章以書生帶兵，既有“專以浪戰為能”的記錄，也有“翰林變作綠林”的惡名。

咸豐五年（1855年）十月，因率團練收復廬州有功，賞按察使銜。然而，功高易遭妒，一時之間，謗言四起，李鴻章幾不能自立於鄉里。咸豐七年（1857年），安徽巡撫福濟奏報李鴻章丁憂，為父親守制，從而結束了他為時五年的團練活動。

咸豐十一年（1861年）夏，為解上海之危，李鴻章受曾國藩之命開始正式組建淮軍，李鴻章首先通過張樹聲招募了合肥西鄉三山諸部團練。又通過前來安慶拜訪的廬江進士劉秉璋與駐紮三河的廬江團練頭目潘鼎新、吳長慶建立聯絡。潘、劉自幼同學，又同為李鴻章父親李文安的門生，吳長慶的亡父吳廷香也與李文安有舊交，自然一呼而應。

淮軍來滬不到一年時間這是淮軍發展壯大的一年，“盡改（湘軍）舊制，更仿夷軍”，轉變成了裝備洋槍洋炮，並僱請外國教練訓練的新式軍隊，大大提高了戰鬥力。同時，李鴻章還採用一系列招降納叛，兼收幷蓄的措施，擴充實力在掌握地方實權後，他在江蘇大力擴軍，使淮軍在2年內由6000多人增至六、七萬人，成為清軍中裝備精良、戰鬥力較強的一支地方武裝。

西捻軍覆滅後，清廷開復李鴻章迭次降革處分，並賞加太子太保銜，授湖廣總督協辦大學士。同治九年（1870年）初，奉旨督辦貴州軍務，鎮壓苗民起義。尚未成行，復以甘肅回民起義軍入陝，清廷因左宗棠遠在平涼不及兼顧，又改命援陝。但李鴻章實在不願與左宗棠共事，故一再拖延，直至六月下旬才抵西安。七天後，因天津發生教案，列強軍艦麇集大沽口，奉密諭“酌帶各軍剋日起程赴近畿一帶相機駐紮”。匆匆趕赴直隸。

同治六年（1867年）授李鴻章為湖廣總督，仍在軍營督辦剿捻事宜。他在軍事上堅持上任曾國藩“以靜制動”的戰略方針，順利鎮壓剩餘捻軍。

同治八年（1869年）二月兼署湖北巡撫，12月被任命赴貴州督辦苗亂軍務。同治九年（1870年）七月接替曾國藩辦理天津教案，後因成功調解天津教案，八月調任直隸總督，後又兼任北洋通商大臣。

中國近代早期的四大軍工企業中，李鴻章一人就創辦了三個，如他自己所言“練兵以制器為先”。在引進西方裝置進行近代化生產的實際操作中，他得出：“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覓制器之器，師其法而不必盡用其人。欲覓制器之器與制器之人，則或專設一科取士，士終身懸以為富貴功名之鵠，則業可成，藝可精，而才亦可集”。

由於當時京杭運河淤塞，朝廷南北貨物的調運部分改為海路。同治十一年底，李鴻章督辦創立了“輪船招商局”。這是中國第一家民營輪船公司，也是中國近代最大的民用企業。

李鴻章先後創辦了河北磁州煤鐵礦、江西興國煤礦、湖北廣濟煤礦、開平礦務局、上海機器織布局、山東嶧縣煤礦、天津電報總局、唐胥鐵路、上海電報總局、津沽鐵路、漠河金礦、熱河四道溝銅礦及三山鉛銀礦、上海華盛紡織總廠等一系列民用企業，涉及礦業、鐵路、紡織、電信等各行各業。

在經營方針上，也逐漸由官督商辦轉向官商合辦，從客觀上促進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是中國近代化開始的標誌。

他一生參與了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包括鎮壓太平天國運動、鎮壓捻軍起義、洋務運動、甲午戰爭等。

李鴻章一生首先是靠參與鎮壓農民起義而起家的，在早期鎮壓太平天國運動時，他殺人過多，這也是被不少史學家所詬病。甲午海戰他作出了錯誤決策，過於避戰導致戰爭指揮上的失敗，使得北洋水師損失慘重，幾乎全軍覆沒。

1885年在完勝日本的情況下籤訂的《中日天津會議專條》，給予了日本可以派兵進入北韓的權利；中法戰爭勝利後反而簽訂了不平等條約等。雖然這些不利條約和做法受制於各種客觀條件，並不是他能左後的了，但他要為這些的誤國行為承擔歷史責任。

梁啟超曾經對李鴻章的評價：若以中國之失政而盡歸於李鴻章一人，李鴻章一人不足惜，而彼執政誤國之樞臣，反得有所諉以辭斧鉞，而我四萬萬人放棄國民之責任者，亦且不復自知其罪也。

