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原因是中原地區是農業文明展開的，只有這個地區產糧食，因為農業發展人口暴漲，那麼就不得不重視糧食生產的農業。如果經商為國家戰略，你等於是拿糧食去換別家的手工業品，先不提周邊有沒有手工業品，你用口糧去換東西，這就是先把自己餓死的戰略，哪有這麼玩的？所以中國自古是重農策略。

反觀古希臘，因為本身是入地貧瘠，半農業半手工業，地中海周邊是產糧區，所以便於航海和貿易，是拿手工業品換糧食。

下來看輕商政策，經商獲利是務農的十倍百倍，你自己糧食不夠吃，務農辛苦還收入低下，你再鼓勵經商，那百姓豈不是個個從老實巴交的農民變成唯利是圖的刁民，農業國家治水，灌溉，開墾，耕作，國家之間的戰爭防禦都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和可管控人口，經商為國本的話，早就人心思動內亂亡國了。

春秋時期，兩國交戰，如果一方有難另一方不是趁他病要他命，而是借糧食給對方，畢竟饑荒時期時而有之，人道主義援助是大家的共識，而且治水也存在上游治理下游得利，所以這也促成了中國大一統的趨勢，太多事情要全國一盤棋了，任何一個小國都不能在天災面前獨自苟活，到了戰國時期打仗下死手不擇手段，各種人間慘劇是當時的全部思想家詬病的。

看歐洲也是一樣，猶太人為啥臭名昭著，為什麼希特勒發動種族屠殺歐洲就默許了，也不反抗，那就是因為猶太人不務農只經商，唯利是圖大發戰爭和天災橫財，遇到出力出錢跑的飛快，所以反猶是當時的一個主要思潮。

基於以上兩點原因，中國的文明展開只有一個路徑就是重農主義，也順帶要壓制商業發展。

農業是封建經濟的核心，鄉土社會具有穩定性，將農民束縛在土地上，有利於賦役徵稅，維持社會安定。而且如果不重農抑商，第一批商人發財了，其他人不眼紅嗎？都跑去經商地誰來種？古代的小農經濟生產力水平低下，“一天不耕，或授之飢。一天不知，或受之寒”商業和農業爭奪生產力，嚴重影響農業生產，重農抑商使民有恆產，有恆心。（這是根本原因，現在不提倡重農抑商，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現在的社會生產力高度發展，“飯夠吃了”有餘力專門搞經濟，商業了，所以現在很多人都對這個政策非常不能理解，但如果套進當時的時代背景，這個政策是非常正確的）

都說萬惡的資本主義，工廠主只管收益，不管工人死活，經商也是，為了獲利更多，富商大賈勢必會操縱市場物價，物價高了百姓吃不起飯了，你說他們會不會造反？政府能過幾天舒心日子嗎？

而且儒家思想自漢以來一直是正統思想 ，儒家經濟倫理思想提倡“重義輕利”某種程度上來講就是倡導重農抑商的，重農抑商思想維護了傳統道德倫理的地位

皇帝需要做的，就是讓下屬的臣民不斷地生產物資，比如糧食。其他的事，皇帝顯然不想有人去做。

商人所做的事情，就是通過倒買倒賣，從其他人身上，獲得用於享樂的物資，或財富，或日常所需，而這些本質上都是皇帝的。

如果把古代某一段時間內產出的資源分為十個單位，除去大家賴以生存的資源，就假設為兩個單位吧，剩下的八個單位的資源，都是皇帝的。

這些剩下的資源，皇帝可以用來打賞，可以用來享樂，也可以用來發工資。可是，因為商人的存在，這8個單位的四分之一被商人拿去享樂了，皇帝能夠待見商人才怪了。

不過，哪怕歷朝歷代都施行重農抑商政策，但是因為從商的暴利，還是促使很多人前去經商，這是無法完全禁止的。

漢景帝說過：“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這一觀點最能代表後世的絕大部分統治者的想法。

