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在那個時候舉國上下都有一個共識，那就是必須變法，圍繞的問題時緩進還是立變的問題，很顯然，戊戌變法就是徹頭徹尾的激進式的變法，這對於當時內憂外患的中國來說無疑是一劑猛藥，因此斷然不行，之後才掀起緩進式的清末新政。

義和團

1900年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侵華對於清政府的權力架構是一次大洗牌，因為支援義和團的大部分都是守舊派，因此被列強於戰後清算，《辛丑條約》第一項就是問罪支援義和團官員。於是這兩百多人殺頭的殺頭，流放的流放，守舊派在庚子事變中力量遭到徹底瓦解。接著慈禧搞新政阻力就小了很多，當時還下了罪己詔，覺得沒臉見光緒皇帝，人家要變法，被摁掉了，然後現在搞成這樣的結果，然後有大臣就說康梁變法實為亂法，他們是篡權，法還是要變的，於是慈禧就開始搞清末新政。

慈禧

再有一個義和團讓西方認識到中國老百姓體內所積聚的力量，絕不是可以順從的，惹急了自己也討不到好果子吃，因此從簽訂《辛丑條約》之後，清政府於列強之間就開始一段蜜月期，美國也搞了一個門戶開放政策，要保全中國的主權完整，這是清末新政發起的一個外因。

維新派

那麼慈禧為什麼要破壞百日維新，這個問題其實很簡單，所謂的維新變法本質上來說就是康梁為了奪權搞的一次變質的政治鬥爭，一個是維新派自身根基過於薄弱，但是他們的主張又都是殺人奪命的，比如取消旗人特權，裁減綠營，裁撤冗官，廢除科舉，甚至於要中美英日合邦，請伊藤博文來管理國家，幾天就發了一百多道指令，改革之劇烈足以引起社會動盪，這才是致命的。這樣一個沒有實權只有皇帝空架子的小團體要改革，要把所有的職權部門換成自己的人，用制度局說話，憑什麼？而且不依靠慈禧和李鴻章張之洞等有實權的大臣，甚至還要圍園殺後，這是在改革？這種變相的奪權慈禧當然要反對了。