初中歷史老師就說，評價歷史人物要看兩面性，不能非黑即白，這也是歷史界評價人物的原則之一。然而這個原則似乎是被矯枉過正了，在過去李鴻章被批判得太狠，於是翻案的人更加下大力氣。李鴻章死後兩個月，梁啟超寫出《李鴻章傳》，稱“李鴻章必為數千年中國歷史上一任務，無可疑也；李鴻章必為十九世紀世界歷史上一人物，無可疑也”。這句話也被許多人當作評價李鴻章的理論基礎。但卻忽略了這篇文章的背景和其他內容，且不說梁啟超同時強調李鴻章“不識國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勢，不知政治之本源”，再者這篇文章本質上是抨擊清政府的低劣，梁啟超現在文章中誇讚李鴻章，再將其與外國同行們對比，得出的結論是李鴻章與他們差的太多太多。連這樣子的人都能在清政府身居高位，可見清政府之低劣。梁啟超的邏輯目的在於貶低清政府，而非捧高李鴻章，也有人用李鴻章簽訂條約前的表現來為他洗白開脫，先不說日本浪人行刺李鴻章一事是否屬實，甲午戰敗後伊藤博文是指名道姓要求李鴻章來談判的，伊藤博文總不會找一個聰明人給自己找麻煩吧？很多人說李鴻章只是簽字的，真正的賣國賊、罪人是慈禧，是腐壞的清政府。但甲午海戰確確實實是李鴻章打輸的，“避戰保船”成為戰爭史上的一大笑話，這麼一看，《馬關條約》的責任怎能不算李鴻章的一份？現今有人用“東方俾斯麥”來稱頌李鴻章的作為，首先史料對這個稱呼是李鴻章自稱抑或是他人評價未作詳細考究；再者，俾斯麥聽到此稱呼後對其嗤之以鼻 “我不知道李鴻章是不是東方的俾斯麥，但沒有人會說我是西方的李鴻章”。俾斯麥何許人也？結束德國分裂、完成德意志統一、復興德意志的鐵血宰相，讓拿破崙三世率近十萬名法軍在色當投降的卓越軍人，是德國的建築師、德國的Navigator。此等人物，豈是一生以簽訂屈辱條約聞名、臨戰指揮失當、沉迷權力鬥爭的李鴻章所能相提並論的？李鴻章被稱為“清政府的裱糊匠”，和“德國的建築師”、“德國的Navigator”何來相似之說？李鴻章或許並非如教科書、民間評價的賣國賊、大漢奸，但也絕不是背上什麼“背鍋俠“”一人之力救大清“稱謂的偉人。

李鴻章的一生最大的成就莫過於推進了晚清的西化。晚年李鴻章評價自己為“少年科第，壯年戎馬，中年封疆，晚年洋務“，最後一句還算客觀。在早年鎮壓農民起義的過程中，李鴻章認識到西洋文化的先進性，那時清王朝和列強特別是日本的關係已經緊張，各國對滿清虎視眈眈，他曾說：“中國但有開花大炮、輪船兩樣，西人即可斂手。”李鴻章計劃著學習西方的先進文化和技術，同時也有了組建北洋水師的想法，然而滿清腐朽，加之正值左宗棠徵新疆，根本無法籌集足夠的資金，李鴻章捉襟見肘，“洋務運動”便成了他解決困境的唯一途徑。在求富的過程中，李鴻章等人建立了江南製造總局、天津機器局等滿清從未有過的工廠，同時，李鴻章阻止英國從香港到大陸的海底電報電纜，堅決不讓其上岸，自己組織鋪設了天津到京城等電報線路和受詬病頗多的南滿鐵路等設施。李鴻章的運籌帷幄使得洋務運動發展到工業、紡織業等絕大多數方面，可謂是被打出來的現代化。不可否認的是洋務運動將中國的現代化程序想起推進了一大步，然而洋務運動並不像許多人所說的那麼百利而無一害。表面上，洋務運動給腐朽的晚清注入了不少新鮮血液，但李鴻章的做法可以稱道麼？不，洋務運動沒有脫出框架，只是為封建腐朽打了一劑強心針，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李鴻章試圖得到外國資本主義的資助，這些錯誤的做法非但沒有解決真正的問題，反而給了晚清虛無縹緲的希望。另一值得稱讚的自然是李鴻章與世界各國的周旋。先不論效果如何，李鴻章死後，大清上下失去了唯一能於洋人周旋的人。“太后及帝哭失聲”大清國猶如“樑傾棟折，驟失倚侍”。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視其為大清帝國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強一爭長短之人“我以為，李鴻章實乃19世紀中國最偉大的愛國者。”梁啟超亦言“吾敬李鴻章之才，惜李鴻章之識，悲李鴻章之遇。”“日本有無數伊藤博文，中國卻只有一個李鴻章”。在晚清腐朽不看，內外形勢極其悲觀的背景下李鴻章從未放棄救大清、救中國。實乃有大勇氣、大智慧之人！單憑這兩點貢獻，李鴻章已經不能被稱為所謂的賣國賊、大漢奸。李鴻章雖不能做到對大清的“死忠”，但其忠誠卻是無可辯駁的。簽訂喪權辱國的條約雖有他指揮不當等過錯，但他卻並不是真正的主要責任人。某種程度上，李鴻章確實是為慈禧代言簽名。

“年少不知李鴻章，年老方知李中堂”，這句話在前段時間非常流行，大抵是說，沒有國家實力的支撐，李鴻章作為個人也是無奈，在江河日下的清朝，無法與整個時代對抗，

於是乎，他背盡了晚清的黑鍋與無奈。

在晚晴風雨飄搖內憂外患的時候，只有一個老人，伸手扶住了清朝，然而，“一生為國為民，萬千史書盡負”，但其實我並不認同。

李鴻章最大的問題從來都不是他做了什麼，而是他居其位卻未謀其職，耽擱了中國變革的程序，他變不了，中國有人能變，只是他手握著權柄，最終拖著整個時代下水。用一句俗得不能再俗的俗語來說，這就叫做站著茅坑不拉屎。

