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時代往往都是從空前的危機中孕育出來的。而陶淵明正是在這種危機中造就出的偉大人物。要弄明白這個問題就不得不弄明白魏晉南北朝究竟是怎樣的一個時代

魏晉南北朝（公元220-公元369）是中國歷史上政權更迭最頻繁的時期。由於長期的封建割據和連綿不斷的戰爭，使這一時期中國文化的發展受到特別嚴重的影響。

門閥制度是封建等級制中的一種特殊形式。。西漢武帝以後，崇尚儒學，官僚多以經術起家。他們授徒講學，門生故吏遍天下，形成一種社會力量，其子孫承家學，繼續為官。久而久之，到東漢中葉出現了世代為官的大姓豪族。魏晉南北朝時，實行九品中正制，選官專看家世聲名，造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狀況，士族壟斷了政府的重要官職。儒學在此亂世成了打擊異己的重要手段，讓儒家思想大同的社會思想徹底落空，急需新的文化根基。

導致文化結構的改革。

包括文學、藝術、史學、哲學、宗教、禮俗、科學技術等，但又不是多種人文因素的簡單相加，而是它們互相影響，互相滲透而形成了時代風貌。

（1）部分中上層知識分子公開蔑視和反對儒家禮教；以竹林七賢為代表的文人志士入仕無門，輿情與山水。

（2）玄學取代儒學成為主要的社會思潮；

廣大知識分字不再恪守一經一課。玄學講究自由討論，開創了學術平等、思想自由的新局面。知識分子的獨立個性與平等意識，削弱了過去他們對封建制度的人身依附關係，使諸子百家重新抬頭，形成第二次百家爭鳴。

（3）人們之間的社會關係發生巨大的變化；各民族之間的交往、通婚日益頻繁。

（4）廣大婦女群體顯得異常活躍和開放；

（5）外來文化，特別是佛教文化的廣泛傳播對中國社會影響很深遠。

社會經濟的新變化。

（1）商品經濟向自然經濟逆轉；

兩漢時期商品經濟比較發達，此時因為戰亂等因素而由商品經濟向自然經濟逆轉。在很多失去貨幣幾乎停止流通，北方的情況更為嚴重。

（2）南北兩地區經濟出現逆向差異；

中原地區由盛轉衰，處於破壞與恢復不斷惡性迴圈的徘徊狀態。周邊地區，特別是南方地區的經濟得到迅速的發展。大田莊也廣泛

玄學興起。

（1）中國固有文化具有相對的穩定性，但加入了新的文化因素的影響。

（2）正統儒學受到玄學的興起，佛教的興盛與道教發展的衝擊。

玄中國文化史上空前的大開放，改變了西漢以來封建文化單一封閉的狀態。

儒、佛、道三家並立的文化格局於這時形成了，並一直延續了一千多年，終封建社會而未變，完全可以成為文化結構上時代區分的重要界標。

制度創新對於學派思想的需要。

各個政權在新舊制度、治國思想、方法上需要新的嘗試和選擇給了文人學士發展的舞臺和機遇。

綜上所述，陶淵明在一個文化思想融合大碰撞的時代，正是這樣一個百花齊放的時代，大家爭相輝映，成就了一位偉大的詩人。

與其說南北朝出現了陶淵明這等大師，倒不如是陶淵明選擇了做自己才有如此成就！

　淝水一戰的勝利，謝安雖然為東晉獲得了暫時的喘息時機，但是，從此東晉王朝更加急劇地衰落下去，內亂不止，動盪不安。公元403年，桓溫的兒子桓玄佔領了長江上游，發兵攻入建康，廢掉晉安帝，自立為帝。三四個月後，北府兵將領劉裕擊敗桓玄，迎晉安帝復位。從此，東晉王朝只剩下一個空殼了。

關於陶淵明其人，蘇軾曾經說過：

“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

飢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雞黍以迎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

做官便做官，歸隱便歸隱，窮有窮的活法，富有富的活法。這便是陶淵明。

陶淵明性情率真坦蕩，因田園就住在他心裡，所以他把生活過成了一首田園詩。

那首《歸園田居》，人人都耳熟能詳，這也被認為是陶淵明的“明志”之作：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