首先，我們應該先排除對慈禧太后的偏見，要明白慈禧支援改革並不是一件匪夷所思或者欲求拖延的事。慈禧太后是清朝的統治者，她與清朝是一榮俱榮的關係，若清朝繼續衰頹，最大的責任擔負者和利益受損者就是她，所以，一切有利於滿清江山延續的做法，慈禧太后都沒有理由反對，只是，她無法忍受權力的下移。真實的慈禧並非我們想象的那樣冥頑不靈，無論是阻止戊戌變法還是支援清末新政，慈禧太后都是出於對滿清和皇族負責而作出的決定，在她眼中，有大清而無中國，皇權即大清，自己即皇權。基於此，反對戊戌變法的慈禧在辛丑後支援新政這個看似奇怪的轉變就比較好解釋了。戊戌變法之前，慈禧太后就曾對光緒皇帝說過：“變法乃素志，凡以圖富強也”。可見，慈禧太后並不反對變法，只是以何種方式，在何種程度上改變，慈禧會有所顧忌。戊戌年，康梁的變法其實並不算明智，因為他們所領導的變法在方式上和程度上都有些不合時宜。重病需緩藥，變法不是一件熱血的事情，而康有為卻稱“變法三年，可以自立，此後則蒸蒸日上，富強可駕萬國”，三年就讓大清這艘千瘡百孔的航船轉向，實在痴人說夢。在這種狂熱情緒的支配下，“皇帝下了太多的詔令，在短期內要求各局中冗員，一律裁汰淨盡，引起人心惶惶，怨聲載道”。更甚者，戊戌變法在沒有任何徵兆和預留的前提下讓八股取士戛然而止，以至“數百翰林，數千進士，數萬舉人，數十萬秀才，數百萬童生，全國的讀書人都覺得前功盡棄”。可見，向下推行變法的過程中，出現了很多問題，若不顧臣民情緒，強制推行，恐怕清朝將被自己人推入混亂。皇帝正在興頭上，自然理會不到這些，臣工只好請太后出山撥亂反正。於是，“舊臣惶駭，內務府人皆環跪後前，謂上妄變祖法，請訓政”。試想，在這種壓力下，太后還能讓戊戌變法繼續推行嗎？況且，還有一個若隱若現的康有為“圍園殺後”計劃，於私於公，慈禧都應該阻斷變法。辛丑政變以後，局勢不再像戊戌年那般平緩和不成熟。首先，八國聯軍進軍紫禁城和《辛丑條約》的簽訂的確給了慈禧不小的打擊。如此奇恥大辱之下，臣民都認為改革之舉已經不能再拖，紛紛上書要求改革，比如海關總稅務司赫德就建議：若想遏制頹勢，“認真改革才是最好的辦法”。此外，這時候革命黨已經漸趨成熟，他們宣傳清政府已經腐敗到不可能轉向的境地，這種情況下，政府也需要給臣民一個自己會做出變革的表態，以緩和革命情緒。再者，戊戌政變以後，朝廷下令：“嗣後大小臣工，當以康有為炯戒，立扶名教，共計時艱，所有一切自強新政，胥關國計民生，不特已行者亟應實力舉行，即尚未興辦者亦當次第推廣，以挽回積習，漸漸臻上理。”也就是說，戊戌政變以後，朝廷還是將一些改革措施繼續進行下去的，以至到20世紀開始的時候，新政已經有了一些政治上的鋪墊。最重要的，這次新政在變革程度上與戊戌變法存在著天壤之別。康梁所引導的戊戌變法目的是將中國改造成君主立憲制國家，在這個過程中，權力必定會下移。而在新政中，慈禧太后要求必須“首列大權事項，以明君為臣綱之義”。之後預備立憲時期頒佈的《欽定憲法大綱》 中也有“君上有統治國家之大權，凡立法、行政、司法皆歸總攬”，“大清皇帝統治大清帝國，萬世一系，永遠尊帶”之語。所以，新政並不會觸動皇權，這是慈禧能夠支援新政最重要的原因。由於角色的侷限性，慈禧不可能超前地看清什麼道路更加適合中國。在她眼中，亡大清和亡中國是一個意思，而綱紀崩壞、皇權下移就是亡大清，所以，皇權是她心中緊繃的一條弦，她能接受的只是在保證皇權的基礎上對大清進行改革，以求富強。儘管如此，清末新政還是很有意義。新政及其催生的預備立憲運動是清政府在改革上邁出的很難得的一步。畢竟，在這個過程中，的確有改官制、修法律、興實業、開言路這些舉措，也至少讓資政局、內閣這些機構有了形式上的存在。因此，我們似乎不能太過質疑慈禧推行新政的虔誠度，儘管其中有些迫於局勢的意味，只能感嘆她為之過晚，沒能讓新政的潛力充分顯現。 參考文獻：1.朱壽鵬編：《光緒朝東華錄》，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1.康有為：《康南海自編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2.中國史學會編：《戊戌變法》，上海：神州國光社，1953年。3.湯志鈞：《戊戌變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4.馬勇：《超越革命與改良》，上海：三聯書店，2001年。

首先，戊戌政變後西方列強表現出對光緒皇帝的好感說明西方各國希望中國有開明的統治者。所以慈禧宣佈光緒病重，駐京公使團就提出派西醫給光緒帝看病，而法國醫生的診斷為：皇帝雖然身體虛弱但並沒有到不能理政的程度；慈禧準備廢光緒，派榮祿徵詢公使團意見，各國表示廢帝系中國內政外國不便干涉，但承不承認新帝是各國自由；至慈禧擁立端郡王載漪之子溥儁時，各國公使無一人到場參加典禮。這已經足以說明在列強眼中，慈禧是反對開明光緒帝的守舊派。此後，慈禧利用義和團滅洋，更是暴露了其守舊派、頑固派的本來面目。其實列強對慈禧的認識有偏差，守舊還是改良並不是慈禧的原則，而不論什麼不論是誰都不能觸及她的個人權力才是她的底線。所以她感覺戊戌變法有帝黨奪權的企圖便堅決鎮壓之；她感覺列強支援光緒干涉她的“家事”威脅她的個人權勢，她就要利用義和團跟洋人開戰。但在《辛丑條約》中慈禧發現洋人並不是非要她下臺，她自然感恩戴德，要積極表現自己不是頑固派的面貌以討好洋人、爭取外國對她的繼續支援。所以清末新政有媚外的意圖。

其次，1895年起，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便不斷在國內製造起義，民主革命山雨欲來。尤其是1905年同盟會成立後形勢日益嚴峻。慈禧意識到，與其讓革命黨以革命當時改變中國，還不如自己改良來改變，所以清末新政是以改良對抗革命。