生活在當下這個時代，開啟各種各樣的視訊網站，不止一次地看到各路人馬不遺餘力的讚美李鴻章這個清末的裱糊匠，一聲聲肉麻的李中堂，好似先要把他推上某種歷史的高位。“晚生X氏，拜見李中堂”一類的評論不絕於耳。

然而，這樣的一個裱糊匠真的夠資格站在那麼高的位置嗎？ 一部大火的《走向共和》電視劇把李鴻章面臨的內憂外困深入地展現了出來，內有滿清朝廷滿漢之分的相互制肘，外有列強環伺瓜分利益的危機四伏。而李鴻章這個穿著黃馬褂的大清權臣只能疲於奔命。一出悲情英雄的角色似乎便在荒誕的時代背景的襯托下躍然紙上。 對於他而言，似乎代表著大清這個已經落魄的帝國，也確實沒有什麼折衝樽俎的底氣。事實上如果你翻開清朝的歷史，他似乎也沒有那麼的不堪，畢竟也曾有過身受一顆子彈換來談判契機的壯舉。

事實上，或許對於李鴻章而言最大的阻力的其實來自於朝堂之內，大權旁落在慈禧太后之手，“自家人”、“別家人”位列兩邊，作為幕僚，見證了曾國藩解散湘軍以求自保之後，他確實應該已經深刻地意識到了自己面臨的局面，他需要在慈禧太后面前明哲保身以求不受猜忌，也需要在外國使節面前給百足蟲死而不僵的大清挽尊。 所以有人說他是清醒的，只是那個時代不清醒。 有人拿著他“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的臺詞大做文章。 但是這一切都是單拎出來的結果，因為他做的一切也就僅此而已了。

如果你將李鴻章其人放在時代的大背景之下，那份悲壯感就會自然而然的不攻自破，因為和他同時代的樣本太多太多，多到已經無法用我大清自有國情在此簡單地解釋。 大權在手十幾年，卻未曾有絲毫求變。能概括李中堂的功與過的從來都不是大清沒有國歌站起身來尷尬地唱起黃梅小調的故事，而是歷史的程序。

縱觀歷史，李鴻章活在一個時代的巨大變局之中，放眼國內，他經歷過鴉片戰爭，經歷過太平天國戰爭，對付過捻軍內亂，不可謂經驗不豐富，算是一個一步一個腳印地從底層幹起來的漢人權臣，而放眼世界，在他長成的過程之中，世界也在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 幾乎與他同時代的德國俾斯麥用盡一生為統一德意志而努力，而最終靠著他的鐵血政治達成了這一切，併成功地在德國建立起了現代的醫療保險、工人養老金體系，在沒有藉助大量的殖民地擴張的情況下，成功地將德國打造成了歐洲不可忽視的Continental強國。 德皇也曾予他掣肘，他也曾面臨外交內困心灰意冷的黯淡下臺，他一手推動的“三帝聯盟”、“德奧聯盟”、“三國聯盟”一步一步的開始走向崩潰也一度在他的政治晚年讓他坐立不安。但是面臨這一切，俾斯麥依舊堅持去做了，留下了一個決絕的背影。 這是總在自保與建功之間糾纏不休的李鴻章永遠都做不到的。

事實上，在同一個時代也不止俾斯麥這單單一個樣本。 比他晚幾年的阪本龍馬那一批日本人，幾乎和他一樣，在青年時期經歷了被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開啟國門，幾乎與他一樣長成於日本的動亂時期。 但是最終，當你翻開世界史，你會發現李鴻章與同時代的許多人最大的區別是，別人願意去做，而他未曾做過什麼。事實上，李鴻章和他的後輩們，那一帶清朝的權臣把持朝政的70年間，1910年的清朝除了洋務運動的點點水花近乎與1840年沒有任何的區別。 當然你可以用很多的視角去理解這件事，因為確實，清朝是一個遠比德國與日本更加複雜的樣本，內部存在著傳統與現代的衝突、滿人與漢人的衝突、八旗綠營傳統軍隊與新軍現代化軍隊的衝突，還有文官口中的種種祖制，和這一切比起來，外部的困局反而不那麼明顯。