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

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

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

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

榆柳蔭後簷，桃李羅堂前。

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

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

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閒。

久在樊籠裡，復得返自然。

前兩句自述：我自小就不戀俗世，寄情山水，嚮往自然。

實際上陶淵明的前半生，卻與“俗世”牽絆太深。歸隱田園，也並非其天性風骨使然，更多還是為形勢所迫。

陶淵明年輕時，一則家境貧苦，二則也曾有躋身廟堂的遠大抱負。因此，他曾多番投身官場。

然而時局混亂，官場爾虞我詐、勾心鬥角。與其終日如履薄冰，還得穿戴規矩去拜見督郵“鄉里小兒”，不如遠離官場，“復得返自然”，圖個清淨自在。

“晉、宋人物，雖曰清高，然個個要官職，這邊一面清談，那邊招權納貨。陶淵明是真個能不要，所以高於晉、宋人物。”

他不僅“高於晉、宋人物”，也換來了後半生的“有餘閒”“返自然”。

史書記載，阮籍等人皆無善果。唯有陶淵明從此縱情山水，過上了終日耕田、賞菊、飲酒的逍遙生活。

世人均知“有舍有得”，真能“捨得下”的卻微乎其微。

他基於對理想的堅持與追求，寧可放棄官場上可以獲得的優越生活，而選擇過著物質上貧乏困窘，但精神上自由閒適的日子。特別是在政治失軌的亂世之中，他將無力改變世局的無奈，與不願同流合汙的堅持，循著孔子“無道則隱”的訓示，實踐著“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的生活。他雖然未能力挽狂瀾，達成經亂世、濟苦民的使命，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他們高尚的節操與傲然的風采，依然彰顯著道德的價值，與生命的美感，成為後人歌詠的典範。

從中國古代文學發展史上來看，無論時代如何變遷，形勢嚴峻與否，都阻礙不了文人們的自由創作。其中，與盛世相比，亂世時期產生的文學大師似乎更多，文學成就也更為突出，究其原因，或許是因為環境背景的改變以及文人適應環境時產生的不同心理。所以，在亂世中誕生出來的文學作品，內涵意蘊顯然更深厚，欣賞者也就可以從這些作品當中感悟到更多的實際價值。

從陶淵明的詩文裡可以發現，他的選擇有異於同時期其他文人，但同時從最終思考意義來看，又有著類似的目標重點。同樣面對動亂現實，曹操等建安時期諸人注重抒發自己的政治理想，雖有感嘆哀怨，但對建功立業的渴望以及積極進取精神卻很少會磨滅；這種昂揚精神到了“竹林七賢”那裡，已經略有改變，逐漸演變為以嘯歌表達志願；直到謝靈運和陶淵明，才更注重結合自然生活表現個人理想創作形態。從建安詩人到陶淵明，表達理想的途徑和風格並非完全相同，但表現在亂世當中的情感歸屬和人生價值方向卻又都基本存在。在這層意義上來講，亂世的複雜黑暗，的確能夠激發文人乃至世人對自身處境和情感依託作出更深刻的思考和選擇，思想意識的深化一定程度上影響到具體文學創作，就會形成比較有文學價值的作品。

任何一個朝代都有自己的大師，無論盛世亂世，反而越到亂世出現大師的機率越高。

春秋戰國是亂世，諸侯兼併戰爭持續了幾百年，但在那樣一個亂世，卻湧現出眾多的學術大師、思想家。孔子、孟子、莊子等一個個光輝的名字，如一顆顆璀璨的明星，閃耀在歷史的天空。

至東晉時期，陶淵明和謝靈運，一個醉心於田園，一個流連於山水，創作了大量描寫山水田園的詩歌，成為盛唐時期山水田園詩派的源頭。

其一.混亂的政治局勢為思想的自由提供了溫床。

大一統的社會才需要統一的思想來維護國家的穩定，而在戰亂時期，諸侯割據，相互征伐，征服天下靠的是武力，這時候的統治者是無暇顧及思想統治的。

同時，各國國情不同，由此要求服務於政治的思想也不盡相同。如秦自商鞅時期確立了法家的統治地位，法家的思想也適應了秦國統治者爭霸天下的需要。

另外，鑑於文人在當時具有一定的影響力，統治者為了拉攏民心，也儘可能對文人採取寬容的態度，甚至重用一部分文人，對他們的思想主張不予打壓。晉惠帝司馬炎就極力拉攏“竹林七賢”，致使七賢分道揚鑣。

