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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雲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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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國學園
張愛玲的小說,是中國現代文學的一朵藝術奇葩,是深深紮根於中國傳統文學土壤裡而結出的豐碩成果。她熟練掌握了白話小說的敘事模式與語言技巧,又深刻洞悉了現代人心和日常人情,她小說中有一種獨特的“豔異”之美和人情之美,在血脈上重新接通了中國白話小說尤其是《紅樓夢》的偉大傳統,並使這一傳統獲得了現代意識,從而發揚了中國古代小說以日常生活為依託的言情敘事藝術。她對中國新文學的發展有著巨大的貢獻,在這一點上,是任誰也無法否認的。
一、《紅樓夢》是張愛玲一生的至愛。她之所以一生熱愛《紅樓夢》,是由她的審美觀決定的。張愛玲不喜歡神話、歷史和英雄故事類的傳統舊小說,惟獨喜歡《紅樓夢》、《金瓶梅》、《海上花》、《醒世姻緣》等文人寫的言情小說。張愛玲終生都對《紅樓夢》無比喜愛,甚至到了痴迷和夢魘的狀態。
貴族出身給她提供了良好的家學環境,博覽群書又讓她在很小的時候,就學會了理解人情世態。她八歲時就開始讀《紅樓夢》、《西遊記》、《七俠五義》等古典小說,十四歲時就創作了章回小說《摩登紅樓夢》。定居美國後,張愛玲的大部分時間,都用來研究《紅樓夢》和翻譯《海上花列傳》這兩本書,並寫、譯有《海上花開》、《海上花落》以及《紅樓夢厴》等著作。
張愛玲之所以對《紅樓夢》情有獨鍾,是與她對中國文學的認識密切相關的。在她的作品集《餘韻》一書裡,張愛玲有一篇《談宗教》的文章,她認為中中國人表面上沒有什麼宗教可言,但中國文學裡卻瀰漫著大悲哀。這種悲哀其實是對歲月無情、人生短暫、苦多歡少、聚散無常的感嘆。
張愛玲認為,中國文學裡的這種“大悲哀”,實質上是一種約束之美:感到人生的悲涼、空虛,卻不因此放浪形骸或悲觀絕望,而是知道約束而不放鬆,知道如何去珍惜生命和熱愛生活,在這個“大悲哀”裡,有一種人情的豐富涵義。
張愛玲發現,中國文學裡有一個強大的生生不息的敘事傳統——我們可將它稱為關於日常生活的敘事傳統。而且她一直對此寫作路徑充滿自信,並且一直將它作為自己穩定的藝術風格來追求。於是,在這種“大悲哀”——日常生活敘事——人情美三者的迴圈、交錯、滲透中,渲染出了一種魯迅稱之為“人情小說”的中國特有的文學品種。
二、中國式的“大悲哀”裡的人情之美。張愛玲的小說與《紅樓夢》,在情感本質上是共通的:一是傷逝往昔歲月;二是中國式的大悲哀。張愛玲和曹雪芹都曾經是榮華富貴的貴族之後,他們留戀那往昔的歲月。只不過是曹雪芹的懷戀明顯,而張愛玲更加隱晦些。曹雪芹的輓歌明唱在《紅樓夢》大量的詞曲裡,而張愛玲則唱在那不時咿呀響起的胡琴聲裡。
中國式的“大悲哀”,一方面是臨風灑淚,對月長嘆,感慨人生之有限,另一方面則是“並不因此就灰心”,而是該幹什麼還是幹什麼,該堅持什麼還得堅持什麼。張愛玲的小說,大多都是指向這樣一個對生活妥協、無奈的情感旋律。意識到人生的種種不如意,但還是肯定、依戀、執著於這樣的人世生活。
《鴻鸞禧》裡的婁太太,窩窩囊囊地忙完了兒子的婚禮坐在客廳裡,一向百般看她不順眼的丈夫說了個笑話,一屋子人全笑了,這笑話本不是她應當笑的,但“婁太太只知道丈夫說的笑話,而沒聽清楚,因此笑得最響”。
《紅玫瑰與白玫瑰》裡的振保,睡前剛因破敗的婚姻向妻子煙鸝擲過檯燈座,但“第二天起床,振保改過自新,又變了個好人”。最能代表這種情緒的,是小說《留情》的結尾:“生在這世上,沒有一樣感情不是千瘡百孔的,然而郭鳳和米先生在回家的路上還是相愛著。”這就是中國式的“大悲哀“裡的人情。
