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日本國民性中“櫻花精神”忠勇動因

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在太平洋戰場與美軍的奪島之戰節節敗退，面臨帝國生死存亡之際，日本空軍“櫻花特攻隊”在傳統野蠻的武士道精神驅動下，向進攻的美國軍艦發起一輪輪，持續不斷的自殺式戰術攻擊。日本傳武的武士道精神不承認失敗，因熱衷於切腹而被稱為不知投降的軍隊；神風特攻隊大多是由16、17歲的青少年組成的敢死隊，駕駛倉門焊死的飛機，直接撞向美艦；連國內的婦孺老弱也以極大的耐力忍受戰時的苦難，拚命地生產、耕作，為所謂天皇盡忠，“保衛祖國”。櫻花精神使日本民族意識具有濃厚的封建色彩，強調對天皇和大和民族的絕對忠誠。這種民族意識有明顯的兩重性，如果將其朝正確的方向發揚光大，可以成為對民族、人民大眾乃至於全人類的熱愛；但如將其加以扭曲，便會向病態的方向發展成為狹隘的民族仇恨、盲目的民族自尊。二戰期間的日本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正是這種病態發展的結果。面對武士道精神的野蠻與瘋狂，美國感到攻擊日本國土，有可能要付出近百萬美軍士兵的性命，這是崇尚個人生命高於一切的西方文化價值觀決對不能接受的現實。向廣島、長畸投放原子彈，減少進攻日本國土的犧牲，就成為儘快結束戰爭的唯一選擇了。

美國著名學者託蘭在“日本帝國的衰亡”一書中描述：“對大多數西方人來說，日本人是完全不可思議的，他們使用工具的方法是錯的；他們在鐵砧上打鐵是蹲著的，他們使用鋸子或刨子時是拉，而不是推的；蓋房子先蓋屋頂。日本人做一切事情都是與別人相反的，話倒著說，書報倒著念，文章倒著寫；（指動詞在賓語後面，）人家坐椅孑，他坐在地板上；魚蝦是生吃的。講完一段個人的悲慘遭遇後，他會放聲大笑；穿著嶄新的衣服掉進泥塘爬起來，還面帶笑容；有話不明說而是說反話，討論問題時，拐彎抹角，在家裡過分的禮節款待你，在火車上卻粗暴地又推又搡；殺了人還要向僕人道歉說把屋子弄亂了”。在世人看來日本人的行為確實是古怪的，事實上這一切都是由於日本人長期以來對外來文化博採眾長，兼收幷蓄的結果，是合金文化的“合金特質”的特殊反映。如果我們從這個角度來分析，就會發現日本人的行為是多麼自然了。

歷史表明，日本民族是一個通權達變、適應性及變更性極強的民族。由於受自然環境的影響，日本長期以來與世隔絕，與其發生關係的鄰國只有中國和北韓。毫無疑問，光輝燦爛的中國文化對日本文化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具有決定意義的影響。日本的獨特之處就是資源缺乏、耕地稀少、生存空間狹小，如果在接受中國儒家的仁慈、禮儀、信義、等傳統文化的同時，再接納其“惰性”，恐怕就難以生存。它使日本不得不経常重複進口、消化、修改中國文化的過程，以便提高自己的學習水平和文明水準。天皇在歷史上每逢國家重大事件，給軍隊、國民下達命令時，在強調儒家文化為其所用的內容時，大多不考慮仁慈，這個中國儒教的核心美德。忽略仁慈而強調忠誠，恰恰是日本儒教所獨具的特徵。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佈投降時，世界目擊了這樣一個事實，“忠”發揮了幾乎令人難以置信的巨大作用。許多具有關於日本經驗和知識的西方人曾認為，要日本投降是不可能的，他們堅持認為要散佈在亞洲和太平洋諸島及本土的日軍和平地放下武器，那是天真的想法。許多日軍在當地沒有遭到過失敗，他們確信他們追求的目標是正義的。登陸美軍將付出慘痛的代價，因為在戰爭中日本人無所謂畏懼，他們是一個好戰的民族。這些美國分析家沒有把“忠”的作用考慮在內。無皇一說話，戰爭也就結束了。在無線電播放天皇的聲音之前，頑固的反對者們曾在皇宮四周佈置了一條封鎖線，企圖阻止發表停戰宣言。但是停戰詔書一經播放，它就被接受了。滿洲或爪哇的戰地司令官也好，日本國內的東條英機也好，無一人反其道而行之。（菊花與刀—-日本文化的諸模式）一書的美國作家本尼迪克特描述：“日本人現在以遵循和平道路的方式來體察陛下之心，而一星期以前，他們還認為體察陛下之心就是要不惜捐軀，即使用竹槍也要擊退之夷狄”。天皇作為日本民族維繫力的巨大作用雖和西方崇尚平等、自由、民主的個人主義價值體系格格不入，但佔領軍終將其保留下來，此雖形同虛設，但終不得不設。

“忠”的行為方式似乎最終使日本本土免遭毀滅，但這僅屬文化表層因素，印入整個民族血液深處的“實用主義的幽靈”，作為其深層文化發揮著“魔力”。日本人永恆不變的目標是各譽，首先必須使自己受人尊敬，一個人為達到這個目的而使用的手段是他根據情況需要既可拿起亦可放棄的工具。當情況改變時，日本人也能改變其態度，轉向新方向。除了少數頑固分子，日本人不認為有必要對美國佔領軍展開抵抗和組織地下反擊，他們並不感到有固守老主義道德的必要。正如本尼迪克描述的：“外國記者們早晨手握著短槍著陸，到了中午就收起了武器，到了傍晚他們就外出購買小商品了”。對日本人來說，只要多數人同意，它就是“正確”的，譬如德川時代，擁護徳川幕府體制被視為“正確”，而後來“尊王攘夷”卻成為正確的。又如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日本大力宣傳“世界一同”，但戰敗後，日本人認為，既然在太平洋戰爭中粉碎了日本這架使人敬畏的經濟和軍事機器發祥於一個民主社會，那麼，民主顯然就是不二法門了，和平與民主就立即成為日本至高無上的奮鬥目標。對日本人來說，時代不同正義的含義也就不同；所謂正義事業是隨著社會條件的變化而發生變化的。明白這一點就不難理解日本神風特攻隊用自殺的方式效忠天皇、保衛國家，到轉瞬之間軍隊全部放下武器，再度效忠天皇替國家分憂同功異曲的行為了。因為日本是一個沒有“絕對正義感”的功利主義民族，在面對生存危機時，他們具有極強的適者生存和為我所用的特殊能力。

　神風敢死隊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日本在中途島失敗後，為了抵禦美國空軍強大的優勢，挽救其戰敗的局面，利用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按照“一人、一機、一彈換一艦”的要求，對美國艦艇編隊、登陸部隊及固定的叢集目標實施的自殺式襲擊的敢死隊。

　日本民族是個很複雜的群體，同時也是一個很矛盾的群體。我僅以我個人瞭解的日本文化來淺談一下日本的民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