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公元前551-479）出生的時期，正是中國歷史上春秋時代的中期。這個時期，在中原地區和淮河、漢水、太湖流域，分佈著許多大大小小的諸侯國家。這些國家名義上是周天子的屬國，實際上都已經成了完全自主或半自主獨立王國。各諸侯國為了爭奪土地和勞動力，將周天子的等級禮制拋棄在一邊，彼此之間不斷地發生兼併戰爭，從而形成了“春秋無義戰”的局面。

春秋時代，是一個“禮崩樂塌”的時代，作為沒落的下層貴族代表孔子，就成了在當時要竭力恢復西周禮制，重新實行大一統願望的中心人物。

孔子的思想，為什麼在當時的諸侯國裡得不到採納或一時採納了卻實施不下去。原因在於他提出的一套治國、為政的主張不符合新興貴族們的胃口。

孔子的治國思想主要有以下二方面：

一、恢復西周禮制。

禮制，就是社會制度，是一個國家政體。西周禮制的核心是什麼？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主張人跟人要有嚴格的等級，嚴格的規矩，決不能各管各，自成一體。君要像個君，臣要像個臣，父要像個父，子要像個子。

孔子的這個提法，不遭到諸侯國統治者們反對才怪呢。當時的各諸侯國，忙著打仗，拼命擴大地盤，現在孔子要他們去遵循周禮制，重新回到原路上來，去服從周天子，那他們拼死拼活地幹活，豈不是白搞了？這就像一個大家庭，已經分家了，各自都有自己的養家興家方法，現在卻要重新迴歸到大家庭，誰肯？

所以，孔子在齊國時就碰了壁。齊景公問如何治理國家？孔子說：“君君，臣臣，父 父，子子。” 孔子的意思很明白，要維護社會統治秩序，各人就要按其名分辦事，這叫“正名”。開始齊景公聽了很高興，後又請教了幾次。景公甚至要封土地給孔子。可是齊大夫晏嬰反對說：“現在孔子專講這一套，怎麼見人，怎麼走路，穿戴什麼，繁瑣得要命，一輩子也搞不清。如果讓他在齊國實行起來，恐怕解決不了急切的問題。”景公聽了晏嬰的話後，動搖了，就冷落了孔子。孔子只好收拾行李，離開了齊國。

二、以仁為政。

“仁”，就是倫理道德，是內心修養。孔子提出，要達到仁的境界，必須培養具有“立己立人、達己達人、修己安人”的道德品質。他的這個思想，與“文王之德”緊密相扣。文王，即周朝奠基人姬昌。他倡導“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的社會風氣。

孔子提出來以仁德為主、輔之以必要刑罰的為政理念。因此他大力倡導倫理道德教育，力圖以心性道德培養作為復禮的倫理基礎。《論語》提出了以“仁”為核心的道德學說；《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的修己化人的宗旨；《大學》提出了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的“三綱領”。

仁者愛人，在當時很少行得通。春秋時代混亂不堪，統治者千方百計想當霸主，老百姓流離失所，施仁於何者？就是孔子所在的魯國，一段時間雖被時人稱之為“周禮盡在魯矣” 。可是不久後就迅速蛻變，連孔子也不得不逃離自己的祖國。

孔子也做過官，而且是大官。他在自己的國家當過大司寇，並代理過丞相職務。在任上，孔子自然施展了其政治抱負，做了兩件大事：

1、魯定公十年，齊魯夾谷之會。挫敗了齊國君臣圖謀要挾魯定公的意圖，維護了魯國的尊嚴和地位，使齊國短期內不敢對魯國有所舉動。2、魯定公十三年，墮三都。由於成邑宰的極力反抗，最後只毀了兩個——費邑和郈邑的城牆。最後不了了之。

這兩件大事，前者是孔子以“禮”和勇，使魯國收復了被齊國侵佔的土地；後者是孔子企圖以周朝制度毀掉“三都”違反規定的城牆，可是沒有成功。這也說明了孔子想恢復西周的那套東西不切實際。

