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魯迅紀念館儲存著一枚白色木質圖章。式樣極其普通，呈長方形，印面為37×10毫米，刻有陽文“生病”二字，字型正方，質地一般，刀力平平，顯見刻工並非名家。沒有邊款標記，不明作何用途。
魯迅的印章，現存有四十九枚。有名章、號章及筆名章，還存有判別古籍真偽的“完” “偽”“善”“翻”等單字章和“莽原社”等等的社團章。以石質居多，還有水晶石、牙質和玉質的。外形有圓有方；有經過加工者，也有不加磨製保持自然形態者。有一枚刻“只有梅花是知己”，石質，沒有邊款（據說是周海嬰的芹候叔祖所刻）。這些印章，現分別保存於北京和上海的魯迅紀念館中。遺憾的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許廣平遭日本憲兵隊逮捕以後，魯迅的手稿、日記和圖章，都被當作“罪證”抄沒。待到許廣平獲釋，東西發還時，才發現丟失了“十幾個圖章”，其中有許廣平自己的印章，有“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的圖章，也有魯迅的幾枚印章。
當年大陸新村一樓會客室的裡間，有一張我們平日吃飯的八仙桌，桌邊有四隻小抽屜。這枚圖章，就放在朝南方向、大門方位的那隻抽屜中。和它放在一起的，還有個小圓匣印泥。我小時候，曾經拿這隻圖章往紙上蓋著玩，弄得手指油膩膩的盡是猩紅色，這枚圖章也被我弄得遍體印泥，滿是硃砂色。據我所知，這枚“生病”圖章，是父親在逝世之前的那一年請人刻制的。當時，他已病得很重，連一向堅持的日記都不能記了，因而也就不能像過去那樣，有信必復，有稿必看了。想必父親接到信件，不願拖延時日，以免寄信人和寄稿人牽掛，所以想出此法，在回執蓋上“生病”二字的圖章，使寄件人見此回執，就能明白情況，不致焦急催促。這也是父親對相識與不相識的朋友一種認真負責的態度。那時我已經六歲多了，有時在樓下玩耍，遇到來信要蓋此章時，往往不許旁人插手，搶著完成自以為非常榮耀的任務。後來，很多熟人知道父親病重，除了問候以外，一般都不忍再以事務相煩了。但有些人並不瞭解，所以偶爾也仍有送稿件前來請教的，碰到這種情況，母親估計短期來不及閱讀，便婉言謝絕，如有持介紹信件送稿者，便在來信後面蓋以這“生病”二字圖章，以讓送信人有個回覆。父親去世後，這枚圖章，連同其他什物，一併搬到霞飛坊（現淮海坊）六十四號，再也沒有使用過。
上海魯迅紀念館儲存著一枚白色木質圖章。式樣極其普通，呈長方形，印面為37×10毫米，刻有陽文“生病”二字，字型正方，質地一般，刀力平平，顯見刻工並非名家。沒有邊款標記，不明作何用途。
魯迅的印章，現存有四十九枚。有名章、號章及筆名章，還存有判別古籍真偽的“完” “偽”“善”“翻”等單字章和“莽原社”等等的社團章。以石質居多，還有水晶石、牙質和玉質的。外形有圓有方；有經過加工者，也有不加磨製保持自然形態者。有一枚刻“只有梅花是知己”，石質，沒有邊款（據說是周海嬰的芹候叔祖所刻）。這些印章，現分別保存於北京和上海的魯迅紀念館中。遺憾的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許廣平遭日本憲兵隊逮捕以後，魯迅的手稿、日記和圖章，都被當作“罪證”抄沒。待到許廣平獲釋，東西發還時，才發現丟失了“十幾個圖章”，其中有許廣平自己的印章，有“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的圖章，也有魯迅的幾枚印章。
關於這枚“生病”圖章，許廣平生前，紀念館的同志似乎也未問及，因而使一些研究者不得其解。周海嬰倒是一個“知情人”。他在《直面與正視——魯迅與我七十年》一書中這樣寫道：當年大陸新村一樓會客室的裡間，有一張我們平日吃飯的八仙桌，桌邊有四隻小抽屜。這枚圖章，就放在朝南方向、大門方位的那隻抽屜中。和它放在一起的，還有個小圓匣印泥。我小時候，曾經拿這隻圖章往紙上蓋著玩，弄得手指油膩膩的盡是猩紅色，這枚圖章也被我弄得遍體印泥，滿是硃砂色。據我所知，這枚“生病”圖章，是父親在逝世之前的那一年請人刻制的。當時，他已病得很重，連一向堅持的日記都不能記了，因而也就不能像過去那樣，有信必復，有稿必看了。想必父親接到信件，不願拖延時日，以免寄信人和寄稿人牽掛，所以想出此法，在回執蓋上“生病”二字的圖章，使寄件人見此回執，就能明白情況，不致焦急催促。這也是父親對相識與不相識的朋友一種認真負責的態度。那時我已經六歲多了，有時在樓下玩耍，遇到來信要蓋此章時，往往不許旁人插手，搶著完成自以為非常榮耀的任務。後來，很多熟人知道父親病重，除了問候以外，一般都不忍再以事務相煩了。但有些人並不瞭解，所以偶爾也仍有送稿件前來請教的，碰到這種情況，母親估計短期來不及閱讀，便婉言謝絕，如有持介紹信件送稿者，便在來信後面蓋以這“生病”二字圖章，以讓送信人有個回覆。父親去世後，這枚圖章，連同其他什物，一併搬到霞飛坊（現淮海坊）六十四號，再也沒有使用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