除了在地位上對商人有所抑制，統治者們還對商業活動課以重稅。在商鞅變法時期秦朝就有這樣的法令：“不農之徵必多 ,市利之租必重。”漢武帝用徵重稅和鼓勵告發漏逃稅的方式，對商賈進行大抄家 ,“得民財以億萬計”、使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產”。 漢代徵收人頭稅 ,明定“賈人倍算” (雙倍徵稅)。

另外，封建政府還對一些重要商品進行壟斷，比如說鹽、茶等。這種制度從本質上說，是一種與商爭利的行為。除此之外，還有些朝代有一些特殊的抑商政策，比如說明清時期的海禁。

其一，影響小農經濟的發展。漢朝時有“用貧求富 ,農不如工 ,工不如商 ,刺繡不如倚市門”，“故民棄本逐末 ,耕者不能半 ,貧民雖賜田 ,猶賤賣以賈”的情況。工商業的發展會與農業爭奪勞動力資源 ,甚而使農田荒蕪 ,威脅國本。這是封建統治者極不願意看到的景象。所以封建統治著都會採取措施“驅民而歸之農 ,皆著於本”。

其二，私人工商業的發展易對朝廷構成威脅。漢人桑弘羊雲: “往者豪強大家 ,得管山海之利 ,採鐵石鼓、煮鹽 ,一家聚眾或至千餘人 ,大抵盡收流放人民也 ,遠去鄉里 ,棄墳墓 ,依倚大家 ,聚深山窮澤之中 ,成奸偽之業 ,遂朋黨之權。”漢代確實也有對朝廷形成威脅的商賈，比如：代國陳稀叛亂 ,吳楚七國之亂 ,均有私人工商業勢力支援參與。

其三，商業的發展會破壞傳統的儒家倫理道德。孔子就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的思想。封建社會得以維持的原因之一是儒家的傳統道德。民眾認為，百姓之間貧富差距不大，就能安居樂業。而商業的發展會使一部分人富裕起來，會破壞這種平衡。

1，中國自古有“民以食為天”的說法，這主要是刀耕火種的先民們，對糧食的圖騰，以及對農業的敬畏。所以糧食很重要，農業是生存的首要任務。

2，農本思想的理論確認。春秋時期，荀子提出過“重農論”。戰國時期，商鞅主張以農戰為基本國策,動員國家一切力量進行農戰,並對這種政策作了多方面的說明和論證。韓非子也提出過“耕戰論”。他指出“能趨力於地者富,能趨力於敵者強”,只有實行農戰方針,才能做到“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強,此之謂王資”。

3，正因為有農本理論的鋪墊，統治者們以重農來加強國家的經濟力量,以重戰來加強國家的軍事力量，並以此來做為成就“統一大業”的主要依據。因此，上層統治階層政府要加以干涉，壓制商業，扶持農業。

4，歷史事實的證明，戰國時期，隨著商業的發展，商業對農業發生侵了蝕作用，商人一方面與農民作，盤剝農民，使農民陷入貧困，同時商人們利用農民貧困，又進行高利貸盤剝，這就動搖了農業這個的根基，因為統治者們都知道，一旦農事受到傷害，農民就要走向貧困，國家就要承擔巨大的損失，社會的道德天平就會發生傾斜，統治者也會面臨亡國的危險。所以歷史是一面鏡子，太多的教訓，讓歷代統治者們重視和認可，於是各朝統治者，積極的政治干預，使重農抑商得到發展併成為封建社會一項根深蒂固的方針.