《禮記·曲禮上》 說：“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 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 非禮威儀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

當時周公制禮作樂，確實收到了政通人和的功效，社會各個階層在嚴格的上下尊卑禮制秩序之下處於相對平衡、和諧的狀態。可是，社會在前進，春秋時期正是從奴隸制走向封建制的過渡時期，舊的一套東西肯定用不上了。那時的國君都是不願受禮法約束的，就是明知道孔子學說對治國有用，也只好忍痛割捨。孔子想“克已復禮”自然撞到了南牆。

禮是治理國家的根本大法，仁是治理國家的必要手段。孔子窮畢生精力，為施展政治抱負而 周遊列國達十四年之久，併為此多次遭遇困頓窘境顛沛遊離，卻收穫不到什麼效果，以致他最後不得不發出沉重的嘆息“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身體一天天衰老下去，在夢中也與周公久違了。

在長久的困頓環境之中， 孔子曾經兩次萌生依附叛臣的念頭。

《陽貨》 有記載。“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 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 ‘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其匏瓜也哉？ 焉能系而不 食？’”

公山弗擾是魯國季氏的叛臣，佛肸則是趙國執政正卿趙簡子的叛臣。他們先後向孔子發出邀請，久不為諸侯所用的孔子欲應召前往，天真地幻想著在叛臣所居之地復興周道。這顯然違背了孔子素日對弟子“危邦不入，亂邦不居” （《泰伯》） 的教導。 幸虧是耿直的子路及時諫止，才使孔子打消了依附叛臣的念頭， 保持了他的一世清名。此事也說明了孔子為重建周禮秩序而作的努力，是白費勁，註定失敗。

孔子說：“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禮記·中庸》。”在他看來，西周那種嚴格規定君臣父子關係的上下有等、尊卑有序的政治宗法秩序，是最合適、最理想的社會制度。孔子沒有意識到，時代變了，他偏要回到老路上去，所孜孜以求的政治目標怎麼能實現呢？

孔子的治國為政思想沒有什麼用處，不是今天我們讀《論語》的目的。“今人之讀 《論語》 者， 以其修身、益智、治學、正俗，則可矣。”

參考資料：陳桐生《論語十論》、楊伯峻《論語譯註》

孔子活動於春秋末期，正是社會大變革時期。老人家憂心於當時人心不古、“禮崩樂壞”，遂以克己復禮為自己的政治理想和社會理想，並一生都在為實現這個理想而奔走呼號。然雖厄於陳而困於蔡，吃盡了苦頭，但終生不得遇，何也？我認為原因有三：

一、社會發展是一條單行道，不會因某個人的個人意志“從頭再來”。孔子所推行的那一套政治理想和治理模式已經不適應當時社會實際，回到“三王”時代，一切“從周”已經不可能。孔子受歷史侷限，不知不可為而為之，是逆潮流而動，註定失敗。

二、孔子是一位懷舊的理想主義者，一心一意復禮、復周禮；而各國君王則都活在“現在而今眼目下”，是現實主義者，念茲在茲的是生存和稱霸，（還有一個不便明言的問題：萬一復了禮，那麼我是誰？我該怎麼辦？我的既得利益會不會被周王剝奪？）完全不在一個頻道。……如果孔子能看到後來那個搖脣鼓舌的蘇大忽悠居然掛六國相印，應該會明白君王們真正需要什麼，以及自己“不遇”的根本原因。

三、弟子三千，賢人七十二，孔子的影響力太大了。況且通過七日誅少正卯這件事來看，他老人家還真不只是一隻掛在牆上的“匏瓜”。大國不願用，小國不敢用啊！

至於自漢以後，孔子及其學說被歷代所尊崇，成了聖人和國學，其中原因巳然眾所周知，見仁見智，不再贅述。

此言差矣！孔子屬於大器晚成，在五十歲之後才得以重用。之後，他周遊列國，顛沛流離，雖然沒有受到各方諸侯的青睞，但這段經歷使孔子意識到了自己的天命所在。說起孔子的一生，必須提一本對他影響極大的書——《易經》

