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說是完全“背離”，但基本上“背離”了“孔孟”之精神是不錯。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觀點是正確的。漢武帝時期的董仲舒最主要首先是”背離了在“孔孟”身上體現出來具有最為可貴的“獨立不倚精神”和“批判精神”；其二是“背離”了“孔孟”尤其是孟子所最為強調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之“儒家文化精神”；其三更是“背離”了孔夫子所創立的“儒家學說”的最高境界“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之精神。董氏所提出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不過是商鞅等“法家”代表人物所開創的以“統一思想意識形態”作為“統治權術”的“升級版”而已，使中國失去原本“多元化文化”發展的“文化環境”。董氏相比較於秦朝時期嚴酷苛刻的純粹“法家權術統治”多了些“溫和色彩”，“進步”了些，搞了個“天人感應”理論試圖以此來約束最高統治者，但事實證明這只不過是”天真”的想法，根本上起不到這方面的作用。還有在採用“教化”性質的“以德治國”為主導取代了“法家”以“嚴刑峻法”為主導的“治國”方式。也可以講唯有在這方面上能體現出還沒有與“孔孟儒家思想”的”背離”。其它方面都可以說基本上是“背離”了正宗的“孔孟儒家之道”，開啟了之後“外儒內法”的中國政治傳統之先河，自此中國的“偽儒”、“犬儒”等逐漸開始多起來了……

這種觀點不正確。董仲舒之後的儒學是對孔孟儒學的改造、創新與發展。

董仲舒的新儒學，是以孔孟儒學為基礎，融合陰陽家、黃老之學以及法家思想而形成的新的思想體系，實際上是“外儒內法”。董仲舒主張“罷黜百家，獨尊儒朮”是要求不在儒家六經範圍之內的各家學朮都應罷黜，不僅繼承和發揚了儒家思想，而且還吸取了法家、道家、陰陽五行家等各家思想。新儒學對孔孟儒學中宣揚的“禮”“仁”“民本”等思想進行了繼承，適應了漢武帝時期的君主專制統治的需要。新儒學增加了“天人感應”“君權神授”和“三綱五常”等理論，更加符合君主專制中央集權制的政治需要。西漢時期的儒學，經董仲舒的改造，適應了形勢的需要，被確立為正統思想。

隋朝時，儒學家提出“三教合歸儒”即“三教合一”。主張以儒學為主，調和並吸收佛教、道教的理論。唐朝時，奉行三教並行政策，即尊道、禮佛、崇儒。

北宋時，儒學者衝破漢唐儒學束縛，融合佛道思想來解釋儒家義理，形成新儒學體系———“理學”即“程朱理學”。“二程”認為：天理是萬物的本源，並且把天理和倫理道德直接聯絡起來，朱熹認為天理就是作為道德規範的三綱五常。理學所強調的義理，實質就是儒學的倫理道德學說。理學是以“理”或“天理”為核心，既貫通宇宙自然和人生命運，又繼承孔孟正宗，並能治理國家的新儒學，標誌著儒學的成熟。理學是儒學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新體系，是儒學發展的一個新階段。

作為一個對歷史有點興趣的非專業人士，我說說自己淺顯的理解，如有不對，請高明人士指點。

我認為，董仲舒及其以後的儒家思想和孔孟之道確有不同，在某些方面甚至背離。

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提倡“仁者愛人”，重視人民的利益。孔子提倡“德治、禮治”，主張統治者輕徭薄賦，反對苛政。孟子更是直接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理論，把人民放在首要的位置，君主在人民之後。這些都是站在民眾的立場上，和當今的“以人為本”的治國理念是吻合的。

時間來到西漢，我們的董老師為了迎合統治者的需要，將儒家思想進一步發揚光大，繼續推行以“德”治國的主張，提出“三綱五常”，“仁義禮智信”等儒家思想的核心進一步延續。這些，並沒有背離孔孟儒學。

那麼，哪裡背離了孔孟之儒學了呢？

我認為是君和民的關係上。董仲舒將君主的地位無限放大，提出“君權神授”、“天人感應”的理論，給君主統治披上神的光環。

“君權神授”的理論自然讓統治者喜出望外，董仲舒在漢武帝心目中的地位大大提高，這一理論被後世無數的統治者奉為圭臬。

這一思想對後世產生深遠的影響，統治者打著“奉天承運”的旗號頒佈政令，讓老百姓安於統治；造反的打著“替天行道”的幌子蠱惑民心，爭取民意支援。直到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君權神授的理論被終結。