5，在古代，因為交通的不發達，以及運輸成本的考量，物資基礎的薄弱，市場的不發達，也在一定程度上對商業的抑制。

6，“抑商”是手段,而“重農”才是最終目的。

古代“士農工商”，是出自《管子·小匡》：“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柱石）民也。”其中排序，應該是“士”父母官員，讓“農“進行耕耘勞作，收成之後由“工”進行搬運，下放至各州各縣。最後以“商”的名義，進行交易買賣，貨幣流通。

至於重農抑商，各朝各代，也是商賈賺錢。被剝削的，大部分還是農民。

就拿古代來說，有錢人，以“農”為主發財的一般沒有。大部分為地主老財。

儒家創始人“孔子”，也不怎麼看得起農民。《論語·子路篇》“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而且古代起義軍，大家都聽過“農民起義”。沒聽過“商人起義”吧。這也說明了古代，封建王朝對農民來講，並不會太好，底層永遠是農民。同樣的農民就是被封建社會剝削物件。例如柳宗元《捕蛇者說》“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古時候農民交糧，可不是先餵飽自己，而是餵飽地主，餵飽官員。

所以從古代而言，重農主義，是比較少的。除了幾個明君，會減少賦稅。其他很少的。所以才會有杜甫“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佳話”。

歷朝歷代，明朝“仁宣之治”，宋朝“鹹平之治”，唐朝“開元盛世”，“貞觀之治”，漢朝“文景之治”。這些治世來講，我相信不可能禁止“官商勾結”的同時，對於農民賦稅肯定是大減較多。而且鼓勵生產，加大農民收入，讓其能安居樂業。才有的“太平盛世”。

所以說重農是太平的根本。畢竟“民以食為天”。當人“吃不飽，穿不暖”時候。什麼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都將不復存在。那時候就是，易子而食，“血饅頭”等等。就像電視劇《鐵齒銅牙紀曉嵐》。和珅說的：“將要餓死的人，那還算人嗎？麩糠都是好東西”。

所以“重農抑商”肯定不可能的，“士農工商”的順序，不是說商業就是在古代最低等。就比如“仁義禮智信”。我們不可能說誠信就是最低等一樣。我們有時候“誠信”，比起智慧要重要的多。

自秦國商鞅變法後，主張中央集權專制，為了國家大一統和長治久安，兩千多年的時間裡，基本執行重農抑商的政策，哪怕是到了宋朝城市化出現，紙幣的流通，仍然沒有扶持商業發現。

因為在古代中國，統治者就是最大的地主階級，為了鞏固統治，將百姓禁錮在土地上，大多重農抑商，減少社會流動，便於管理，而商人重利輕別離，多遷，唯利是圖，不方便國家管理和穩定。

而商人源自商代的商人，他們追求一本萬利，又一擲千金，神祕莫測，愛酒、好鬼神。周人翦商以後，抹黑商人，並且周文化成為中華文明主流，商文化基本消失（除了信鬼神、生死觀），所以從文明開始，商人就不受待見。

而進入春秋戰國時期，土地兼併，商人追求利益最大化，往往失去人性，導致物價上升，讓普通老百姓無法生存，所以商人也不受老百姓待見，戲稱“奸商”、“無奸不商”。

中國古代政治的早熟，但管理卻一直沒有解決好，導致思想意識形態沒有更上，哪怕是宋、明兩朝，商業發達，強如王安石變法，發展商業經濟，但是思想超前，那時候沒有市場經濟發展的土壤，被保守派司馬光和文壇天才蘇軾視為瘋子，最終失敗。

而且古代中國幾千年的農業社會，統治者只關心自己政權穩固，更多的是保護落後的農業經濟，而不是發展發達的商業經濟，而且商人也很難有政治地位，為自己爭取的合理權利，這也是中國沒有走向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大原因。

為什麼要重農抑商？要在春秋戰國時期齊國的管仲裁就提出了類似的觀點，管子認為："在《管子·國畜》中記載管仲的準平政策“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則準平”，意思就是糧食多了國家就持續買進，把糧價搞上去;民間糧食少了就拋售，直至把價格壓下來，保持價格的穩定，其目標就是為了更多人的民生問題，使得“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這保護的是人民的利益。"這個理論的意思是重農抑商的最早表達，但還沒有明確提出重農抑商，只是提出鹽鐵專賣的"官山海"，通過官營鹽鐵來打壓個體工商業。中國古代的理論都是貴族階層提出來的，不可能不帶有階級的烙印，都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鹽鐵專賣就是與民徵集利，從而達到抑制商業的目的。