三、張愛玲重新續寫了“女心的世界”。寫出“大悲哀”裡的人性美,這正是日常生活敘事的核心,在這一點上張愛玲繼承了人情小說的精髓。二十來歲的張愛玲之所以能以如此老到的話語出現在文壇,一方面是家庭出身原因,一方面也正是因為她太爛熟《紅樓夢》,她從閱讀中瞭解了真正的人情世態。
在《紅樓夢》縝密的日常生活描寫中,張愛玲從中學到了細節描寫,學到了如何通過禮節習俗、飲食起居、穿衣打扮、擺設器物等的描寫,從而為自己的故事和人物塑造服務。從《紅樓夢》中,張愛玲找到了自己寫小說的語言方式。
《金鎖記》裡曹七巧和姜季澤調情的場面,就有王熙鳳與本家兄弟侄子打情罵俏的味道;《沉香屑——第一爐香》裡樑太太家的擺設,讓人想起秦可卿的房間擺設;就連用詞也不時冒出類似《紅樓夢》里人物常掛在嘴邊的“仔細”、“小蹄子”等字眼。
張愛玲是一個創造了自己的“女心的世界”的作家。她的寫作資源更多是得益於中國傳統小說,並在中國文學精神中找到了伸張自己人生理想的方式。張愛玲所承續和發揚的書寫日常生活的文學傳統,為現代小說如何進一步在生活世界中展開找到了新的根據。
細節與散文式的情緒相對,日常性與戲劇性相對,這兩點正是小說的核心要素。張愛玲的小說看起來敘寫的都是阿婆阿媽的瑣事,但這樣的小說則使小說走向了它的本體——沒有對每一個人的身體生活的敘寫,小說就無法與現實建立起親密的關係,更無法獲得堅實、準確的真實感。
這些在張愛玲的小說中都做到了。她不多的小說篇章,至今仍是我們研究現代中國都市生活的重要依據,也是現代中國日常生活最重要的寫照之一,正如《金瓶梅》、《紅樓夢》是明清時期中國日常生活的寫照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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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魚夢如夢
您好!我很喜歡張愛玲的作品,我想談談我對張愛玲的看法,前半生的不幸,後來對胡蘭成的痴情。但她的結局很卑微,一個才女毀在了人渣大漢奸惡夢裡, 從她作品裡,我讀懂了,女人要自強,自立,自信,更要自愛,活出不一樣的煙火,給我自己的女王。[祈禱][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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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木子君的小屋
評價張愛玲的話,她的丈夫胡蘭成是一個繞不過的坎。文史學家房向東《漢奸的性愛問題》一文,就引用何滿子的話來表達對張愛玲的憤慨:
大節上的順逆是非哪個民族都重視,絕不會像中國某些人這樣,向喪失大節的叛徒獻玫瑰花而行若無事的。
總體來說,在民國的文人中,張愛玲的格局太小。和太多人相比,都大大不如。
就比如《色戒》,王佳芝的原型是鄭蘋如,因為施美人計刺殺漢奸丁墨村失敗,香消玉殞。明明是一個烈士,在張愛玲的筆下,卻成為為了愛情,向漢奸告密的王佳芝,可笑至極。
張愛玲看婚姻,是依稀華美的爬滿蝨子的袍子,但在和胡蘭成的婚帖上,卻寫著歲月靜好,現世安穩。因為相信愛情,她才一次又一次為胡蘭成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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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阿楚故事
張愛玲從小被父親冷待,被母親嫌棄,她與唯一的弟弟,感情也一般。在她幼年時幾乎命喪黃泉,重病之下父親沒有給予她溫暖,若不是姑姑給了她打了一針,她小命都要不保了。