清末新軍 但是不可否認的是李鴻章不曾是一個變革者，它更像是一個官場的老油條，在各方勢力之中權衡利弊，力圖達成相互妥協相互妥協的一個人，如果說俾斯麥像是一隻手握權力的猛虎，力求突圍的話，那麼李鴻章就像是一隻手握權力的泥鰍，力求躲進安穩的空隙。 李鴻章沒有後來戊戌變法那份破而後立的勇氣，所以他主導的洋務運動只是在相互妥協的時代背景下泛起的一抹水花，砸在時代這個大湖之下，未曾泛起半點的漣漪。 這當然，也和當時中國讀書人奉行的儒家哲學有著很強的關係。新銳武俠導演徐浩峰在《箭士柳白猿》裡面就提到，中國能人的底層哲學是傾向於是侍奉人的。雖然話不好聽，但是確實是經歷過數百年的變遷，早已被片面切割的儒學所呈現出來的屬性。 正是因為有這樣的屬性，李鴻章在時代背景下才顯得是左右逢源，老油條味十足。放眼整個中國的歷史，他確實算是一個不錯的權臣，但是絕對算不上一個變革家。然而，有意思的是他個人歷史早已鑲嵌在洋務運動的歷史大潮之中，讓人們會下意識地把他和變革家的身份聯絡在一起。從而忽視了他是一個秉持著中庸哲學在各方勢力取起平衡的庸人罷了。 而最後就其功過而論，李鴻章其人最後也最值得說的一點是，李鴻章最大的問題從來都不是他做了什麼，而是他居其位卻未謀其職，耽擱了中國變革的程序，他變不了，中國有人能變，只是他手握著權柄，最終拖著整個時代下水。 用一句俗得不能再俗的俗語來說，這就叫做在其位卻不謀其政，站著茅坑不拉屎。

所以那些鼓吹李鴻章的鼓吹文學真的是說不出的尷尬，尤其是當我甚至有的人親到深處，動情地寫下李鴻章用黃梅小調代替國歌來挽回大清尊嚴的那一幕正是想笑，因為這位李中堂就在那次事件回國之後又納了一個年輕的小妾不得不說身體硬朗。

因此，從國家發展的維度出發，李鴻章是不可取的。

李鴻章作為清朝末年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他的一切功過都對這個大帝中國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是可以關係的亡國的級別的影響力。那麼，李鴻章對得起他的影響力嗎？在我看來，李鴻章這個中堂大人是失職的。很多人可能就會不服氣了，他們認為李鴻章對清朝可謂是盡心盡力，或者說力挽狂瀾都不為過。

李鴻章手裡握有什麼級別的資源呢？有一個資料可以佐證，李鴻章去世的時候，他的資產大概是四千萬兩白銀！講道理啊，清朝是真捨得出錢，李中堂也是真捨得吞錢，竟然吞了這麼多！難怪當時有這麼一種說法，“宰相合肥天下瘦”。且就不說他當時在清朝裡面是什麼地位了，那絕對是位極人臣。

至於甲午戰爭的失敗，中堂大人當然是第一問責人，這口鍋還得他老人家來背啊。北洋水師作為甲午戰爭中，清朝的主力部隊，也可以認為是李鴻章一個人的戰爭。但是，北洋水師的戰鬥力到底怎麼樣，相信大家心裡應該有數。當然，對於那些英勇犧牲的戰士，民族英雄，是要肯定的，比如鄧世昌這樣的烈士。然而，更多的將領是丟盔棄甲地逃跑的，簡直是恥辱。

至於很多人認為，北洋水師的失敗，是由於武器裝備不夠先進，沒錢購買新軍艦。這種說法基本上不靠譜，因為戰鬥力很強的平遠艦在1888年才下的水，距離甲午戰爭爆發也就六年的時間，無論如何也說不上是舊武器吧？而且，就算是沒錢買新軍艦，那這口鍋也應該中堂大人來背，因為錢都進他口袋裡面了嘛。

李鴻章作為北洋水師的建設人，自己的軍隊有如此表現，腐朽墮落到如此地步，這責任肯定是要承擔的吧？所以《馬關條約》是他去籤的，畢竟自己的屁股要自己擦，也算是敢作敢當了。事實上，在敢於承擔責任這一方面，李鴻章還是非常值得欽佩的。他一生大概簽了三十多個條約，有十幾個都是不平等條約。當然，在不平等條約中，清朝是處於吃虧的那一方，這是不用懷疑的。

那麼，李鴻章在歷史中有如此地位，肯定有做過什麼大的貢獻吧？前面說了那麼多中堂大人的不是，下面是該肯定一下了。李鴻章最大的貢獻，莫過於開展了洋務運動了，這是大清帝國“中興”的關鍵因素，李鴻章當然功不可沒。以李鴻章為代表的洋務派當然為中國的近代化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總的來說，李鴻章承擔了他的責任，做了他應該做的事情，但是都沒有做到位。他明明有做成80分的能力，卻只做了55分，從某種意義上說，李鴻章的功勞並不能掩蓋他的過失，實在是讓人又惋惜。

首先說明一點，我不是為了李鴻章洗白，洗白李鴻章對我而言也毫無裨益。我覺得李鴻章這個人可以用如下幾個詞來形容，躬身入局，既得利益者和愛國者

或許有人會罵我，李鴻章這樣的賣國賊怎麼會是一個愛國者，不要著急罵，先聽我一一道來。

李鴻章這個人首先是一箇舊派知識分子，他有他的進步性，也有他的侷限性。

1823年2月15日，清道光三年正月初五，李鴻章出生在合肥，他11歲的時候父親中舉，他15歲的時候父親和曾國藩同榜中進士，18歲的時候父親在京就職，他出生在一個老派的知識分子家庭，從小受中國傳統文化教育，古代文人都有一種平時袖手談心性，臨終一死報君王的情懷，這一點，李也是有的。

