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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宇宙時空間有我存在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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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青年史學家
關於人類的歷史走向究竟由利益關係還是由思想文化差異決定,是個古老的懸而未決的現實問題。對這個問題的思考,是羅蘭·斯特隆伯格著述《西方現代思想史》的原因,也是塞廖爾·亨廷頓寫《文明的衝突與戰後秩序的重建》的動力。這兩位在思想史和國際關係方面各有建樹的大家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似乎是一致的:要看到思想與文明的重要性,思想是歷史的組成部分,也是影響未來發展的重要甚至最主要因素。
《文明的衝突》的背後還藏著亨廷頓的難言之隱。美國的自由主義已經發展到不容許人們有任何種族歧視、宗教歧視、語言歧視、性別歧視的公開表現。 亨氏確實認識到西方中心主義已經沒落,今後的世界將是越來越多元化或者說多極化的世界,亨廷頓擔心 如果新移民不能融與迄今為止支配美國的歐裔文化……那麼美華人口的非西方化是否會意味著它的非美國化。當意識到普世價值觀並不存在時,便意識到西方文化傳輸並不如想象的那般行之有效。不同文化族群間的衝突就會遇到更加極端的解決方法,正如亨廷頓所涉及的自保方案竟還是擁有極大殺傷力的核武器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一般。這是出於不同文化族群的我們應該正視並警惕的。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說, “西方中心論”是西方歷史學家的通病,但也與東方近代思想領域的凋敝有關。塞繆爾的文明衝突論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是不能一概肯定,理論的主要物件是美國,是否適用於中國以及世界仍然有待考證。
一點道理都沒有,若“文明”還要講啥“衝突”的話,能算“文明”嗎?!……所謂“文明衝突論”出爐,一是為近代史軍帝國列強殖民主義禍害人類(“第一次世界大戰”瓜分勢力範圍)找藉口;二是為法西斯主義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反共反社會反人道)找理由;三是為“稱霸陰謀”歹毒政客們,企圖“碎片人文”“裂變國際”“遏制抵抗”“強霸全球”,從而誘發“第三次世界大戰”找機會?!……其心可誅,其思險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