張愛玲曠世才女,無人能及。用一種諷刺又涼薄的態度,道盡男女情愛。遺憾的是,連她自己也無法逃過情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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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遙說新語
張愛玲是20世紀40年代上海淪陷時最走紅的女作家。她出生在一個前清官宦大族,母親是新派女性,但是她的童年卻是在孤獨寂寞和後母的凌辱虐待中度過的,這使她成為一個敏感、早熟、內向和沉默的少女。
作為一個作家她一直用深邃的冷眼觀察自己周圍的生活,“生的苦悶”和“欲的自由”是她作品的主旋律,她寫作的目的就是要剖析人性中最根本的東西,將她的感知和深刻體驗告訴讀者。通過她的“深而不廣”的視野去揭示一個畸形扭曲、而又習見為常的世界。她的作品就是看穿和透底的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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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右手芙蓉
說起張愛玲,就想起了上學時,讀其作品全集的情景。到現在,依然記得《傾城之戀》,《金鎖記》,《半生緣》,《白玫瑰與紅玫瑰》等作品。人常說,腹有詩書氣自華,根據其作品來說,張愛玲是一代才女,作品刻畫人物形象飽滿,故事情節貼合現實,不同的人看了都有不同的感受。另外其人容貌也漂亮靚麗,氣質典雅端莊。總之是一個有才華,有顏值的民國才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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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永遠的夢兒
看過張愛玲的小說《半生緣》、《傾城之戀》,有感於讓她卑微到塵埃裡的和胡蘭成的那段情,喜歡她的孤傲,喜歡她的寂寞,喜歡她的蒼涼;欣賞她的個性,欣賞她的美麗,欣賞她的才情。喜歡她文字裡透露出的執著倔強,不管他人怎麼評說,依然我行我素,永葆一顆純真善良的心。
回覆列表
文化漢奸張愛玲的作品應該全部封殺!
張愛玲在抗戰後被視為文人漢奸之一,遭到當時輿論的譴責討伐和民眾的厭棄痛恨,幾為人人喊打的落水狗,徹底喪失了日佔上海時期的風光。
但今天不知為何,張愛玲的作品堂而皇之的大行其道,擺在了各種書架上,並被冠以各種美譽稱呼。是我們當時把其作為漢奸弄錯了,還是人們選擇性的遺忘呢?
張在50年代寫色戒這部小說,隱含著為自己與漢奸胡蘭成交往結婚並與日本人合作的行為辯護的深意。
今天來看是洗腦非常成功的,現在的年輕人完全就不瞭解處於哪個時代的悲劇,也同樣不理解在當時情況下,張寫出這些作品背後的含義。就如同今天沒有感同身受過階級壓迫下,不理解楊白勞和喜兒的人間慘劇的發生。
不過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張這種背叛國家民族的行為,終將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架上。張的漢奸行為在於,其文學作品也絲毫沒有作為中中國人的民族意識,甚至連基本的人性良知都欠缺,張的文字僅僅只關心自己的個人感受和男女之間的風花雪月男歡女愛,與當時的大時代局勢格格不入,所以只能是在日本佔領上海的非常時期才有市場——日本人自然是希望中中國人沉浸在個人的私情歡愛上而淡忘自己的民族身份意識以利於其對中國佔領區的統治,張的這些描寫男歡女愛風花雪月而沒有絲毫的民族國家意識的文字正符合日本人的心意。
