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幾種方法，一是法律保護，二是自掏腰包，三是提高技術，四是過過嘴癮。
從北宋開始，就有了保護印刷物的權威性法令，但只保護官刻。到了南宋，則出現了坊刻、私刻者請求官府給予版權特殊保護的要求，類似於先去官府備案，若是有人翻刻則“追人毀板”“追板劈毀”等。如何識別正本和盜版呢，正本通常有坊號牌記和告白文字，前者如“臨安府太廟前尹家書籍鋪刊行”，說明是誰刻的，後者如“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許覆板，”說明翻刻、盜刻之後果。
宋朝還出現過出版禁令，理由有很多，保護官刻本啦、防止軍事機密洩露啦、維護社會安定團結啦。尤其是打仗時，各類地理書、兵法書的出版是受嚴格控制的。
當然不論是法令還是標識文字，作用都不大。很多名文人都是盜版的受害者，比如司馬光的《歷年圖》就被盜版了，這本書不夠完備，他本不想正式出版，但書商們不僅盜刻了，還刪減顛倒，摻雜了其他文字，司馬光只好自掏腰包出了套正版，讓讀者們看看原書究竟是怎麼樣。
第二種方式自掏腰包，是很多文人出版時不得不考慮的一種方式，原因同上。這麼做的最有名的一位，大概算是李漁，他的他的小說、戲劇和詩文集以及各式雜著的出版，大多都是自己印刷和自辦發行，當然首先是因為他有錢。
第三種方法提高技術就比較難了。明清時有幾大印刷中心，南京、湖州和徽州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又因為當地印刷業的主力主要是逐利的商人們，也有提高技術的意願和訴求，所以這幾處就出現了彩色套印技術，可以套兩色、三色甚至五色，印刷的小說繡像、春牛圖、萬年曆當然特別好看，是別處很難模仿的，南京的《十竹齋畫譜》、《箋譜》都是很好的例子。當然後來套色技術普及了，普通年畫作坊也能用上，技術優勢也就消失了。
第四種是無可奈何的辦法，其性質類似於在此小便者是驢，臉皮厚的當然根本不在乎，照尿不誤。清朝時的年畫作坊經常在畫上印類似的嘴炮，因為他們請畫師來畫版，再照匠人刻版，成本是不低的，但一幅畫只要問世，找人來臨摹、盜版成本卻不高，對此沒有別的辦法，只能過過嘴癮了。具體情況可以翻翻王樹村的《中國民間美術史》，書不在手邊。
總而言之，古代的版權保護是個死局，也沒有萌發出版權意識。版權的本質是一種私有權利，版權經濟的本質是一種商品經濟。但古代書商們上書官府要求保護時從來不提這件事，只說是為了防止其他“書肆嗜利翻版”，“竄易首尾，增損意義”，“致誤讀者”等等。為什麼會這樣，原因大家自己想。
有幾種方法，一是法律保護，二是自掏腰包，三是提高技術，四是過過嘴癮。
從北宋開始，就有了保護印刷物的權威性法令，但只保護官刻。到了南宋，則出現了坊刻、私刻者請求官府給予版權特殊保護的要求，類似於先去官府備案，若是有人翻刻則“追人毀板”“追板劈毀”等。如何識別正本和盜版呢，正本通常有坊號牌記和告白文字，前者如“臨安府太廟前尹家書籍鋪刊行”，說明是誰刻的，後者如“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許覆板，”說明翻刻、盜刻之後果。
宋朝還出現過出版禁令，理由有很多，保護官刻本啦、防止軍事機密洩露啦、維護社會安定團結啦。尤其是打仗時，各類地理書、兵法書的出版是受嚴格控制的。
當然不論是法令還是標識文字，作用都不大。很多名文人都是盜版的受害者，比如司馬光的《歷年圖》就被盜版了，這本書不夠完備，他本不想正式出版，但書商們不僅盜刻了，還刪減顛倒，摻雜了其他文字，司馬光只好自掏腰包出了套正版，讓讀者們看看原書究竟是怎麼樣。
第二種方式自掏腰包，是很多文人出版時不得不考慮的一種方式，原因同上。這麼做的最有名的一位，大概算是李漁，他的他的小說、戲劇和詩文集以及各式雜著的出版，大多都是自己印刷和自辦發行，當然首先是因為他有錢。
第三種方法提高技術就比較難了。明清時有幾大印刷中心，南京、湖州和徽州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又因為當地印刷業的主力主要是逐利的商人們，也有提高技術的意願和訴求，所以這幾處就出現了彩色套印技術，可以套兩色、三色甚至五色，印刷的小說繡像、春牛圖、萬年曆當然特別好看，是別處很難模仿的，南京的《十竹齋畫譜》、《箋譜》都是很好的例子。當然後來套色技術普及了，普通年畫作坊也能用上，技術優勢也就消失了。
第四種是無可奈何的辦法，其性質類似於在此小便者是驢，臉皮厚的當然根本不在乎，照尿不誤。清朝時的年畫作坊經常在畫上印類似的嘴炮，因為他們請畫師來畫版，再照匠人刻版，成本是不低的，但一幅畫只要問世，找人來臨摹、盜版成本卻不高，對此沒有別的辦法，只能過過嘴癮了。具體情況可以翻翻王樹村的《中國民間美術史》，書不在手邊。
總而言之，古代的版權保護是個死局，也沒有萌發出版權意識。版權的本質是一種私有權利，版權經濟的本質是一種商品經濟。但古代書商們上書官府要求保護時從來不提這件事，只說是為了防止其他“書肆嗜利翻版”，“竄易首尾，增損意義”，“致誤讀者”等等。為什麼會這樣，原因大家自己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