到了秦商鞅變法，法家的商鞅更把君王的利益放在了第一位，商鞅提倡農戰，而主張重農抑商，他認為民越好統治在於弱民，民眾人富裕了就有私心，就不利於統治，商鞅的重農抑商一個為了耕戰，另一個就是為了弱民，讓民眾貧窮。商鞅變法後的秦國已經實現了專治的統治，以前管子只是說說，並沒真正實行，而商鞅確以重農抑商的形式推行下去。

秦朝只要一種民，那就是農戰之民，把民眾當成了實現統一大業的工具。為了重農抑商，秦統一六國後把六國的商甲流放但了邊關，而秦國內大部分實行的是配給制，真正的商業所佔的比重很小。並對商人課以重稅。以至於秦山朝的經濟是最不發展的。

重農抑商本是法家提出來的，而獨尊儒術的漢朝也有重農抑商的時候，可見重農抑商與儒法無關，而與皇帝是否想馭民有關。

到了唐朝商業發達，也奠基了大唐盛世。宋朝是對商業最寬容的朝代，也是中國歷史上最富裕的朝代。

到了明清為了便於統治，明朝實行了海禁，清朝閉關自守，商品經濟沒有太大的發展，最終覆滅了。

在中國古代大部分時間裡，重農抑商都占主導地位，古代並不考慮資本積累，資本積累那是百姓的事，與統治是無關的。

一個國家或民族任何傳統的形成，都離不開“天時地利人和”。中國古代形成重農抑商的傳統，是自然因素與人文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古代生產力低下，人類生活生產必須依賴良好的自然環境，河水、良田是必不可少的資源，四大文明古國都發源於河流附近便是這個緣由。

但是，我們不要忘了古希臘文明，她是海洋文明。

特殊的地理條件，造就了古希臘典型的“小國寡民的城邦”，也決定了古希臘人只有通過商業貿易才能維持其生存和發展，而這種貿易只能是海外貿易，這又決定了古希臘人工商航海業居主導地位的民族特性。

所以，不同的自然環境會影響文明的特點

中國古代長期實行重農抑商的政策，與中國“封閉式大陸”的獨特地理環境有密切的關係。

中國先民從遠古開始便生活在黃河、長江流域；大約6000年前左右，已逐漸擺脫狩獵和採集經濟，進入以種植經濟為主的原始農業經濟。

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商品經濟出現，但農業仍然是社會的最重要的生產部門，重農也是理所當然。

但是，由於認知所限，古人單純地認為商業發展，會使更多人從商，從事農業的人口減少，會影響農業生產；此外，商業必然要求人員流動，而農業則天然使人口固定，古代管理能力有限，當然會傾向於使人口固定在某一地域，便於管理。

重農抑商是由中國獨特的封閉式地理環境決定的，在生產力低下的古代，注重農業發展是必然的政策；抑商則是執政者受限於社會發展水平而不自覺採取的錯誤措施。

至於資本積累，古人本能地知道積累財富，但還談不上資本積累。

民以食為天

古代發生戰爭時，常有“軍馬未動，糧草先行。”可見糧食是大軍出征和戰鬥的基礎，在冷兵器時代餓肚子的士兵戰鬥力是很低的，容易造成大量傷亡。糧食從何而來？自然是農業生產。

古代百姓最先要解決的吃飯問題，也就是生存問題。在災荒之地甚至發生過吃樹皮、觀音土，易子而食等情況，從而引發搶劫、毆打，以及動亂等情況，可見沒有糧食是很嚴重的，所以聖明的皇帝對於發生災荒的地方會進行賑災，為災民提供糧食以及災後可能出現的疫情防控。