《論語·述而》裡面記載孔子的一次感慨：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孔子五十歲開始研究《周易》，對他五十歲之後的人生有著深遠的影響，注意五十歲這個時間點！《論語·為政》中，孔子對於自己人生作了一個自我評價。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在五十歲之前，孔子接觸過易，只不過沒深入研究。他常說善易者不卜，但在從政方面孔子非常重視，要施展自己的抱負，從政無疑是最好的方式。於是，在四十歲的時候，孔子考慮要不要從政，佔了一卦，得賁卦。

賁卦，第二十二卦，山下有火。下卦離為火，表示孔子自己已經具備了光明之德。無奈的是上卦艮為山，火上有山，阻止了前進的腳步。賁本身表裝飾，給孔子的啟示是：如果現在從政去做官只是一個擺設，沒有實權，無法施展才能。於是，孔子退而修詩書，埋頭學習文化去了，不問仕事。

五年之後，在孔子五十五歲的時候，支援他的魯定公和季桓子對孔子不再信任，孔子的魯國的仕途就此結束。此時的孔子已經處於知天命的境界，他不僅知道自己的命運如何，更加明白自己的使命是什麼。於是，孔子又佔一卦，得火山旅。

旅卦，第五十六卦，火在山上。山為艮，停止不動。火燒山林而不止，有向外發展之象。因此，孔子辭官而開始長達十三年的周遊列國之行。

後面的事，眾人皆知，孔子在列國之間宣揚自己的理念但始終不得重用。

結束旅行，回到家鄉魯國專心投入偉大的教育事業，其思想千秋流傳。

歡迎交流，相互學習！喜歡老任的朋友，可以點贊關注我，老任不勝感激！

《孔子世家》記載，孔子的祖上是商朝開國君主商湯。可見孔子的血統非常高貴，人王血脈。

孔子的父親叔梁紇是魯國出名的勇士，孔子的遺傳基因中，擁有好戰的精神。孔子推崇周禮，孔子辦私學，內容就是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是孔子把貴族文化，通過私塾向貧民普及。孔子能被後世推崇，根本原因是給了弟子們，謀生的技能，向社會上層進步努力的基礎。

孔子是全世界，第一個搞職業教育的人。

孔子的思想築基，從社會最底層的生活經歷開始。孔子幼年喪父，被當家主母驅逐，生活極為艱辛，自己是這樣描述的，“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為了生存，他什麼都做。

他要想改變自己的生存狀態，就要謀求上進之路！

什麼才是上進之路，就是做官！

孔子一生顛沛流離，奔走呼號，四處碰壁！從19歲開始，給魯國貴族季孫氏做管理倉儲和畜牧的小吏。

在這裡跟大家說清楚，孔子因為有貴族的血統，才有機會走上仕途。普通人讀書也當不了官，除非做家臣。

23歲時，孔子很不得志，為了改善生活，開始在鄉間收徒講學。孔子是務實派，很會賺錢，這也是能夠聚集3000弟子的根本原因，跟著師傅走，有飯吃。

三十而立，孔子開始廣收門徒，弟子三千，賢人七十二。孔子幹了一件，前無古人的事情，首倡有教無類，成為學術下移的先驅，打破了文化壟斷，讓底層人也能讀書。

35歲時，魯發生了政變，孔子去了齊國。因為政見不同，被齊相國晏嬰坑了一把。孔子開始了一段極為漫長和艱難的社團建設生涯。

歷時16年，儒學社團需要生存，孔子帶領弟子們，開始了團建工程，完善了婚喪嫁娶的禮儀過程。

齊國大夫就曾經這樣攻擊孔子，“自從孔子完善了婚喪嫁娶禮儀，大家都死不起了。”

