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曾經是做過官有俸祿的。春秋時還沒有流通貨幣，充當貨幣的介質是糧食。官員的俸祿也是用糧食來計算的。孔子五十二歲至五十五歲在魯國做大司寇時，得到的俸祿是約三千石，待遇相當可觀，甚至有條件接濟生活比較困難的學生。弟子原思給他做管家，他給出九百斗的報酬。但這是他離開齊國，開始周遊列國之前的事情了。周遊列國的十四年間，基本是一種顛沛流離的狀態，沒有穩定收入了。那麼，孔子是怎麼解決經濟問題的呢？

根據史料中的有關記載併合理推測，大概有以下幾種：

弟子們本身有富豪。據記載子貢是經商的奇才，也是無可爭議的儒商鼻祖。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記載有名的商人時，特別地提到了他。稱他“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 七十子之徒, 賜最為饒益。”是孔子弟子裡面財力最雄厚的。據《論衡·知實》記載：“子貢善居積，意貴賤之期，數得其時，故貨殖多，富比陶朱。”他經商的手段主要是囤積居奇，瞅準時機進行收購，待形成物以稀為貴的市場，再高價賣出，賺得差價，沒多久，他的資產總額就可以相當可觀，而且他確立自己在商界的地位，比後來著名的富豪范蠡還早一些。他不但有天然的商人的敏銳嗅覺，總能夠精準預測物價的變動，更敢於冒險投資，頗有些股神巴菲特的意思。孔子一生中，遇到外交或者理財事宜，子貢總會是他的第一選擇。因為子貢有財力做後盾，又是天生的辯才，在政治上游刃有餘。周遊列國的聯絡工作，少不了由他負責。需要錢財打點的事情，也很多由他從中斡旋。而困窘之時，也常常是子貢幫忙解圍。據《孔子家語》記載，孔子一行困於陳蔡，七天沒有糧食下鍋，是子貢揹著貨物，溜出包圍圈，和生活在郊外的農夫換回一些糧食。身為商人，卻並不專注於聚斂錢財，而將錢財用在理想事業上，子貢不愧為商儒雙修的表率。

另外一種經濟來源便是他人的贊助。這種贊助有來自官方的，也有來自民間的。由於孔子的為人和學說的影響力，以及他做官的學生對他的宣傳與推崇，不少貴族王孫都對他頗為欣賞，或者為了營造自己尊重知識分子的形象而試圖與他扯上關係。《說苑·雜言》和《孔子家語》都記載孔子說：“自季孫之賜我粟千鍾，而交益親。”季孫氏是魯國的國君，一鍾大約是八斛（一說十斛或六斛四鬥），這個饋贈不可謂不慷慨。《孔子家語》中另有這樣的故事：說魯國有平日生活非常簡樸的人，在家做了些粗茶淡飯，覺得味道不錯，就盛了一些給孔子送去。孔子欣然受之。又說孔子到楚國時，有漁民獻上自己打的魚，孔子一開始不肯接受，但漁民言辭懇切，也就收下了。看來孔子在民間的聲望也頗高，一路上的食宿恐怕不少是普通百姓幫忙解決的。

再一種就是學生的集資了。孔子周遊列國過程中雖然自己沒有出仕，但他培養的學生有政治、經濟、軍事，文學各方面的人才，形成一個智囊團，許多名聲在外，紛紛被用人單位招攬了去。據粗略統計，孔子在外做官的弟子有十六人以上，其中有些本身就是貴族，比如司馬牛是宋國的皇族、南宮敬叔是魯國仲孫權族的庶子，位至大夫，孟懿子則是仲孫家族的接掌者，有三公地位。像子路、冉雍、冉求這些較為有名的弟子，更是做到了季氏宰這樣的高位，相當於今天的市長或縣長。他們自然是有俸祿的，可以想見，他們一定會不遺餘力地支援和援助孔子。

除了以上來自外界的資助，孔子本身也有一點積蓄。首先前來拜師的弟子們多少會帶一些象徵性的學費。關於“束脩”的考辯，雖然有學者推翻了之前公認的“十條幹肉”這一解釋，認為解讀為“年滿十五歲”更為合適，但無論如何首次拜謁孔子，“委贄”卻是必要的。實在清苦的學生沒什麼可送，但畢竟還有其他一批家境尚可甚至家財萬貫的弟子。加上之前提到過，孔子在魯國任職期間，內政、外交政績顯著，糧食多多。這段時間孔子的經濟情況甚佳，從《論語》中提到的來看，他有自己的馬廄、家臣，《孔子家語》裡也提到冉求和原思曾經替他理財。好在孔子雖然吃穿用度方面都很講究，卻遠沒到豪奢的地步，所以幾年下來，應該會有一筆不菲的積蓄。如果沒有這些最基本的儲備，恐怕孔子也不會有憤然出走的底氣。

春秋時代禮儀盛行，當時周朝有兩種禮儀最為重要——婚禮和葬禮。孔子精熟這兩種禮儀，且孔子是貴族後代（受人敬重）。因此靠給世人主持婚喪葬禮而生活的風風光光，慢慢的就家喻戶曉、有口皆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