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內閣制度有一個逐漸演化、形成、完善的過程。而這一過程，基本上也是它與六部的職權相互消長的過程。

朱元璋廢除丞相制度之後，皇帝直接操縱整個國家機器，事必躬親，使其感到“人主以一身統御天下，不可無輔臣”（《明太祖實錄》卷一三三），遂從洪武十五年（1382）仿宋制置殿閣大學士以備顧問。但當時這些大學士的品級很低，秩僅五品，職權很小，加之朱元璋是親自主持政務，所以他們很少能參決政事，顧問與否全視皇帝的需要而定，給皇帝提供參考意見是他們的日常工作。朱元璋時期的殿閣大學士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其地位、職權也是很低微的，而且這時也還沒有內閣之名。

明成祖時內閣制度開始形成，不過此時仍沒有內閣的名稱，內閣成員也只起參謀作用，尚不能與六部尚書相抗衡。到仁、宣時期，內閣制度日益健全，仁宗時曾提升有的內閣成員兼任六部侍郎，宣德時便以閣臣兼任六部尚書。而六部中的重要大臣，亦可入閣兼任大學士，組成強有力的內閣。可以說，此時的內閣大學士與六部的權勢基本相當，處在平等的地位，內閣對六部和院、寺、司等還不是領導關係。

英宗以後內閣的權力明顯上升了，其主要表現是內閣逐漸掌握了票擬權。國家大事，經閣臣議定，票擬為皇帝旨意，下達有關單位執行。由於皇帝透過內閣發號施令，使內閣逐漸成為全國行政的最高領導機關。“嘉靖以後，朝位班次，俱列六部之上”。（《明史》職官志一）這時的內閣首輔，擁有很大的權勢，像夏言、嚴嵩，特別是神宗時的張居正，更使內閣首輔的權勢達到了頂峰。六部幾乎成為內閣的下屬機構了。

但是，內閣首輔的權力盡管很大，它仍然不同於以前的丞相，因為明朝的內閣始終不是一個法定的中央一級行政機構，因而內閣首輔的權力也就不是那麼固定的。正如曾在萬曆、天啟年間兩度出任內閣首輔的葉向高所說：“我朝閣臣，只備論思顧問之職，原非宰相。中有一二權勢稍重者，皆上竊君上威靈，下侵六曹之職掌，終以賈禍。”“小者敗名，大者敗身。”（《明神宗實錄》卷五0一、卷四五三）像前面所說的夏言、嚴嵩、張居正，其下場莫不如此。

簡言之，說內閣限制了皇帝的權力，是言過其實了。

與其說明朝的內閣限制了皇帝的權力與行為，倒不如說是明朝的內閣維護了明朝皇帝的地位。

表面上看，限制與維護皇權好像是一個完全對立的概念，其實這個問題還需要從一個更大的歷史框架上來看待。

秦漢以後，中央集權真正的發展起來，所謂的中央集權說白了其實是圍繞皇帝一人所建立起來的政治制度。

無論是三公九卿制，三省六部制，內閣制等等，它都是在圍繞著皇權建立起的中央集權制度。

可正是因為皇帝的權力如此的大，如此不受任何限制，這就往往導致覬覦權力的人也是如此的多，所以皇帝建立起這些制度，最根本的還是想控制所有有覬覦心的人。

可問題是，皇帝縱然可以試圖從制度上最大地限制其他的人的權力，可這些權力需要執行才能真正體現出權力本身的意義。而執行者卻是圍繞皇權建立起來的官員系統，那麼如果這些官員不執行皇帝的政策呢。所以從權力來看，皇帝還需要官員之間的相互協調與監督，才能使皇帝的權力真正執行下去。

可作為一個有政治水平的皇帝來說(開國皇帝自然可以)，這當然可以很好的掌控整個官僚集團，可如果他沒有呢?（幾代之後呢，或者繼位者年小，甚至在襁褓中）

如此一來，這就必然導致皇權出現真空期，可真正的權力卻並不會缺失，代替皇權的人自然會出現，也就是權臣。

其實縱觀整個中國歷史，皇帝真正有至高無上權力的皇帝的比例是很少的，大多這些皇帝都是前幾代。

整個王朝的中後期，基本都是權臣在掌控整個帝國，或者是文官，或者是武將，或者是宦官，更不用說這些權臣可以替換皇帝，甚至取而代之了。

而君主制發展到明朝時，內閣制度的出現，以及明朝對皇族和武將的新制度出現，科取制度的真正完善，這四點才使得皇帝的才真正解決了歷史以來的心腹大患。

顯然內閣制無法阻止權臣的出現，但因為科取制度以及武將制度，這就使得張居正也好，嚴嵩也好好，但他們的兒子卻進不了內閣。

進不了內閣，這就必然使得權臣的權力無法延續，這一點，與漢朝的袁紹三世公卿這樣的家庭背影，魏國的司馬家族有著天壤之別。

可見內閣制既不能僅僅將其定位了是皇權極端專制的產物，也不能說是限制皇權的利器。

如此看來，內閣制更像是穩定一個王朝的一劑良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