其二.文人“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自覺意識。

歷代文人都有“大濟蒼生”之志，也都有著文人特有的清高和孤傲。他們的參與意識非常強烈，希望通過自己的文筆和才華為統治者出謀劃策，施展自己的抱負，實現自己的理想。孔子曾周遊列國，推行自己的治國理念；孟子也曾遊說梁惠王，提出自己的王道主張……。

但是，當他們的理想不斷受挫，或者是對當朝的黑暗極度失望憤懣時，他們有時又會採取逃避的態度，歸隱田園，縱情山水。用一篇篇詩文抒發內心的苦悶，表達對現實的不滿。陶淵明、竹林七賢大都如此。

而社會愈是黑暗，愈能顯示出他們品行的高潔，愈能讓他們聲名遠播。

因此，無論出世入世，亂世裡都有文學大師、思想大師的出現，這是時代的產物，也是不幸時代中的幸運。

在我看來，回答樓主提出的這個問題要分為“一大一小”兩個層面，即：大環境下的魏晉南北朝與陶淵明的個性特點。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古代歷史中政權更迭最頻繁的一個時期，300多年時間裡有超過30個王朝政權交替，同時這個時期通過民族交流、融合，所以文化方面也得到了大幅的發展，被譽為“文學的自覺時代”。

2、諸多文學團體的出現。正如上文提到的有很多文學團體出現，其中佔據中國文學史上重要地位的：“三曹”、"竹林七賢"、“二十四友”等，這些人將五言詩詞、辭賦以及文學理論、批評等形式發展的更為出色。

4、特殊時代影響其文學形式的變化。魏晉南北朝這一時期對於五言詩的發展、七言詩的開創、文學評論批評的興盛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由於身逢亂世鬥爭與戰亂使得人們消沉，試圖規避現實而娶尋求精神上的寄託；另一方面，當時門閥制度根深蒂固社會階級等級明顯，底層文人往往報國無門難以實現自身價值，於是擺脫世俗歸隱田園之風盛行。

5、宗教、哲理與文學的交流結合。往往在亂世中，人對於生與死的思考就會變得突出，所以儒、道、佛、玄等宗教就會對人們產生更大的影響。對於滿目瘡痍、見慣生離死別的魏晉南北朝中大批文人來說，通過其作品要表現出的探索與抒發的感嘆也極為重要。

陶淵明年幼時家道中落，受大環境影響接受儒、道兩種學說修養形成“有猛志，不同流俗”的性格。原本也寄希望通過入世做官大展拳腳的陶淵明，在尤其看中門閥勢力的魏晉南北朝官場上難得重用，而且官場上彼此勾心鬥角、爾虞我詐更是另他厭惡。為了理想與追求陶淵明毅然放棄高官厚祿的優質生活，而選擇歸隱山林過著物質匱乏但卻悠然自得的自由人生。

而最重要的是，見慣了黑暗與虛偽的現實世界後的陶淵明並不是一味地逃避，而是通過寄情山水對現實社會有力的批判與回擊。

一點愚見請多指正。

“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這種分合轉化不僅表現在國家政治上，文化程序也大體遵循此例。魏晉南北朝文化也空前繁榮發展，出現了諸如陶淵明一樣的文學大師。

總之，魏晉南北朝數百年，其主調就是政權迅速更迭和戰亂連綿不斷，經濟被破壞、人口驟減、民不聊生。但是，從另-個角度來看，中央政權衰微、統治集團變換不止、豪強混戰、各霸一方、中華大地四分五裂。

這卻造成了專制勢力的控制能力減弱，精神空隙四處可見，相對自由的思維空間擴充套件，給思想文化的發展創造了機會。為什麼春秋戰國，百家爭鳴，思想會那麼活躍?原因之-也是在於周天子控制力弱(經濟、政治、思想、文化皆如此)，環境相對寬鬆，知識分子相對而言可以自由活動和思考。