張愛玲和張粉們雖然為張在抗戰中的那些出格的行為辯護說是因為她“不問政治”,但她本人卻實實在在地與政治緊密相連。張不僅與大漢奸胡蘭成相交結婚(實際是張的小三小妾,胡並不是與元配離婚後再娶她),而且與日本人扶持的文化機構密切合作,張的多數作品也是發表在這些日本人控制下的書刊上,張不擅社交卻頻繁參加許多有著日本背景受日本滲透控制的文化組織機構舉辦的活動,為日本人粉飾“日本佔領下的上海太平局面”和彰顯“上海文化繁榮”做出了一般中國文人不敢想不敢做的“貢獻”。
張的作品中許多都是描寫日本佔領下的上海的“太平盛世”景象中的小市民亡國奴們的美好情愛生活的,最誇張的是張的一部小說裡描寫的在日寇的轟炸警報聲中電車上的一個男人卻為打發無聊時光而陷入一段美好愛情生活的幻想中。如果不知道這部小說的時代背景,只是看這部小說,你會覺得日寇佔領下的上海簡直是“人間天堂”。
如果張是在抗戰前出道,在當時上海文壇名家大家雲集的情況下,張愛玲的光芒即使不會被淹沒,也絕不會如抗戰時那般耀眼。從這個角度來說,張可真算是頗具“發國難財”的眼光和膽量的“行家”了。
在面臨民族生死存亡的時候,任何一箇中中國人都有責任和義務為民族存亡貢獻自己的力量,即使不能殺身成仁,至少也絕不能資敵投敵,對於抗日軍民,張沒有給以任何幫助,連同情都沒有,反而是與日本人、漢奸們過從甚密如漆似膠,於抗日救亡無益而對日本侵華有利。
張不僅與親日漢奸們交往甚密,而且在抗戰結束後繼續與這些漢奸們保持著來往,對於張的丈夫——大漢奸胡蘭成可謂是“不離不棄”,即使胡蘭成逃跑途中拈花惹草,張也把自己的稿費和積蓄寄過去資助他,相比之下張對於其父母家人則是極其冷漠冷血。親日媚日,與漢奸交往,幫助漢奸,這不就是漢奸們做的事嗎?
愛情和人心是文學的永恆主題,也是可以穿越時空打動不同時代人心的東西。張的作品在描寫愛情和人心上有其獨特的一面,也正是這一點讓今天和平時期的讀者忽虐或淡化了張作品與其所處時代局勢的尖銳矛盾而只集中於情愛,也因此而極度寬容張的為人處事,甚至對抗戰勝利後民間輿論指責並要求懲罰張在抗戰中的親日媚日行為的事情進行指責。但事實上張既對不起當日的抗日軍民,也對不起今天那些喜歡她作品並極力維護她的讀者。
1951年底,在香港的張愛玲,接受麥卡錫的邀請,第二年春天她便開始了工作。1952年,張愛玲在翻譯了美國新聞處安排的幾部美國小說後,陸續寫出了《秧歌》、《赤地之戀》兩部反共題材的拙劣作品。
時任香港美國新聞處處長理查德•麥卡錫後來向臺灣作家陳若曦炫耀是“他們提供大綱和資料授意張愛玲坐在書房裡寫出來的”。張愛玲後來也在訪談中承認:“《赤地之戀》是在授命(Commissioned)的情形下寫成的,所以非常不滿意,因為故事大綱已經固定了,還有什麼地方可供作者發揮的呢?”(水晶《蟬——夜訪張愛玲》)
張愛玲的《秧歌》主線是寫“蘇北農民在1951年土改後被勒索“捐獻”,終於“暴動”。村民們奉命備齊年禮,扭著秧歌到軍屬家去拜年。”事實上張愛玲從沒有參加過蘇北土改,哪怕是幾個月的觀察體驗都沒有過。但是在美國新聞處的美元攻勢下,她拿著美中國人授意的大綱寫出了這本詆譭中共土改真實情況的小說。
而在張愛玲的下一部小說《赤地之戀》筆下,解放農民的“土改”,反對腐敗的“三反”,抗擊美國侵略者的“抗美援朝”,全被寫得面目全非,黑白顛倒。這時,張愛玲已明目張膽唯美國新聞局的大綱和細節資料是從,全身心地為美帝國主義的政治服務了。
張愛玲的《秧歌》、《赤地之戀》兩部小說都屬於美國新聞處策劃並由反華的美國亞洲基金會特別資助一批“綠背小說”,而且都翻譯成多種文字,在全世界宣揚反華思想。
具體可以參考:蘇真|張愛玲,美國國務院與冷戰媒體美學。
今天我們沒有徹底的批評張,並剷除這種漢奸文化的土壤。就出現了方方的《軟埋》,簡直與《秧歌》同出一轍的作品,這是非常值得警惕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