因此，董仲舒將君權神話，抬高君主地位，確實背離了孟子“民貴君輕”的思想，但在封建時代，對於維護社會的穩定還是起到了一定作用的。

說董仲舒之後的儒家與孔孟是背道而馳，是錯誤的。

董仲舒是漢朝最有才華的思想家和哲學家，著有《春秋繁露》及《董子文集。他的哲學主張和政治主張，在中華民族的思想史上佔有重要地位。他復興了被扼殺達百餘年之久的儒家文化，融會貫通先秦時期各家各派的思想，並把它們整合為一個嶄新的思想體系。

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他認為"大一統″是“天地之常經”，天意是要大一統的，漢朝皇帝是受命於天來進行統治的。各封國的王侯又受命於皇帝，大臣受命於國君。

家庭關係上，兒子受命於父親，妻子受命於丈夫，這一層層的統治關係，都合乎天的意志。他還提出"三綱五常″，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等，這是董仲舒的道德哲學。他的目的就是要把一切秩序化、合理化。他的政治思想成為漢朝統治者以及歷代封建王朝鞏固中央集權制、維護統治的重要工具。

他的政治思想是建立在他的哲學觀基礎之上的。董仲舒的基本哲學觀是“天人感應"、“天人合一″。他認為天是至高無上的，有意志的，天生萬物是有目的的，人與天是相合的。他還認為“道”源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即是說“三綱五常″、"大一統”等維護統治秩序的“道″是永遠不變的。

他認為人的一切活動都受命於天，包括認識活動。人認識的目的就是了解天意，人通過內省可以判斷是非，達到“知天″的目的通過對陰陽五行的觀察，能瞭解天意、天道。他還認為人與神相溝通是通過祭祀來達到的，這一活動能使人知道天命神鬼，看到日常見不到的東西。由此可見，“天人感應″和神學是分不開的，他是正宗神學的奠基者。

董仲舒在人性論上主張性三品說:性是由天決定的，天生質樸，但是卻要“待外教然後能善″，即人性是教育的結果，君王對人民的教化也要順乎天意。

董仲舒是思想家、哲學家、神學家，也是著名的經濟學家，他提出“限民名田″、“鹽鐵皆歸民″、“去奴婢″、“薄賦斂、省徭役″等改良主張，在當時具有進步意義。

董仲舒的新儒學是對先秦儒學的繼承和發展， 但相對先秦儒學有很多自身的特點。

（一）“大一統”為董仲舒的新儒學中政治哲學的核心。漢景帝時代，出現了吳楚七國之亂，統一的國家將面臨著分裂的危險。董仲舒認為，重要的問題是要鞏固集中統一的政權，防止分裂割據的局面出現。董仲舒從儒學經傳中尋找統一的理由，他從《公羊春秋》中找到了"大一統"。董仲舒就根據《公羊春秋》的記載，提出了"大一統"論。他在《天人三策》中說，"《春秋》所主張的大一統，是天地的常理，適合古今任何時代的道理。" 其認為，只有思想統一才能有統一的法度，百姓才有行為的準則，這樣才能維護與鞏固政治的統一。用思想統一來鞏固政治統一，思想應該統一於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上。只有政治統一才能長治久安，當時漢代的政治是統一了，但不穩固。統一思想成了大一統的關鍵。於是，董仲舒多次強調要用孔子儒學統一天下的思想。在漢武帝採納了董仲舒思想要大一統的建議之後，施行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政策，將儒學作為正統思想，從此漢代思想界樹起了儒學的權威，產生了中國特有的經學以及經學傳統。

（三）董仲舒的新儒學具有神學色彩。董仲舒的新儒學，提出“天人合一”和“天人感應”學說，強調君主權威，賦予君權以神權色彩，神化了專制王權，目的在於給統治者披上神聖的外衣，政治上主張實現大一統，以加強君權，維護君主專制，因此具有神學色彩，其哲學思想的主流是唯心主義的。但由於這種唯心主義，以維護皇權為目的，從思想上維護封建專制，適應了統治者的需要， 維護了封建統治秩序，因而受到統治者推崇，成為了社會正統思想。

綜上所訴：

一、從思想內涵看，董仲舒的新儒學是融儒家、陰陽五行家、黃老之學和法家思想為一體。

二、主張在政治思想方面實行“大一統”，強調君主權威，主張君權天授，賦予君權以神權色彩。

三、在宣揚君權神授同時，又繼承和發揚了儒家的民本思想和仁政思想，是對孔孟儒學的發揚和光大，而並不是背道而馳。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使儒學地位達到空前高度。