51歲的時候，孔子終於有機會當官了，中都宰，地方第一首腦，縣長。

孔子一路官運亨通，先做了建設部副部長，又擔任司法部長。

孔子時代到來了，一系列的神操作，把官弄丟了。

魯定公十三年，孔子主導了“墮三都”的政治改革，動用了軍隊，削減三桓的實力。三桓中的叔孫氏、季氏對這次政改是認同的，他們已經被家臣架空了。孟孫氏沒有被家臣架空，自然反對這次改革。

孔子功敗垂成，卻是因為弟子的背叛，孟懿子在孔子和家族之間做出了選擇，坑了孔子。因此孔門十哲、七十二賢，沒有孟懿子。

孔子的改革觸及了士大夫的利益，先被利用，後被打壓是正常的。

魯定公十四年，孔子當了魯國的總理，因言定罪，誅殺少正卯。原因相當的狗血，少正卯和孔丘都開辦私學，卯把孔丘的學生都吸引了。

孔子對這種挖牆腳的事情，深惡痛絕。

堅決出手，幹掉學術對手。

孔子被迫逃離魯國的原因，被後人篡改了，說什麼孔子治下魯國頗有起色，引起齊人警懼，其實這都是胡扯。

孔子在國外，過著逃亡的生活，顛沛流離14年，70歲的時候，被季康子迎回魯國，尊為國老。

孔子開始終結自己的一生，孔子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孔子的思想體系，是經過實踐檢驗，逐步形成的。

儒家社團也是逐步成長起來的。由於孔子走了普及教育的路子，大量的底層人，獲得了文化浸潤。形成了巨大的學術勢力，孔子死後，儒家共分八大派系：子張之儒；子思之儒；顏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孫氏之儒；樂正氏之儒。

可見孔子的影響力和儒學社團已經成長成一個不可忽視的勢力。

因此，引發了焚書坑儒的歷史悲劇。

在後輩弟子的努力下，孔子思想影響後世千年，儒學成為主流文化。

可見，孔子一生顛沛流離，思想體系是漸進成熟的，自然沒有一位國君肯用。就儒學本身，歷經千年風雨，也走進了認知僵化的死衚衕。

其實，這個世界需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化環境，任何一種哲學思辨佔據主流形態後，都會在利益的驅動下，變得僵化固執。

孔子是一位很有爭議的歷史人物，支持者認為他比較系統的建立了中國的道德體系，即我們常說的“傳統美德”。反方認為孔子那一套早已過時，正是孔子那套“溫良恭儉讓”使近代中國飽受恥辱，負面效應甚至延續至今。

那麼對於歷史上的每一個人，都需要結合所處的歷史環境，對他加以功過兩分，這才是客觀的態度。

孔子是兩千多年前的人物，當然無法那如今的標準去套用和評判，如果那樣，我們都成了事後的諸葛亮。能在那樣戰亂不休的時代，提煉出這些思想元素，孔子是一個了不起的人。

他的學術思想，令古代的社會和家庭以一種較為合理的方式維繫起來。比如各種社會關係該如何相處，人與人之間該如何交往才能達到和諧，行事言談對錯標準是什麼等等，在這些方面孔子做出了理論上的貢獻。

然而他更向往周朝時那種循規蹈矩的仁孝禮義、尊卑忠恕，試圖通過洗滌人們的思想來約束自己的行為，讓每個人都成為君子。這種過於理想化的論調，當然得不到君王們的認可和賞識。

在那個“禮崩樂壞”的時代，已經失去了發揚孔學的土壤，是一個實力為王的大環境。誰能快速富國強兵，誰能百戰百勝，這才是君王們最渴望的人才，孔子那套學說雖然看似有道理，但是不實用。因此孔夫子周遊列國到處求官做，也未能如願。

