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重表現是發展中國家對全球化的反對。早在世紀之初，一些發展中國家的領導人就對全球化採取反對態度。發展中國家由於經濟體系的脆弱，在接軌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之時發生了劇烈的動盪。資本在撬動發展中國家新市場的過程中多借助於權力，資本與權力的結合滋生了發展中國家的腐敗。資本主義國家主導著全球化的規則，跨國資本擠壓著發展中國家的政府主權，致使一些發展中國家在經濟上高度依附於發達國家，資本主義內在的不穩定性又藉此機制轉嫁到發展中國家，造成了許多失敗國家。與其說發展中國家反對全球化本身，倒不如說反對的是藉助全球化所施行的國家霸權和資本霸權。

第二重表現是發達國家民粹主義所表現出來的逆全球化態勢。從轟動一時的西雅圖事件，到“佔領華爾街”運動橫掃美國，再到2016年大選中特朗普得到民眾的支援而上臺，都是民粹主義對於現行秩序下利益分配的不滿。在全球化中，發達國家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的擁有者憑藉優勢在全球產業鏈中佔據主導地位。然而，普通勞工在全球性產業轉移和升級中失去了競爭優勢，成為全球化程序中的利益受損者。在近些年歐美的大選中，民粹主義都展現了蓬勃的生命力。

第三重表現是“自己反對自己”。近些年來趨勢逐漸明顯的是，發達國家以政府為主的逆全球化行為“自己反對自己，這是逆全球化浪潮的最新表現。表露了發達國家的逆全球化已經從民粹主義行為上升到了民族國家的政府行為，愈發體現了逆全球化的規模之大和程度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