“玄”有深奧、玄妙之意。《老子》、《莊子》、《周易》“總謂三玄”，而這三部典籍正是魏晉學人依據的文字，故其學稱之“玄學”。

玄學伏流於兩漢，而正式創始人則是魏時的何晏（？-249）與王弼（226-249）。何晏著《道德論》、王弼作《易注》、《老子注》，用老莊思想糅合儒家經義，倡言“貴無”，認為“無”是-切事物的根本，作為具體事物的“有”，皆生於無。

西晉時，向秀（約227-272）和郭象（？-312）注《莊子》，修正何晏、王弼的觀點，認為“有”是自然存在，並不生於“無”，因而“名教即自然”，論證現存社會關係和政治制度合乎天道自然。

玄學開闢了一個思辨時代，名士們剖玄析微，“注而不竭”，由此形成清談風格。清談，亦稱“清言”或“玄言"，上承漢末清議，從品評人物轉向以談玄為主，用老莊思想詮釋儒家經義，擯棄世務，專談玄理，魏、晉延及齊、樑，士人爭相效仿。

玄學的發展使魏晉六朝成為“中國周秦諸子以後第二度的哲學時代”的文化繁榮，作為-種純粹的、非功利的精神活動，為藝術和審美奠定了-種不同於儒家思想觀念的基礎;。它所討論的宇宙自然的本質、生命的本質、人存在的終極意義等，作為-種精神層次的感悟，融入到隱逸思想的山水詩乃及其他文學創作中。

南朝梁武帝（464一549）則以“菩薩皇帝”身份，提出“三教同源”說，把儒道釋三教始祖孔子、老子、釋迦牟尼並稱“三聖”，認為三教可以相互輝映。此後不久，一個華化佛教宗派——天台宗在浙江天台山創立，標誌著中國佛學走上獨立發展道路。

由於當權的最高統治者的提倡、推崇，-時南朝北朝，佛教活動鋪天蓋地，信眾狂熱炙天。在四五世紀，佛教、佛學在最高統治者的提倡和許多上層人物及有名望的知識分子的信奉、崇拜之下，其地位似乎超越玄學，蓋過中國本土的“儒道”。佛教東來，把佛學中“境”之觀念帶入東土而與中國固有美學思想相碰撞從而將新的素質融入之中，促成“意境”或“境界”概念之正式產生。

漢族儒士改造胡文化的主要途徑是以胡族上層為中介，倡導儒學，建設漢式政權組織以及與農業社會相適應的經濟制度；倡興文教，打擊保守貴族勢力，努力改易“胡風國俗”漢族儒士與儒化了的胡族上層統治者的共同努力，使北方胡族政權對儒學的重視較東晉南朝有過之而無不及。胡文化雖受容於漢文化系統，但是這種加入絕非機械組合。在進人漢文化軌道的過程中，胡文化也以其固有特質對漢文化系統加以衝擊、改造。蠻野但充滿生氣的北族精神，給高雅溫文卻因束縛於禮教而冷淡僵硬的漢文化帶來新鮮空氣。

以詩歌而言“三曹”、“建安七子”的作品氣勢雄偉，慷慨悲壯，如曹操《龜雖壽》“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觀滄海》“秋風蕭瑟，洪波湧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裡”，氣韻深沉，風格蒼勁；曹植（192-232）的詩“燦溢今古，卓而不群"；陶淵明（376-427）辭官歸隱的詩作兼有平淡與爽朗之勝；謝靈運（385-433）令兩晉盛行的玄言詩告一段落，開山水詩之先河，所謂“莊老告退，而山水方茲。”鮑照（約414-466）、庾信（513-381）使五言詩、七言詩趨於成熟。建安詩和六朝詩，上承詩經、楚辭、漢樂府，下啟唐詩。