如果真的有人貿然用了孔學治國，把全國民眾都薰陶為彬彬君子，再去和那些如狼似虎的敵國去幹，必然會熬不過兩年。

孔子一生顛沛流離，他根本沒想到他的思想影響千年！孔子育人，靠的是因材施教，很單一的傳授，並非是把他的思想列為一個大綱，然後編成書去宣傳，我之前回答這種問題時很明確的說《論語》不是孔子寫的，而是孔子的學生根據孔子對待每個弟子的說教後，等孔子去世後才由弟子們聚集在一起回憶老師說的話後，整理而成的！《論語》有好幾個版本，有《齊·論語》也有《魯·論語》或者其他的《XXX·論語》只是《齊·論語》拉的學生多，所以比較出名，其他派的《論語》只是人少沒落了而已，孔子死後《齊·論語》這一派又出了個牛人就是孟子，之後荀子等名人讓《齊·論語》獨步天下成了一大派系！

孔子被母國（魯國）驅逐，是歷史記載，我個人覺得孔子之所以離開母國的原因絕非是被“驅逐”這麼簡單，也可能是因為魯國君主覺得他學問高，邀請他做官，而孔子呢，有可能是不願意出仕，被魯國君主惹煩了就給攆走了，從此孔子開啟了自費旅遊的過程，這個省溜一圈，那個市玩一玩的，溜達了一圈之後，看到諸侯國不尊王，不行禮，最主要的還是不講信義，於是嗚呼哀哉，大呼一聲“禮崩樂壞啊”太沒天理啦！！！然後潛心整理文學，寫了第一本幻想式學說《春秋》之後，覺得還是這書好玩，緊接著整理出《詩經》《易經》《禮經》《樂經》等，忙完這些後，就累倒了，一世人生走到了終點！

孔子為了一生的夢想而奮鬥，不願意做官，就愛做學問，所以留下了書，讓世人學習！

大家都知道，人是社會的主體，也是社會的元素，是構成社會的有機成分。

一個人對於社會有沒有作用、作用是大還是小，除了取決於人這個元素自身的價值外，更取決於社會發展的需要。

也就是說，社會這個機體的執行狀況，決定著人這種社會元素價值的大小。

如果是社會發展所需要的人，那麼就是有價值的；反之，社會不需要，或不急迫需要，則是沒有價值的，對社會無用的。用另外的話講，就是邊緣化的人。

概括地講，就是人的作用的發揮和價值的體現，是與所處的社會環境和歷史時期密不可分的。

所以，我們常說生不逢時或者說生逢其時，就是這個道理。

孔子所生活的年代，是中國古代的春秋時期。

在這個時期，伴隨著社會制度由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的變革，統一的周王朝名存實亡，諸侯國興起，各自為王。

各諸侯國為了擴充勢力，爭奪地盤，相互間經常爆發戰爭。

這一段的中國，一直呈現兼併殺伐、混戰不休的動盪不安局面。

繽紛複雜、矛盾叢生的社會環境，也催生了人們對於社會的種種思考，於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諸子百家思想誕生了。

諸子百家，最為有名的要數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縱橫家等幾家了。

孔子就是儒家學說的代表人物。

仁，是儒家學說的核心，倡導人們從思想上進行改變，樹立仁愛的思想理念，相互間以禮相待，以誠相待，不互相壓榨，嚴格自律，共建和諧社會。

就目前來看，這種思想是很先進的，到現在也不過時，當今以及在之前相當長的中國歷史裡，一直是把儒家思想作為社會文化的主導，把孔子尊為其同時代的先秦諸子以及中國曆代文人之首。