無論抵禦外敵還是預防內亂，為鞏固社稷穩定糧食都是比較重要的物資。重視農業發展，可以增加糧食產出。

古代土地是最重要的財產，既能滿足自給自足又可以收租，保持每年穩定收入。

抑制的是個人商人，是為了遏制奸商發展，否則戰爭年代向外販賣糧食和馬匹，影響國家安全和穩定，這些商人雖然家境殷實，但是比一般官員家族地位低。官商、皇商國家還是比較支援的，古代許多民生或重要物資的買賣處於朝廷控制中，如鹽、鐵等物。各地特產每年也會進貢給朝廷，當權者需求不大時重視程度自然不高。

總之，農業的發展能夠使百姓安居樂業，人丁興旺，還可以使國庫糧倉充盈，既可內無動亂之虞,又可外無外敵侵擾之慮。

重農抑商政策與各個朝代的稅收制度和軍隊制度有關。從某種角度來說，重農抑商完全是因為統治者能從農業從事人員那裡獲取更多利益。

在唐朝後期之前，中國各個朝代實行的編制普遍是徵兵制。這徵兵制是什麼意思呢？就是以戶為單位編定戶籍，規定各戶中適齡男子都要為國家服兵役，還要進行強制勞動。在唐後驅之前，軍隊的主要來源就有這些從各戶中強徵的士兵作為主體。修建重要工程的勞工也是這麼來的。

再說說稅收制度。在唐朝推行兩稅法之前，國家財政的稅收主要有由田租與人頭稅/戶賦組成。田租顧名思義，是根據一個人所擁有的田產進行徵稅的方式。對於統治者來說，商人無法提供填足，除非這位商人擁有大量田產。

兩漢時期，政府會徵收按人數計算的人頭稅（被稱為口賦與算賦）。人頭稅的徵收與財產數量無關，因此擁有大量動產的商人，與一個貧窮百姓要交的賦稅是一樣的。後來在東漢末年，戰亂導致人口統計系統失靈，政府開始以戶為單位進行徵稅，這種制度被稱為戶調製。戶調製在南北朝進化為租調製，在唐初又進化為租庸調製，在徵稅額度、物品、程式上有所變化，但都是以戶為單位的。商人只需控制自己一戶的人數，就可以避免上繳太多稅，這也是統治者不願意看到的，因此會推行重農抑商。

漢武帝曾經推行過按財產數量徵稅的政策：算緡告緡。這種政策專門針對商人，要求商人按照自己的財產進行納稅，並鼓勵其他人舉報避稅的商人。但是，算緡告緡並沒有維持太久，西漢末年，商人與大地主走向合流，這種政策基本宣告失敗，在東漢也沒有重建。

唐朝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相當重要的變革時代：兵制上，從中唐開始，朝廷漸漸廢棄了徵兵制，改為由政府直接向社會進行徵召的募兵制（不過軍戶仍然一直存在），對軍隊的徵召不再以戶為單位。在稅收上，唐朝首創的兩稅法也開始將財產規模視作徵稅標準之一。這意味著，朝廷擁有了直接控制商人的能力，就像之前直接控制農民一樣。因此在唐朝之後，中國的商業也飛速發展，重農抑商政策也開始出現裂痕。

後人評價歷史，只能從史料上考察，試著去尋找歷史的真相。然而無論如何還原，都不可能完整地呈現歷史的真相。對於這個“重農抑商”的歷史性問題，本人試著從生理層面、精神層面和政治層面，通俗易懂的來推理。

商周時期國家是農商並存的。然而到了戰國時期，生產力的爭奪矛盾日益嚴重。“重農抑商”的思想和政策開始逐漸形成。商鞅、李悝、韓非等都推行重農抑商的政策，而且促進了國富民強。

秦統一六國之後，把商人的財產全部沒收充公。基本採用的還是商鞅的重農抑商的經濟政策。漢承秦制，抑商的政策一如既往。漢高祖劉邦，頒佈“辱商”法令，商賈之人不得騎馬穿絲綢，買來的農家奴隸要無條件歸還。