民歌在魏晉南北朝呈現繁盛景象。《孔雀東南飛》、《木蘭詩》千古傳誦；東晉南朝的《子夜歌》、《西洲曲》，十六國、北朝的《隴上歌》、《敕勒歌》膾炙人口。

魏晉間的散文也多有佳篇。諸葛亮（181-234）的《出師表》情真意切，感人肺腑，所謂“出師表驚人文字，千秋涕淚"；嵇康（224-263）的《與山巨源絕交書》“非湯武而薄周孔”嘻笑怒罵，直抒胸臆；李密（224-287）的《陳情表》抒寫與祖母“形影相弔”的深情，語氣懇切，委婉動人；陶淵明的《桃花園記》有曲折新奇的故事，有栩栩如生的人物，更刻畫沒有剝削壓迫，怡然自樂的理想世界。

魏晉南北朝還是小說的開創時代。劉慶義（403-444）的筆記小說《世說新語》，記述漢末、魏、晉士大夫言行。此間的志怪小說，開唐代傳奇先河，又啟發明清神魔小說。

書法藝術自漢末漸為人們重視，至魏晉南北朝已名家輩出，尤以東晉王羲之（321-

379）、王獻之（344-386）父子成就最高。羲之變漢魏以來質樸書風，成妍美流便的新體，被推尊為“書聖”，其代表作《蘭亭序》等歷來為人所傾慕讚賞。

魏晉南北朝時期玄學及佛教的興起和盛行，衝擊了漢代中期以來儒學絕對主宰的大一統局面。各名族交流融合程序加快對文化發展起了強有力的催化作用。

眾多因素為文人們提供了張揚個性、發揮創造性的良好環境。

時勢造英雄，同理，亂世出大師。縱觀中國歷史乃至世界歷史，不難發現，人類社會每逢亂世，在一段時期的動盪不定之中都會湧現一批有深度思想體系的優秀人物。比如東周戰國時期，王庭式微，列國鏖戰，為生存所困，諸子百家橫空出世，哪個不是開山鼻祖？漢末三國時期的割據混戰，誕生出“建安七子”，曹魏末年的“竹林七賢”；西晉八王之亂後，接著是五胡亂華，對漢人社會的摧殘，晉室東渡後偏安江左的政治格局使得仕者學人思維產生巨大轟鳴，各種思潮應運而生，在學術、思想上出現了許多的傑出人才：王導，謝安，葛洪，王羲之，顧愷之，陶潛，習鑿齒，戴逵，釋道安……等等。及後來的五代十國到長年累戰的兩宋時期，文化名人更是數不勝數，再取眼近代中國，名家大師也是多多，不一列舉。放眼世界，14世紀的歐洲社會動盪不安，14～16世紀的歐洲文藝復興運動時期，也是人物薈萃：但丁、達·分奇、莎士比亞、喬託、薄伽丘、塞萬提斯、馬丁·路德……等等。再到17世紀末，18世紀的啟蒙運動，代表人物有盧梭、伏爾泰、孟德斯鳩。後來的歐洲大陸大動盪發生，直至19世紀初的六七十年，正是歷史發生大變革的時期，更有牛頓、本傑明、歌德、愛因斯坦、莫扎特、安徒生、馬克思、恩格斯……等等。

從中可以得出一個規律：每逢亂世必出偉人。是因為長治久安的社會，人的思想被禁錮、被單一向化，就是有那種變革的思潮，也沒有時機和勇氣。而亂世則不同，反正都快活不下去了，智者要麼入世勃發造發眾生要麼出世修德求得個身。無論哪一種，都有成就產生，最終都是為入世而生，為出世立說，因為他們都是做真實的自己，實現自身的價值。所以說亂世產生陶淵明，還不如說是陶淵明的真我體現與所處時代的格格不入而讓其清新脫俗，不拘一格。在沒有生存危機的情況下，他可以著作等身，這種不拘一格正好成就了他與眾不同的人文風格，遂成為一代大家。