孔子以及他的儒家學說目前如此風光，但在其剛剛誕生的年代裡，就當時的社會需要來說，是有些超前了，或者說沒有太大的現實指導意義。

當時，各諸侯國的第一要務，就是打仗。他們看重的是如何取得戰爭的勝利，如何征服和消滅對手。

大家都在戰爭的漩渦中，想不打也不行，不進攻就要被進攻，不侵略就要被侵略，國家的生死存亡都不可料定，國君每日都處在危機中。

在國內，各派政治勢力爭權奪勢，相互傾軋，你死我活。內部小混亂，外部大混亂。

而孔子所主張的以仁義為核心、禮讓三先、相互獻愛心的理念，對利益薰心、已殺紅了眼的諸侯王來說，簡直就是對牛彈琴，在這樣戰亂的局面下顯然是無大用處的。

那些王公們，想要佔領另外一個國家，讓孔子過去講一通仁義禮智信，對方就乖乖把城池獻出來嗎？就會心甘情願伏地束手就擒嗎？

當自己的國家受到了外來強敵的侵犯，讓孔子站在城頭，弄一個大功率的高音喇叭大講一番儒家學說，對方就會自動退兵嗎？

很顯然，這些都是不可能實現的。這就好比是急需動手術的病人，卻給了他一兜子不能立竿見影的保健藥品；去探視糖尿病人，送的禮物卻是蜜餞。

孔子就像一個抱著金飯碗到處流浪要飯的乞丐一樣，帶著世上近乎完美的學說周遊列國，卻處處碰壁。

運氣好的時候，能被收留，還能被任命當個小官；運氣不好的時候，不是被驅逐出境，就是被圍追堵截，就地圈禁，好幾次險些餓死。

其實，那些諸侯王也不是愚笨之人，知道並相信孔子的學說是對的，是科學的理論，但是，就是不合時宜，不是目前急需的。

這就好像史上對漢末曹操的評價，“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關鍵看他所處的大的歷史環境。

孔子的學說亦是如此，如果是太平盛世，這的確是治國興邦的先進理論，但在亂世呢，需要的是帶有張力的兵家、發家和縱橫家的理論指導，而不是內斂的儒家學說。

所以，有些國家的領導人雖然很敬重孔子，待以上賓，包吃包住，但只是作為人才儲備，就是不大用他。

孔子的才能無法得以施展，感到很鬱悶，想要跳槽離開。

而這些諸侯王又怕孔子的高深學說被別的國家所用，就會千方百計設定障礙，阻止孔子行進的步伐。

有的時候，孔子的離開不是自願的，是受到國內一些惡勢力的排擠，有了生命之虞，才不得不選擇逃離，頗有幾分“其實不想走，其實我想留”的傷感味道。

孔子雖然得不到將自己的先進理論用以指導社會實踐的機會，但他對自己所主張的儒家學說理論的先進性、科學性和正確性絲毫沒有產生懷疑。

他一生都在努力傳播儒家學說，弘揚儒家文化。

在得不到國家高層領導人認可的前提下，孔子不得不採取了自下而上的辦法，先組織基層群眾開辦了儒家學說學習小組，培養自己儒家文化體系的接班人和新的核心傳播者，以點帶面，進而在各諸侯國興起學習儒家學說的高潮。

事實證明，孔子的抉擇是正確的。

他這樣的做法，不僅使得自己的儒家學說得以儲存，並在傳播過程中不斷豐富、完善和提高，最終在後來成為封建社會各時期帝王將相統治和管理國家的理論指導。

而且，孔子這種傳播自己學說的理念和方式，在不經意間又開創了中國的一項新的偉大的事業，那就是教育。

創造先進理論和開創教育事業，這兩個方面的偉大成就，奠定了孔子中國文化第一人的地位。

這樣看來，孔子在世時的不得志，是造就他這兩方面偉大成就的一種磨難吧。

對於孔子一生的仕途和他的思想就好比18世紀荷蘭印象派畫家梵高和他的《向日葵》一樣，生無人眷顧，死後萬人敬仰流傳千古。要怪只能怪孔子的命不太好。“春秋戰國時期，天時地利人和都不能罩著孔子”——而根本原因在於：孔子的思想只適合於和平時期的治國安邦，而不適合於亂世當中的春秋戰國。