1851年，李28歲，天平天國起義爆發，這個我們教科書上認定無比正義的農民起義所到之處孔廟，嶽王廟都被你搗毀，李的老師曾國藩看到“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接著號召“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為之所也”。開始辦團練，鎮壓太平天國，李在1853年輾轉辦團練經歷挫折後，於1859年來到江西建昌曾國藩幕府做幕僚，這個時候他已經成熟了，漸漸拋棄了當初的年少輕狂，不經事，變得愈加穩重，這個時候的李鴻章可以說是躬身入局者。

之後，李鴻章一句仕途順利，1864年太平天國失敗之後，受封一封肅毅伯，在剿滅捻軍的過程中也立下了汗馬功勞

李鴻章也是一個既得利益者，在一路高升和組建淮軍，組建北洋水師的過程中，大肆剋扣軍餉，也的的確確說的上一個貪官。

李鴻章書法

李鴻章最受非議的地方在於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對中國傷害最大的莫過於《馬關條約》和《辛丑條約》。說到馬關條約不可避免的要說到甲午戰爭的慘敗，曾經遠東第一世界第六的海軍，在甲午海戰的過程中打敗，被人打掉了底褲。很多人把罪歸咎於李鴻章，我覺得他應該負責任，但不是全部責任。李鴻章清楚的知道北洋水師的實力，平常閱閱兵還行，真刀真槍的幹，可能真的不行。在很多清流黨的眼中，北洋水師是李鴻章的私人武裝，北洋水師全軍覆沒，正好可以剪除他的羽翼，除去當時北洋水師意外，清朝還有南洋水師和福建水師，這兩個水師也有相當的實力，如果南洋水師福建水師和北洋水師同時參戰，勝負或許會不一樣

簽訂馬關條約的時候，李本人身中一槍，差點死去，日本擔心他憤怒回國，把賠償金額從三億兩降到2億兩，李說：挨一槍少一億兩白銀，那我多挨兩搶好了，說實在話，當時戰場上打不贏，在談判桌上不可能佔到便宜。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評價李鴻章說“如果你是我，在日本一定幹得比我強；如果我是你，在不一定幹得比你好。”

人的想法與歷史認知總是會變的。就像是你最先喜歡吃陝北蘋果，後來喜歡吃河南梨，到後來又變成了火龍果。或許自己感受不到細緻的變動，但是口味、品位與認知卻慢慢發生變化——無論是好是壞，這是一個客觀事實。從小學開始，我們就在課本中接觸到了李鴻章這個名字，幾乎沒有不知道李鴻章的。目前，我的主業是研究歷史學。隨著年齡增長，見識變多，對李鴻章認識愈發豐富厚重和接近真實具體的人。檢討以往，對李鴻章的認識大概有四個過程：

第一，教科書版/印象李鴻章。

課本不厭其煩的描繪李鴻章，介紹他是為了批判他。李鴻章乃賣國賊，悍然出賣利權，與列強交好。當高中之前讀之，心中憤懣的情緒也油然而生。舉國何怕一戰，怎麼能如此遷就西方？屢次代表清廷全權簽訂條約，無疑是朝內軟弱派的代表。

雖然李鴻章一生有操練淮軍、參與平定太平天國運動、提倡洋務運動、積極倡建近代海軍、建立北洋水師等功績，但不過被看作維護地主階級的利益而已。李鴻章此時被刻畫成一個壞人。

當然，這和當時秉持的史觀和歷史背景有關係，屬於政治宣傳，不屬於學術研究的範疇。歷史人物評價標準是二元的，或大忠大賢，或大奸大惡，明顯的好壞之別。

第二，本科所讀書中的李鴻章

毋庸置疑，本科教育提高了認知能力。看了不少晚清史的專業書，引發了很多思考。此時心中那些賣國賊等字眼已經沒有了。民國初年，梁啟超就寫了《李鴻章傳》，給予了李鴻章高度的評價。

那時候，讀到了李鴻章年輕時代寫的詩歌：丈夫隻手把吳鉤，意氣高於百尺樓。一萬年來誰著史，三千里外覓封侯，可見意氣風發之態。李鴻章去世，慈禧太后感慨：大局未定，倘有不測，再也沒有人分擔了，她失去了一位再造玄黃之人。

第三，史料中的李鴻章

真實的李鴻章，需要在史料中去認識、去解讀。他多疑而用人不疑，諂媚而實心辦事，軟弱而不失大國氣象。曾國藩就認為：少荃天資與公牘最相近，將來建樹非凡，或竟青出於藍也未可知。他知西來大勢，識外國文明，想效法自強，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李鴻章臨終之時，桑榆晚景，詩中寫道：勞勞車馬未離鞍，臨事方知一死難。三百年來傷國步，八千里外弔民殘。秋風寶劍孤臣淚，落日旌旗大將壇；海外塵氛猶未息，諸君莫作等閒看。一個帝國的忠臣、無奈形象躍然紙上。

第四，體會生活後理解李鴻章

生當“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李鴻章，生前身後都遭到詬病。整個國民不止李鴻章，至少也應集體負責，為何要把國運歸罪於一身呢。況且，人在制度下，很難能突破制度。輿論四起，君無錯而定是李鴻章之罪，其個人壓力與無奈可以想見，一生僅僅是“裱糊匠”而已。

