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玉琨1927年在寶雞戴家灣盜掘古墓時，日上民工千餘人，持續時間半年之久，其規模空前，對文物的破壞影響深遠。他與當時軍界的盜寶梟雄靳雲鶚、孫殿英齊名，被當作“三大盜寶梟雄”之一。黨玉琨當年雖是地方軍閥頭目，但他對古董這一行比較熟悉，盜掘中又從西安僱請了一些懂行的人作技術指導，如解放後曾在陝西省博物館工作的鄭鬱文就是其中之一，當時的器物名稱都是他們定的，後來我們調查中發現除銅禁定名不準外，其他都沒有什麼錯誤，這非一般的文物常識所能做到的。寶雞戴家灣出土的這批青銅器大部分從天津賣到了國外。日本學者梅原末治先生在《東方學紀要》一書中說：“據住在美國的日本白江信三氏說，寶雞出土的銅器乃是在紐約的中國古董商戴運齋姚氏（叔來）從天津買來。姚氏說，黨玉琨在寶雞盜掘的銅器，首先歸於天津馮玉祥（應為宋哲元）之手。又聞，曾為波士頓希金森氏藏的告田觥（後歸日本東京大藏龜氏，現歸香港陳仁濤收藏）及簋，也是透過在紐約的日本古董商山中商會森多三郎氏購自天津，再賣給波士頓的”。顯然，戴家灣的這批珍寶中的相當一部分是從天津流傳到了日本和美國的。這一點，被陳夢家先生上世紀四十年代在美國講學時所見到的給予證明。陳夢家先生當時把在美國各博物館、大學和古董商那裡所能見到的中國殷周青銅器都拍了照片，拓了銘文，記了尺寸，並考證了來源。其中相當一部分都涉及到黨玉琨和鬥雞臺戴家灣。從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收編的《美帝國主義侵略圖錄》中可以看出，美國大都會等博物館，光收藏黨玉琨盜掘的寶雞鬥雞臺戴家灣之青銅器就達22件之多。現流入美國的許多青銅器，如鳥紋提樑卣等，都是寶雞鬥雞臺之戴家灣出土的。現存日本和英國的許多中國青銅器，也是這樣，有的還註明出自中國陝西寶雞。《金文歷朔疏證》是1934年出版，從時間推測，收入此器的拓本可能是吉鴻昌將軍1931年10月8日參觀美國博物館時發現並帶回的，因寶雞當時屬鳳翔府轄，所以註明“鳳翔新出土”。
黨玉琨1927年在寶雞戴家灣盜掘古墓時，日上民工千餘人，持續時間半年之久，其規模空前，對文物的破壞影響深遠。他與當時軍界的盜寶梟雄靳雲鶚、孫殿英齊名，被當作“三大盜寶梟雄”之一。黨玉琨當年雖是地方軍閥頭目，但他對古董這一行比較熟悉，盜掘中又從西安僱請了一些懂行的人作技術指導，如解放後曾在陝西省博物館工作的鄭鬱文就是其中之一，當時的器物名稱都是他們定的，後來我們調查中發現除銅禁定名不準外，其他都沒有什麼錯誤，這非一般的文物常識所能做到的。寶雞戴家灣出土的這批青銅器大部分從天津賣到了國外。日本學者梅原末治先生在《東方學紀要》一書中說：“據住在美國的日本白江信三氏說，寶雞出土的銅器乃是在紐約的中國古董商戴運齋姚氏（叔來）從天津買來。姚氏說，黨玉琨在寶雞盜掘的銅器，首先歸於天津馮玉祥（應為宋哲元）之手。又聞，曾為波士頓希金森氏藏的告田觥（後歸日本東京大藏龜氏，現歸香港陳仁濤收藏）及簋，也是透過在紐約的日本古董商山中商會森多三郎氏購自天津，再賣給波士頓的”。顯然，戴家灣的這批珍寶中的相當一部分是從天津流傳到了日本和美國的。這一點，被陳夢家先生上世紀四十年代在美國講學時所見到的給予證明。陳夢家先生當時把在美國各博物館、大學和古董商那裡所能見到的中國殷周青銅器都拍了照片，拓了銘文，記了尺寸，並考證了來源。其中相當一部分都涉及到黨玉琨和鬥雞臺戴家灣。從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收編的《美帝國主義侵略圖錄》中可以看出，美國大都會等博物館，光收藏黨玉琨盜掘的寶雞鬥雞臺戴家灣之青銅器就達22件之多。現流入美國的許多青銅器，如鳥紋提樑卣等，都是寶雞鬥雞臺之戴家灣出土的。現存日本和英國的許多中國青銅器，也是這樣，有的還註明出自中國陝西寶雞。《金文歷朔疏證》是1934年出版，從時間推測，收入此器的拓本可能是吉鴻昌將軍1931年10月8日參觀美國博物館時發現並帶回的，因寶雞當時屬鳳翔府轄，所以註明“鳳翔新出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