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歐陽修為史學家，政治性格偏於保守，追求務實。王安石、呂惠卿等人政治性格偏於激進與革新。事實上，新舊黨爭背後是雙方對國家未來發展路線之爭。

1: 經濟路線

自唐以降，中國經濟重心開始南移，北宋南方農村較北方農村富裕。北宋推行均田制和衙前結合的賦稅制度。在此政策下，“衙前”由富戶充當。（變相的劫富濟貧）南方富戶按年輪流服役，間隔年數較長，便於恢復生產。相反，北方農村富戶較少，富戶破產，小戶接任，導致北方農村經濟生產瀕臨破產。

王安石推行“免疫法”替代“衙前”，規定農民夏秋兩季交稅時，可另交錢請政府僱人替代服役。但此舉遭到司馬光為代表的舊黨反對，他們認為所付的田租中已含有“役”錢。

雙方互相攻訐，王安石推行的所有新政，司馬光等人均持反對意見；而王安石則堅決貫徹新政，毫不在乎“敵人”的批評。

2: 政治地位之爭

北宋舊黨人士多為北方人，新黨多為南方人。南方新黨在朝廷逐漸勢大，引起北方舊黨人士的不滿。英宗時，理學家邵雍與友人在橋上散步，忽聞杜鵑叫，有感而發，“不出兩年，皇上將用南人為相，南人專事變更，天下將從此多事。”

南人新黨與北人舊黨，勢若水火，互不相讓。在某種程度上，使王安石新政執行的效果大打折扣。

北宋中期，各利益集團已經固化，冗官見兵佔據了國家大量的財富，也就是皇室，貴族，宗族，士紳豪強富，而國窮。

王安石為代表的新官僚與司馬光為代表的舊士紳官僚在改革國家體制上的鬥爭。

王安石在宋神宗支援下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觸動了舊勢力的利益，遭到司馬光，蘇軾等人的反對，但王安石的改革得到中下層官僚的支援，新法推行十年後，經過精兵簡政，國家煥然一新，但由於舊勢力過於強大，且新法在推行中又操之過急，舊勢力得以反撲，改革失敗，隨著王安石的罷相，這場轟轟烈烈的運動得以落幕，而宋王朝已不可救藥，內憂外患，金兵南侵，北宋也隨著新舊黨爭的落幕而滅亡。

代表人物便是王安石和司馬光。

主要矛盾點集中在經濟政策上的不同。

王安石主張開源，打擊富戶，增發貸款，刺激經濟，增加稅收以富國。

而司馬光則認為天下的財富總量是固定的，富國則必然要窮民，就是與民爭利。

兩人政策無對錯之分，只是在執行過程中，被人利用，成為了黨爭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