唐朝的經濟發展達到了封建社會的頂峰，大唐的抑商政策開始放鬆，鼓勵外貿，釋出市場管理政策。安史之亂後期，盛世不再，抑商政策再次收緊。

宋元時期的商業發展要好於唐朝時期，甚至有些思想家已經開始反對重農抑商的思想。然而重農抑商還是一如既往地執行。宋元商業的變化，是對於一些物品的商業進行官方壟斷化發展，禁止私商牟利。比如鹽、酒、茶、鐵等。

明清時期，西方國家的封建王國搖搖欲墜，經濟發展突飛猛進。這對當時還是封建王朝的中國衝擊很大。雖然外貿發展壯大，但基本都是國有壟斷行業。重農抑商的政策還在持續推行，但弊端已經凸顯。

人類經過了農業革命，開始以部落的形式定居。獲取食物的方式由捕獵變成了耕種。我們的祖先找到了中國兩河流域肥沃的地域，逐漸發展壯大。

社群壯大，社會發展就需要不斷增加糧食產量。發展到戰國時期，連年戰亂，生產力嚴重不足，雖然生產效率已經提升，但是根本解決不了吃飯的問題，農商之間的矛盾就產生了。

於是有的思想家開始提出，農為富國之本。有了足夠的糧食，在戰爭時期，才能夠不懼怕對手。但生產力還是有限的，重農就得抑商，這是一個相對的問題，本質是在爭奪勞動力。

抑商只是要以農業為主，是為了更加地重視農業。

由於生理層面原因的客觀存在，外加戰國時期割據局面的促進，各國的思想家開始變法求強。秦國的商鞅首先把“重農抑商”的思想付諸實踐，廢井田、開阡陌、獎勵耕織。

魏國的李悝推出“盡地力之教”，高度重視農業經濟。為了重視農業，提升了農業與商業的對立性，認為工商業會導致國貧民奢，危害國家安全。政策推出之後，國富民強。

秦國統一六國後，重農抑商的經濟制度有效性，無疑得到了認可。可以說是成為了後來各朝各代的思想榜樣和政策制定的論點。封建社會的小農經濟為主體的自然經濟狀態自此立足。

每次的朝代更替，都會經歷一段商業停滯，農業受損的時期。連年的戰亂，國庫空虛，百姓流離失所。開國皇帝為了快速恢復經濟，無疑還是會採用前朝重農的經濟制度。

朝代的更替要麼是篡權奪位，要麼是農民起義。農民為啥起義？吃不到飯唄，對朝廷的不滿。重農在很大的意義上，也能夠穩定百姓。水可載舟亦可覆舟，帝王都懂這個道理。

但是農業的恢復比較慢，商業的官方化就得以發展。並不是說抑商是廢除商業，而是對私人的商業進行管制。鹽、茶、鐵等必需品由國家壟斷。這樣就加快了國庫的回血速度。

為何唐朝盛世會放寬對商業的抑制，就是因為國富民強，商業與農業的矛盾衝突已經不明顯了。同時商業對國家的威脅變得微乎其微。

隨後的朝代雖然已經有思想家看到唐朝的盛世，開始反對重農抑商。但是還是沒辦法打破封建君主專制對重農抑商的認可。

古代生產力很低，生產技術也一般，都是刀耕火種的原始勞作。

這就導致了糧食產量有限。在豐年，一塊地如果經營的好，交上賦稅後，全家人還能自給自足，但是一但遇到災年，很有可能無法交稅，國家的糧食稅收就會收到影響，這時候就需要政府開倉救濟。

這種事情在尤其需要兵馬錢糧的古代封建政權看來，簡直就是不可饒恕的。

所以從商鞅提出“重農抑商”開始，中國延續了這個政策兩千多年。

古人何嘗不知道攢錢，雖然那個時候沒有“原始資本積累”的概念，但是購置土地田產也是商賈鉅富常常使用的變現手段。那麼為什麼沒有擴大工廠，經營連鎖，這一套更賺錢的操作呢？

你做的太大了，槍打出頭鳥，朝廷就會視你為大患，就像皇帝向貴族借錢，借兵一樣。假意請求，實為削弱，皇帝欠的債，誰敢要？

一道聖旨，就能滿門抄斬，變收家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