魏晉南北朝文學是指從漢獻帝建安元年（96年）至陳後主禎明三年（589年）這一時期的文學創作，前後約四百年。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亂世，社會動盪分裂，南北政治長期處於對峙的局面，朝代政權更迭相當頻繁。按照歷史程序，魏晉南北朝可分魏晉和南北朝兩個階段。魏晉經歷了三國（220~265年）、西晉（265~316年）東晉（317~420年）三個時段的演變；與東晉政權幾乎同時並存的在北方有所謂的五胡十六國。南北朝時期南方經歷了宋（420~479年）、齊（479~502年）樑（502~55年）陳（557~589年）四個朝代，北方自公元386年北魏統一中原後，也先後經歷了北魏386~534年）、東魏（534~550年）西魏（535~557年）北齊（550~577年）、北周（557~581年）幾個政權。

漢獻帝繪圖

公元581年，北周重臣楊堅迫使周靜帝讓位，建立隋朝；公元58年，隋文帝楊堅又滅陳。至此，長達近四百年的分裂局面才得以結束，國家又重新走向統一。這一特殊的社會政治環境自然會對此時期的文學創作產生影響，並打上深深的時代烙印。魏晉南北朝的政治結構和觀念也與其他朝代大不相同。此時期門閥政治和門閥士族觀念佔統治地位，由此而形成這一時期諸多特有的社會文化現象。由東漢世家大族演變而來的門閥士族是魏晉南北朝社會政治生活中的主角，他們的言行舉動直接作用和影響著當時的社會政治走向，形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晉書·劉毅傳》）的社會政治格局。

周靜帝繪圖

門閥士族不僅在政治、經濟生活中享有特權，而且在文化生活中也享有特權。此時期重要的高門士族都有自己標誌性的文化族徽”如琅琊王氏以書法著稱於世，陳郡謝氏則以山水詩創作見長。此時期家族文學的繁榮和頌祖文化現象的強烈都和當時門閥士族觀念有密切關係。而門閥士族與庶族寒門的尖銳對立，曾引起當時下層文人的不滿和反抗，對當時的文學創作也產生顯著的影響，左思、鮑照作為寒門庶族文人的代表，他們的許多文學創作都與此息息相關。魏晉南北朝時期也是中國思想文化格局發生重大變化的時期。

陳郡謝氏繪圖

它打破了漢代以來儒學一統的局面，思想文化呈現出多元發展的態勢。首先，伴隨漢末儒學思想的衰微，玄學思潮迅速流行和發展，成為當時影響士林的主導性文化思潮。玄學發軔於曹魏後期，經歷了正始、竹林、西晉元康、東晉等幾個發展階段，圍繞有無之辨、本末之辨、言意之辨、名教與自然之辨、形神之辨等重要的時代課題，追求抽象玄遠的哲理探討，把中國古代的哲學思辨推向了一個新階段。玄學思想對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學創作和文學理論的發展產生了深遠重大的影響。其次，作為異域文化的佛教思想，自兩漢之際傳入中國後，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得到了迅速發展。

曹魏雕像

這是中國文化史上第一次異域文化與本土文化發生碰撞、衝突、融合的關鍵時期。伴隨佛經的大量翻譯和佛教思想的廣泛傳播，許多文人開始接受佛教思想的洗禮，在觀念意識上深受其影響，而佛經的語言詞彙、思維結構、文體形式、故事原型等自然為文人所瞭解、接受，並在文學創作中自覺不自覺地進行滲透。佛教思想文化的介入使魏晉南北朝文學呈現出許多前所未有的新變化，為其後隋唐文學的蓬勃發展打下了重要基礎。最後，道教思想文化的流行也是魏晉南北朝時期值得關注的重要社會文化現象。

隋唐

道教崇拜神仙信仰，主張避世超俗，長生久視，是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既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傳統，又具有鮮明的民族文化特色。道教建構的複雜的仙人仙境仙術世界，不僅是道教傳教的重要內涵，也是文學描寫的重要物件，是此時期文學創作的重要題材。總之，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文化史上繼先秦春秋戰國之後又一個思想文化多元發展的時期，經過長期的發展，儒、佛、道思想開始由衝突而趨向互補與融合，促使中國古代思想文化格局在深層結構上開始發生重大變化，形成儒、佛、道思想異質同構、互補並存的文化局面。這一文化格局至唐宋時已形成一種相對穩定的文化心理結構，對此後社會文化和文人人格精神產生了深遠影響。