第三，二十世紀初，隨著民族資本主義初步發展，民族資產階級逐漸壯大，國內一股由開明紳士轉變而來的資產階級力量開始為立憲改革搖旗吶喊。慈禧為了政府收入和政府形象，又顧及這些立憲派的社會影響，必須要以改良對其予以安撫。

第四，1905年日俄戰爭日本的勝利讓清廷看到了君主立憲的小日本製能戰勝君主專制的龐大俄國，立憲改革讓慈禧也動了心。

第五，立憲派人物透過開明官僚（如袁世凱、張之洞等）對慈禧改良的推動。

但不論如何都不能忽視一點，慈禧並不完全清楚（至少在1901年時）這場改良新政的性質和最終可能的結果，更不瞭解君主立憲制是拿皇權換皇位的實質。她進行晚清的改良，並非建立在她主觀上要推動中國近代化，而基本上出於她個人利益的考慮。當在她對改革有清醒認識後，她流露出了悔意，但那時她已離死不遠。說到底，慈禧是個舊式人物，是一個任性女人，是一個權術高手而已。

慈禧太后支援辛丑新政是無奈之舉，滿清己進入改革找死，不改等死的局面。慈禧的心腹大患並不是那些洋人，也不是賠款，而是違抗慈禧聖旨與洋人搞東南互保的地方督撫大臣所代表的地方勢力。這些地方勢力佔據著滿清稅賦重地，手下軍閥成勢，藉機結成同盟，隨時可能獨立。慈禧向十一國宣戰前，殺了五個反對開戰的殿前大臣，戰敗後，那些支援開戰的大臣被當成戰犯處決、流放，慈禧身邊沒有多少可堪大用的臣子。面對違抗聖旨的督撫們，慈禧自知沒有力量可以消滅他們，慈禧採用的是嘉獎方式安撫眾督撫，但是如何瓦解這些地方勢力，收回地方兵權，成為慈禧執政的頭等大事。

慈禧太后給後人留下來的主要印象就是一個保守派，甚至是一個賣國的保守派。但是我們只需要理性的想一想就可以明白，如果慈禧太后真的是保守派，排斥任何改革，那麼為什麼洋務運動能夠開啟，為什麼戊戌變法能夠開啟，要知道在當時的中國，慈禧太后是掌握絕對崇高的權力的，沒有慈禧太后的允准，任何改革都不會付諸實施，但是戊戌變法後來為什麼遭遇失敗了呢？其實並不在於戊戌辦法的策略本身，而在於康梁與慈禧太后一派之間產生了很大的誤會，慈禧太后在得知康梁可能會提前對其下手的訊息後，提前採取措施，軟禁了光緒帝，殺了譚嗣同等六人。但是這並不能說明慈禧太后是從一開始就反對戊戌變法的，事實正好相反，慈禧太后從一開始就是支援戊戌變法的。

那辛丑年後，慈禧太后怎麼又會主導開啟規模和程度比戊戌變法更廣的新政呢？

首先是慈禧太后自身的原因。慈禧太后在戊戌政變後，受到了朝廷中許多極端保守派大臣的影響，在政策上轉向與戊戌變法相反的另一個極端。所以才有了後來義和團進京，八國聯軍侵華的庚子事變發生。八國聯軍進北京後，慈禧太后帶著光緒帝連夜逃跑，路上連吃的都沒有，後來幸虧山西懷來知縣吳永接濟了慈禧太后等一行人。在一路上，慈禧太后感到非常的自責，也深感自己給國家帶來的災難，所以在迴鑾後就主導開啟了新政，其範圍和觸及面要遠遠大於戊戌變法。

其次，地方重量級大員的影響也是導致慈禧太后觀念轉變的重要原因。八國聯軍侵華的時候，正當北方打得水深火熱，南方的劉坤一、張謇、張之洞他們卻在東南搞了一個東南互保，在清政府與八國聯軍的衝突中，他們保持中立。庚子國變後，劉坤一、張之洞等人聯合上奏，要求實行新政。慈禧太后也看到了大勢不可違，所以允准。

清末新政歷來為人們所忽視，實際上北京政府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等許多方面都肇基於清末新政，只是由於後來立憲的問題，清政府走向了偏差的方向，所以最終新政以失敗而告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