四、以維護皇權的絕對性為目的，受到統治者重視，迅速成為社會正統思想，從而奠定了孔孟儒學在中國歷史上的權威和統治地位。

個人認為這個問題是有點簡單化了，這個問題應該沒有標準答案。我們可以從論證角度來思考這個問題，首先要分析董仲舒之後的儒家和孔孟時期的儒家有何區別，簡單來說董仲舒對儒家的貢獻是將儒家與政治聯絡起來，把儒家從純粹的哲學思想轉為統治階級能接受的世俗化社會準則——也就是儒家從此承擔起了西方宗教的道德約束作用。從此以後百家思想也逐漸統一在了廣義的儒家概念裡。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中國帝王普遍採用的外儒內法——這種方法明顯吸收了法家治國的思想。所以，狹義地說董仲舒之後的儒家和孔孟時期的儒家確實有一定區別，但是也沒有達到自成一體的地步，你可以理解成儒家在不同時期根據需要對自身理論體系的相應調整。這也是中華文化的一個特點：不會一字不變的宗教式崇拜，而是在一定階段後結合實際進行調整。不光董仲舒，後來的程朱理學，陽明心學都是如此，結合時代需求對儒家經典進行不同角度的解讀，提出相應的社會理論體系。甚至直至今天有些理論都可以作為社會道德體系的規範要求。至於所謂背道而馳就有點誇張了，孔孟時期的儒家並沒有形成可實用的社會體系，畢竟對於一個成熟社會來講，懲惡揚善是一體兩面，道德和法律互相都不能替代，純粹強調向善教化的思想並不能解決所有社會問題，這也是儒家一分為八的原因，也是荀子提出人性本惡的背景之一，從這點講荀子和孔孟的認識是有衝突的，但是荀子仍然被認為是儒家的一派。對於社會學說，是沒有固定模式的。所以，對於一個知識體系，只論對錯和正反是有點過於簡化了。

不是背道而馳，而是從大路走上鄉間小路一樣。

首先看儒家核心是什麼？

外人看的話肯定會說是仁，孔子求仁，孟子求義，但我自己認為儒家核心是禮。

禮的文化根源是周公之禮。對庶人實行的是刑罰，然而刑不上大夫，怎麼去對士大夫階層進行約束呢？周公提出了禮制。

比如天子食九鼎（大丈夫一言九鼎），諸侯七鼎，卿大夫五鼎（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士三鼎。還有天子六駕，諸侯五駕，卿四駕，大夫三駕，士二駕，庶人一駕。天子之冕十二旒，諸侯九旒，上大夫七旒，下大夫五旒。

周禮規定了士大夫階層的方方面面。而到了春秋戰國時期，社會動亂。有志之士想了很多辦法來讓社會穩定下來，儒，墨，道，法都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出現的。

我們再看，董仲舒的思想主張最重要的一點是什麼？三綱五常！

在漢朝當時的社會環境下，君為臣綱，漢武帝肯定舉雙手雙腳贊成啊，而且針對當時社會的不穩定因素，這種理念還有很好的維持穩定的作用。

但萬事就怕一個但是。當你走三綱五常那條路走的越來越遠的時候，就會發現，那是個死衚衕。宋朝理學就是這條死衚衕下的產物，而明朝某種意義上是亡於理學。

世界萬物皆有長短，(長短經)序言，有句話說，在相對的時間內有對錯，有好壞，有正義與非正義，如果把它放到整個宇宙和整個地球的，歷史長河裡，就無是非無對錯

孔孟之道產生於亂世，有包容，又開放，更人性化，全面化。董仲舒的儒道產生於大一統的專制王朝，能上位肯定要為統治階級服務，其思想核心更多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綱紀倫常，規範社會秩序的理論。

孔子之學歸納為忠恕之道，社會以禮為根，以忠為基。

發展至孟子，俠客大義思想形成，社會重民輕君，重義輕利。發展至荀子，以人性惡為本，以法治國，服從君權。

到了董仲舒，並無所謂創新，只是乃以儒家為核心，吸收道、法等諸子百家中可用的術點，一鍋大煮後，再塑造成新儒家，其根本特點為：天人合一，這亦是中華文化的最高目的與意向[機智]，與其相符，則天下一統民必服從，反之民爭之、革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