魏晉南北朝服飾繪圖

根據此時期社會文化思潮和文學發展的實際，晉南北朝文學可分魏晉文學和南北朝文學兩個階段，每個階段又根據其具體情況細分為不同的文學發展時段。魏晉文學主要經歷了四個時段，即:三國曹魏前期的建安文學（196~232年），代表作家有三曹、七子等；曹魏後期的正始文學（233~265年），代表作家有阮籍、嵇康等；西晉太康文學（266~316年），代表作家有傅玄、張華、三張（張載、協、張亢）二陸（陸機、陸雲）兩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等；東晉文學（317~42年）代表作家有郭璞葛洪、幹寶、王羲之、孫綽、許詢、殷仲文、陶淵明等。

我認為正是魏晉南北朝這樣一個亂世，方能成就如此卓爾不群的田園詩人。陶淵明的田園詩歌充滿了生活氣息，他的名士風範和對簡樸生活的熱愛，以及對精神生活的關注，都使後來的中國文化深受影響。“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這樣的詩句，讓我們感到清爽自然，愜意無比。那麼，是什麼樣的經歷讓陶淵明有如此成就呢？

縣令俸祿不高，陶淵明為官兩袖清風，既不貪贓枉法，也不巧取豪奪，日子過得緊巴巴，但勝在官場上的應酬比較少，而陶淵明本身就是一個不喜歡應酬的人，這樣的日子悠閒自得。但是有一天，一個以凶狠貪婪聞名的督郵來到彭澤視察工作，一名和陶淵明關係比較好的小吏提醒他要好好款待這個督郵。當時陶淵明正在審閱檔案，聽小吏說完後並沒有當回事，等督郵來時就穿著便服出來迎接了。小吏一看他穿著隨意，就勸他穿官服，備好禮品，恭敬地出門迎接督郵。陶淵明早就聽說這個督郵，經常仗勢欺人，魚肉百姓，便長嘆一聲，說道:“我豈能為五斗米向鄉里小兒折腰！”意思是說，我怎能為了區區五斗米的薪俸就奴顏婢膝的去向這些小人獻殷勤呢？然後就辭官歸隱了。

亂世出英雄，亂世同樣出文豪

陶淵明是中古時代的大思想家。他的文學思想是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對真的理解，既注重歷史與生活的真實，更注重思想情感和襟懷抱負的真實，是較完美的藝術真實。同時，他對自然的理解也表現其文學思想的獨特性。他不言教化、不事雕鑿,注重情感的自由抒發,注重詩文的自然天成,這是一種非常高的境界。然而，無論是提倡藝術真實，還是推崇文學的自然，都是為了酣暢淋離地表現人生。這是陶淵明文學思想的靈魂。

他的身上，同時具有道家和儒家兩種修養。陶淵明自幼修習儒家經典，《雜詩》中寫到“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 《飲酒》其十六：“少年罕人事，遊好在六經”。在那個老莊盛行的時代，他也受到了道家思想的薰陶，熱愛著自然。“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他身懷志向也熱愛著自然。在他後面辭官歸田遠離官場也可見他對自然悠閒的自然的喜愛。二十歲時他便踏入官場，以謀生路。在官場中動盪十幾年。但是他終是厭倦了官場的利益算計，選擇了更為恬淡的田園生活。他選擇了“不為五斗米折腰”。

毫無疑問，他是士族裡的異類，被其他士族所品頭論足，但他一律無視，自由自在。寒族出身的劉裕稱帝后，士族的待遇日益下降，陶淵明的生活更加艱難。但他拒絕承認劉裕的新朝廷，也堅決不要官員送來的錢糧。他堅持留在自己的世界裡，自得其樂！陶淵明的選擇，是真的勇士的選擇，因為他向著人性的方向親近。這並不容易，活在這紛繁的人世間，我們常常會被物慾驅使，會被道德綁架，以至盲目地忙碌。

魏晉南北朝，正是中國的一個時間很長的亂世。割據、戰爭、流離、動亂、死亡、病痛等陰影長期壓抑著那個時代人。民族文化大融合的歷史輪盤促成了中國又一個“百家爭鳴”，又好似歐洲的“文藝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