當我在看電視劇《走向共和》時，王冰老師把李鴻章的形象塑造的極為豐富。只能感慨一句：李中堂不易啊！正如梁啟超的評價：當戎馬壓境之際，為忍氣吞聲之言，旁觀者尤為酸心，況鴻章身歷其境者。敬李鴻章之才，惜李鴻章之識，悲李鴻章之遇。此言非虛。

晚清舉國皆罵李鴻章，但是要知道：若以中國之失政而盡歸於李鴻章一人，李鴻章一人不足惜，而彼執政誤國之樞臣，反得有所諉以辭斧鉞，而我四萬萬人放棄國民之責任者，亦且不復自知其罪也。天下之間，唯 庸人無咎無譽。

這是梁啟超的警示，我們亦須自省自查。總之，不要動輒誰是好人，誰是壞人，這是很幼稚的評價與說法。

文治：作為洋務運動的核心人物，李鴻章開創了很多中國第一，第一座大型軍工廠——江南製造總局，第一個通訊企業——天津電報總局，第一家煤礦——開平礦務局，第一所陸軍軍官學校——天津武備學堂，當然還有第一支近代化軍隊——北洋水師，第一個海軍基地

武功：鎮壓太平天國，平定捻軍

其它各方評價

慈禧：李鴻章是“再造玄黃”之人

美國總統格蘭特:李鴻章是當時世界上四大首相之首，與英國首相格蘭斯頓，法國總理甘貝特，德國宰相俾斯麥齊名。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李鴻章是大清唯一可與世界列強一爭長短之人。

曾國藩：少荃天資與公牘最相近，將來建樹非凡，或竟青出於藍也未可知

李鴻章自評：糊裱匠

梁啟超：“當戎馬壓境之際，為忍氣吞聲之言，旁觀者尤為酸心，況鴻章身歷其境者！”

不同的地位，處事的眼界也不同，李鴻章當年最為人詬病、捱罵最多的應該就是代表清廷簽訂的那些不平等條約了。其實以我們以公司法看待這個問題，李鴻章只不過是當時清廷的法定代表人，公司裡有什麼檔案一般都是法定代表人簽字，但是誰又是實際控制人呢？

當年罵李鴻章最多的自然是老百姓，晚清政府的無能腐敗也使得我們總受外國的欺負，但那時很少有人敢去指責滿清政府，以及抵禦外國侵略者國家正用錢之際，卻仍耗費巨資給自己辦壽宴的罪魁禍首——慈禧，比起這個更自私更狠心的女人，他們更樂意將李鴻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但似他當時的地位，對於形勢的判斷已經無法再講對與錯，李鴻章的恩師曾國藩做事以“堅忍”二字行事，他在做事的風格上也和自己師傅近乎相似，但比後者眼光卻更為長遠，縱觀李鴻章的一生，他是一個極其有政治抱負和戰略眼觀的人，只是生不逢時，他為當時風雨飄搖的中國也算嘔心瀝血了。

客觀來陳述一下李鴻章的功過。

功：1.平太平天國中建淮軍，收復蘇浙，保全滬，剿滅太平天國餘孽，功大。（後期的太平天國，絕對是對中國有害無益的存在，天王洪秀全封了上千個王，天京事變後猜疑功臣，石達開出走，楊秀清身死。高層窮奢極欲，農民起義內部有農民起義，歷史罕見）

2.平捻軍。捻軍攪亂了北方疆土，把平太平天國頭號功臣曾剃頭曾國藩弄的焦頭爛額，最後在李鴻章手中廢一番曲折後平定。

3.洋務之王。時任內閣大學士寶鋆評價洋務名臣是，對李鴻章的評價是“能見其大”，李鴻章是洋務派中對洋務戰略，規劃，長期目標把握比較清晰的一位。也是洋務派中少有的反思“中體西用”能不能救中國的一位。

具體來說，他和他手下的淮系，廣開軍火製造局，例如江南製造總局，奏辦官商合營企業，例如輪船招商局。在全國各地鋪設鐵路電報，例如著名的馬拉火車唐胥鐵路，和劉銘傳在臺灣架設的電報。這些都毫無疑問促進了中國的近代化，促進了中國工業的奠基轉型。

同時，他支援官派留學生，支援建設新學堂，主動送海軍官兵到英國皇家地中海艦隊實習，讓這些人真正開眼看世界，這些客觀上促進了中國思想解放，對維新與革命也有促進作用。

以及 建設海軍。

儘管北洋水師最後全軍覆滅，但這不代表建設海軍的行為毫無意義。李鴻章關於海軍衙門的提議以及倡導，最接近近代化，最為系統完備。這也是軍事近代化的一大步。

4.外交。外交上他有功又有過。

出訪歐美各國時，他天才的利用家鄉曲（一說唐詩）解決了大清沒有國歌的尷尬問題（經評論區指正，這裡當個段子看，真實性存疑），對著俾斯麥委婉的表達“麻煩來自女人”，對著紐約時報說出了對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的期盼，同時含蓄地抨擊了美國政府虐待華工的行為。很早指出“未來中國第一大敵”為日本。