春秋戰國時期，諸侯烽煙四起，社會、百姓民不聊生，各國都處在戰爭邊沿狀態。有的國家忙著自保，而有的國家拼命想著怎麼強盛。各個諸侯國的統治者們都想通過新的思想變革來把自己變得強大起來，從而稱霸諸侯武林。從而有了春秋戰國時期行成了歷史著名的學潮“諸子百家爭鳴”。其中就包括孔子代表的儒家思想。

所以我們會發現，在春秋戰國時期有那麼多的思想主張，而唯獨只有秦國的統治者秦孝公採用的法家思想的商鞅改革最為顯著。而法家的核心思想：法治。強調法律、革新，權利集中，有傾向於尚武的精神層面。到漢朝時期漢武帝為了維護國家內部穩定採用了儒家思想治國治人，對於國家層面採用法家的思想抵制外侵，從而行成了漢朝時期內儒外法的局面。

說了這麼多，就想告訴各位小夥伴們——孔子的思想只適合於治國治人安邦，不適合於春秋戰國時期的亂世。

孔子的思想，學說不被當時的國君理解是最主要原因。孔子周遊列國本身就是其儒家思想的具體體現——中庸及堅韌不拔。

很久沒來回答問題了，這個問題很有趣，吸引我說出自己的觀點，博大家一樂。

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創始人，但影響後世千年的儒家思想確是經過了董仲舒，朱熹，王陽明等改造了的儒家思想，從董，朱，王等孔子後學對儒學的改造過程，可以看到孔子不被他所在的時代任何一位國君重用的原因。

孔子在世時整理，並提倡周文化，與弟子周遊列國十四年，希望恢復周朝制度，晚年修訂《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看他的經歷，是不是和古印度的佛陀，古希臘的蘇格拉底很像，這三位在世時都不被國君重用，傳說佛陀還是放棄了主動出家做沙門的。其實，他們本身也沒有要背國君重用的想法，他們的理想是恢復或創造一種新的社會秩序，有這種想法，很大程度上是對現實的不滿，你都不滿了，國君怎麼會重用你？孔子周遊列國，一路上各種的挑毛病，結果困於陳蔡之間，差點餓死，這是論語裡明確記載的。

國君為什麼不肯用孔子，因為他的學說，不符合弱肉強食的春秋時代的國君們的要求，那個時代要生存，就得重用吳起，孫臏那樣的兵家；李悝，商鞅那樣革新時弊的法家。而且兵家，法家都難以遇到肯任用自己的君主，何況提倡復古的孔子，況且周已經衰微了。

儒學，經過董仲舒，朱熹，程頤，王陽明等的改造，傳承了1千多年，你看他們怎麼改造儒學的！

董仲舒在著名的《舉賢良對策》中系統地提出了“天人感應”、“大一統”學說和“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推明孔氏 抑黜百家"的主張為武帝所採納，使儒學成為中國社會正統思想，影響長達二千多年。其學以儒家宗法思想為中心，雜以陰陽五行說，把神權、君權、父權、夫權貫穿在一起，形成帝制神學體系。這正是漢武帝需要的，一代雄主要削藩，首先得統一思想啊。

朱熹的理學，王陽明的心學是道德神學，同時為儒家神權和王權的合法性提供依據， 是亦道德亦宗教，道德與宗教的合一。成功抵禦了佛學的勢頭，維護了皇家正統。

從董仲舒到朱熹，王陽明，官一個比一個大，封號也一個比一個響亮，為什麼，朝廷需要什麼，他們做什麼，儒學到他們手裡，不是復古守舊的學問了。

可惜，後背儒家只記得孔子恢復周禮的守舊，沒幾個人繼承朱熹，王陽明的創新了！！

參考文獻：論語，漢書，王陽明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