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問題太大了，應該分一下時段，分一個區域。

以明代中後期江南地區為例，因為長期的昇平，沒有大的戰事，江南經濟趨於活躍，民力比較富足，出現了追求物質享受的風尚。

江南地區的名士何良俊就在筆記中說，其年幼時，“見人請客，只是果五色餚五品而已”，至嘉靖時，已是“尋常宴會，動輒必用十餚，且水陸必陳，或覓遠方珍品，互相爭勝”，剛剛聽說一士大夫請某名士，殺鵝三十餘頭，朝廷奏疏也引以為異，馬上就有人擺出了百餘菜式的豪宴，“鴿子斑鳩之類皆有”。

顧起元《客座贅語》記南京宴客風俗，初時不過於當日早晨“令一童子至各家邀雲‘請吃飯’”，“如六人、八人，止用大八仙桌一張，餚止四大盤，四隅四小菜，不設果”，其後十餘年，則須提前一天邀約，當天早晨還要再請一次，“桌及餚如前，但用四杯，有八杯者”，再後十餘年，請客先要遞請貼，席間“設果餚七八器”，而到了正德、嘉靖年間，“乃有設樂”。禮儀的變化、物品的豐富適應著人性的需求。

中國傳統原本以儉樸為美德，至明中葉則赫然出現了“崇奢論”。這一思潮看到了消費的積極作用，而這正是時代之所賜。

一言以蔽之，時代總是在慢慢往前走，誰也擋不住啊。

明代代表中國農耕社會發展的最高階段，所有指標都在這個時代達到臨界點，當整個王朝完成文官化、商業化、城市化、白銀化、私有化的時候，啟蒙思想破土而出已是必然，我們這個封建等級大廈開始搖晃，倫理綱常受到衝擊，波瀾壯闊的時代開始到來。在這樣一個背景下，明朝底層市民生活狀態得分三個階段來說：

一是洪武永樂時期，這個階段和以往的封建社會一樣，高高在上的皇帝，日出而作日落而歸的底層農民，相互之間的交流也就是種地交稅，比較簡單單一。朱元璋在鼓勵農業生產的環境下也制定了相關政策限制普通人口的自由流動。

二是仁宣到正德時期，社會開始向多元化轉變，知識開始變成可以用價格來衡量的商品、商人向政府捐助可以獲得名譽稱號或兌換政治積累，國家西北方向的社會發展開始掉檔，社會底層財富穩定緩慢增長。

三是嘉靖到南明結束，在我看來這段時期有些接近近代社會了，特別是萬曆開始，社會文學昌盛，整個社會輿論開始民間化，參政、議政群體擴大化，士人結社普遍化，民主思想被提出並滲透到民間，男女開始平等化，人人開始積極追求自己的權利；商品經濟發達，國家從上到下都開始奢侈享受起來，民間也能消費小說戲曲之類的文化產品，近代僱傭關係成型，蘇州還出現了紡織工人大罷工事件，但因為貧富差距的問題在國家的西北方向因為天災人禍也出現了大批流民，農民開始流離失所。整個社會的發展與國家制度格格不入，明朝也在內外交困中走向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