辛丑時據理力爭，最終中國沒有割地。

然後來談談他的過錯

1.洋務運動斂財無數，貪汙腐敗嚴重。什麼家產四千萬，千萬，淮軍賬戶內八百萬，雖不見得都是事實，但完全可以反應一點，李鴻章貪汙數量不小，而且極為嚴重。

實話說，貪汙在封建朝代確實是司空見慣，甚至是一種潛規則，但是李鴻章貪財如此之巨大，也絕對干涉阻礙了洋務運動各專案的進一步拓展，因此為過。

2.放棄新疆的觀點屬實短視。

但是對左公新疆拖後腿為野史，地攤，可置之不理，完全不信。

李鴻章的評價，挺難的。

我認為他並不是賣國賊，但是知乎上近些年來對於李鴻章的評價很明顯矯枉過正，甚至反智胡說，知乎上對於李鴻章的問題，回答大多偏激片面。（並不是絕對錯誤，只是截取了片面史料）

清史稿對李鴻章的評價是“社稷之臣”“中興名臣”，我認為後者評價沒問題，但是“社稷之臣”抬得太高了。

客觀來陳述一下李鴻章的功過。

功：1.平太平天國中建淮軍，收復蘇浙，保全滬，剿滅太平天國餘孽，功大。（後期的太平天國，絕對是對中國有害無益的存在，天王洪秀全封了上千個王，天京事變後猜疑功臣，石達開出走，楊秀清身死。高層窮奢極欲，農民起義內部有農民起義，歷史罕見）

2.平捻軍。捻軍攪亂了北方疆土，把平太平天國頭號功臣曾剃頭曾國藩弄的焦頭爛額，最後在李鴻章手中廢一番曲折後平定。

3.洋務之王。時任內閣大學士寶鋆評價洋務名臣是，對李鴻章的評價是“能見其大”，李鴻章是洋務派中對洋務戰略，規劃，長期目標把握比較清晰的一位。也是洋務派中少有的反思“中體西用”能不能救中國的一位。

具體來說，他和他手下的淮系，廣開軍火製造局，例如江南製造總局，奏辦官商合營企業，例如輪船招商局。在全國各地鋪設鐵路電報，例如著名的馬拉火車唐胥鐵路，和劉銘傳在臺灣架設的電報。這些都毫無疑問促進了中國的近代化，促進了中國工業的奠基轉型。

同時，他支援官派留學生，支援建設新學堂，主動送海軍官兵到英國皇家地中海艦隊實習，讓這些人真正開眼看世界，這些客觀上促進了中國思想解放，對維新與革命也有促進作用。

以及 建設海軍。

儘管北洋水師最後全軍覆滅，但這不代表建設海軍的行為毫無意義。李鴻章關於海軍衙門的提議以及倡導，最接近近代化，最為系統完備。這也是軍事近代化的一大步。

4.外交。外交上他有功又有過。

出訪歐美各國時，他天才的利用家鄉曲（一說唐詩）解決了大清沒有國歌的尷尬問題（經評論區指正，這裡當個段子看，真實性存疑），對著俾斯麥委婉的表達“麻煩來自女人”，對著紐約時報說出了對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的期盼，同時含蓄地抨擊了美國政府虐待華工的行為。很早指出“未來中國第一大敵”為日本。

辛丑時據理力爭，最終中國沒有割地。

然後來談談他的過錯

1.洋務運動斂財無數，貪汙腐敗嚴重。什麼家產四千萬，千萬，淮軍賬戶內八百萬，雖不見得都是事實，但完全可以反應一點，李鴻章貪汙數量不小，而且極為嚴重。

實話說，貪汙在封建朝代確實是司空見慣，甚至是一種潛規則，但是李鴻章貪財如此之巨大，也絕對干涉阻礙了洋務運動各專案的進一步拓展，因此為過。

2.放棄新疆的觀點屬實短視。

但是對左公新疆拖後腿為野史，地攤，可置之不理，完全不信。

放棄新疆，意味著西北邊陲被俄國吞噬，百萬平方公里蘊含的資源，戰略價值，人口全數放棄，屬實不智！

3.對淮系太過縱容。讓淮系從上到下瀰漫腐敗氣息，貪汙嚴重。儘管李鴻章不是任人唯親，但是對淮系內部實在太過縱容，這種行為極為不利。最後甲午海戰丁軍門不聽李鴻章命令，北洋水師依靠走私賺錢，均因此而起。

4.甲午戰爭前，對日估計不足，過於相信袁世凱。結果袁項城留了個爛攤子裝病回國，李鴻章猶豫不決，錯過了更好的辦法解決北韓問題的時機。然後葉志超一潰千里後，對陸軍指揮存在失誤，有自保傾向（雖情有可原，但是這是國戰）。海軍指揮雖無重大謬誤，但是丁汝昌居然會不聽命令，李居然對此沒辦法也是大跌眼鏡。

5.馬關條約簽訂時，太過拘泥與道理，沒有利用好槍擊的輿論為中國爭取更少的損失。

這個問題我來回答一下，評價一個人的是非功過，要從其多方面綜合評價，歷來關於李鴻章的評價，都是負面方面的多，總把那些“賣國賊”，不平等條約的罪行歸咎到李鴻章頭上，個人認為，他也只是個替罪羊罷了。

