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指改革開放之前中國主要是國有企業，能在國有企業工作都是捧著金飯碗的，是有身份的。而現在主要都是私有企業了，工作都是籤合同，這就是“契約”。

從民法角度講，就是一個人的權利義務是由契約決定還是由身份決定的。

古代社會，一個人有什麼權利承擔什麼義務，很多是他的身份決定的，生下來就定死的。比如古羅馬的父權。這時整個社會傾向於靜止，因為分定爭止。因為身份是天生的，所以這時的法律是責任本位的。

近代社會，民法三大原則(契約自由，物權絕對，過錯責任)相繼確立，社會更加開放進取。過錯責任限制了侵權責任的適用範圍，物權絕對則保障了契約的基礎。所以一個人有什麼權利承擔什麼義務，更多由自己的自由意志以契約決定。因此此時的民法是權利本位的。

現代民法正在復歸於社會本位。

這個問題是英國曆史法學派代表人物梅因提出來的，梅因是從古羅馬的社會現象中得出來的結論。在古羅馬時期，由於版圖的擴張，人們之間的關係並不是獨立的個人，而是由一個個家族相聯絡的，在每一個家族中，當然也就存在著不同的分工，也就是所謂的家族身份。人不是獨立的個人，而是由各種身份聯絡在一起。此時，你可以想象的到，是法律在上，還是家族身份在上。身份大於法，豈不是對法律的踐踏。羅馬時期的萬國法要想一直延續下去，法律的權威必然要樹立。而身份法的打破也就成為了時代發展所要解決的問題。 隨著時代的發展，古典自然法學派開始打破這一傳統，契約的意思，是每個人都參與其中，相互建立一份契約建立一個國家。國家的權力是民眾給予的。每個人都獲得了應有的權利。都成為了自己的主人。也就是認識了自己的地位。從整個歷史來看，這必然是一種巨大的進步。我的理解是契約就相當於法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平等就關係的身份，所以身份和契約是相輔相成的，二者都離不開誰。契約約束身份，法律約束人，人守法。

從民法角度講，就是一個人的權利義務是由契約決定還是由身份決定的。

古代社會，一個人有什麼權利承擔什麼義務，很多是他的身份決定的，生下來就定死的。比如古羅馬的父權。這時整個社會傾向於靜止，因為分定爭止。因為身份是天生的，所以這時的法律是責任本位的。

近代社會，民法三大原則(契約自由，物權絕對，過錯責任)相繼確立，社會更加開放進取。過錯責任限制了侵權責任的適用範圍，物權絕對則保障了契約的基礎。所以一個人有什麼權利承擔什麼義務，更多由自己的自由意志以契約決定。因此此時的民法是權利本位的。

現代民法正在復歸於社會本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