我們可以發現，李鴻章不過就是一個地方官員，最頂也就是受朝廷重視的地方官。我們說清朝君主專制發展到了最頂峰，所有的權力都掌握在皇帝或者說慈禧手上，除了皇家之外，接下來在大臣中間就是軍機大臣比較德高望重了。李鴻章連個軍機大臣都沒當過，而是一直被派往各種艱難崗位上。花甲之年被派去考察黃河，70多歲高齡還去日本去接受屈辱，組建的北洋水師戰敗，把責任全都歸於他的頭上，李鴻章真正成為了清政府百用不厭的“替罪羊”。

據說，李鴻章在前往日本之前，曾和當時的軍機大臣開過一個玩笑，大概意思就是說邀他一起前往，而這個軍紀大臣嚇得直推辭，說是還有要事要忙。李鴻章只能無奈地笑笑，獨自去面對無盡的欺辱。

但後人也多詬病李鴻章曾作出的錯誤決策。如過於避戰和重視海防而願意犧牲整個新疆放棄疆防；1885年在完勝日本的情況下籤訂的《中日天津會議專條》。

給予了日本可以派兵進入北韓的權利；與日本的中日甲午戰爭中的指揮失誤導致軍艦在威海衛被全殲；中法戰爭勝利後反而簽訂了不平等條約等。

雖然這些不利條約和做法受制於各種客觀條件，但他依然要為這些事件的誤國行為承擔很重的責任。另外在早期鎮壓太平天國運動時，他殺人過多。

這也牽涉到湘軍和淮軍的整體評價。洋務運動和他的一系列措施並沒有改變中國繼續淪落，也讓他的功勞並不顯著。

以下四條是我對於網友們對李鴻章做的評價的基本觀點：

無腦反對“晚輩拜見李大人”的人和言論，

無腦反對“如今方知真中堂”的人和言論，

理智看待“一代人做一代事”的人和言論，

慎重看待所有片面性的材料選擇和說法。

李鴻章水平在當時的中國和那個環境下，算一流的，但是放眼世界，中國在那時候的水平呢，這麼看的話李鴻章只能算矮子裡面的高個，但他就是不太高，否則也可以憑一己來提高平均水平。

關於李鴻章為不平等條約背黑鍋，既然他是當時中國一流的人物，就需要有頂起大場面的能力，然而他沒有能頂住那些大場面，更沒有能扭轉什麼，因此他的水平不夠好。

關於李鴻章貪汙，這是他個人的黑點，也算是他那個階級的黑點，但是誰敢說，但凡歷史人物做到他那個位置，都跟他一樣在這點上都是黑的嗎？這點不必翻，也翻不了。

關於他的洋務運動的功績。他確實比許多同時代的人物眼界開闊，這也源於他處於那個位置上有更多的機會能看得多，不能說是他先天的眼界開闊的優點。我們肯定洋務運動給社會發展帶來的好處，但也不能將功績全都放在他或者哪幾個人身上吧。

關於李鴻章與太平天國。從官方史觀來看，李鴻章這點是腐朽沒落的，這我不敢對說什麼。這點上，我只是在想，我們走向美好生活的路上，有時候必須付出些什麼，我們從個人角度看，死道友不死貧道的結果是願意承受的；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我也可以算死得其所；當我的付出在他人看來是無聊的行為時，我一定會憐惜自己；可是當我再想這把我的舉止看成無聊行為的人，他們如果無法不把我的舉止看作無聊行為，那就不是我個人的可悲，而是這個社會的可悲。

李鴻章終究是能力不足，否則他必能在他那個位置做得不那麼窩囊，李鴻章終究是那個時代遠高於平均水平的人，只是那個時代中國的平均水平低於許多其他國家。但我們也不能只這麼抓住他一個人使勁批評，而忽略了那些跟他同時代的更低水平的甚至濫竽充數的人，當然也更要認識到那種情形並不是批評哪個人就可以找到原因的。

李鴻章不是一個平庸之人，所以對李鴻章這個人，無論褒貶，都相當之多。其實這也很正常，因為站在不同的立場上，去看李鴻章這個人，顯而易見會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歷史分析對一個人，總是相當的殘酷，因為不管譭譽，最終的評價肯定會大致定型，究竟如何。解放後的很長時間內，對李鴻章的評價都是極其負面，認定其為賣國賊，沒有任何正面價值，改革開放後的這四十年中，對李鴻章的評價好了許多，至少認可了不少李鴻章做過的事情。

從某種意義上講，算是一個生不逢時的可憐人。

在與日本談判時被日本浪人用槍打掉一隻耳朵，剛包紮完面對理虧的日本談判時說願意再挨一槍來換取減免一億兩白銀。作為一國之相，自認為的天朝上國，在那時是何等的可憐與悲哀。

在不平等條約上簽字原本應該是恭親王奕訢簽字的，李鴻章明知道自己簽字會遺臭萬年卻還是攔下奕訢簽上自己的名字，這體現了他仁義的一面。

在臨死之前，還在被沙俄催著籤不平等條約，直到下屬告訴他俄中國人說：中堂（曾國藩死後，李鴻章屢升為武英殿大學士、文華殿大學士，所以尊稱為‘李中堂’）走後，絕不與清廷為難。他才嚥下最後一口氣，這體現了他為臣忠誠的一面。

正所謂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而他個人生活的腐朽奢靡，參與官場鬥爭排除異己的種種行為，以及一手掀起的洋務運動的失敗不光是他的悲哀，更是那個國家那個時代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