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來，一個生活者意義上的魯迅更令人易於接近，也更讓我感興趣。我 也期望在這個層面上發現新的東西。一個顯見的常識是：人在童年時代的經驗會 成為其後來全部人生遭遇的源頭,尤其對一個一生和文字打交道的人,對一個文學者來說更是如此。童年和少年時代對世界的認識和接受往往是直覺性和身體性 的,而這種直覺性和身體性常常形成根深蒂固的觀念或者說是偏見,在其日後成 熟的知性致思活動中都會留下很深的影子和痕跡。

魯迅在給自己作自傳時,曾經這樣說到:“聽人說,在我幼小時候,家裡還有四五十畝水田,並不很愁生計。 但到我十三歲時,我家忽而遭了一場很大的變故,幾乎什麼也沒有了;我寄住在一個親戚家裡,有時還被稱為乞食者。我於是決心回家,而我底父親又生了重病, 約有三年多,死去了。我漸至於連極少的學費也無法可想;我底母親便給我籌辦了一點旅費,教我去尋無需學費的學校去,因為我總不肯學做幕友或商人,——這是我鄉衰落了的讀書人家子弟所常走的兩條路。”

魯迅所說的“我家忽而遭了一場很大的變故”,指的是其祖父周介孚由於“科場案”而被抓進官府,家裡的全部生計開支都斷了來源,又為了救祖父出來,不得不往獄中送去大量的錢財,家道由是中落。而他的父親又恰在此時得了重病, 在魯迅十五歲那年去世。這急劇貧困的家庭變故給少年魯迅的內心留下了沉重的 苦痛,使其感到人世的悲涼。而更讓他倍感淒涼的是在故鄉所遭遇到種種冷眼和嘲諷。如被本家親戚稱為“乞食者”,家庭貧困後所受到的同鄉的欺詐和冷笑。

1926 年,魯迅在給許廣平的信中曾說:“嚐嚐也好,因為更可以知道所謂親戚本家是怎麼一回事,知道世事可以更加真切了。倘永是在同一境遇,不忽而窮忽而又有點收入,看世事就不能有這麼多變化。”而之後在廣州,青年學生問他為 什麼憎惡舊社會,他更這樣回答:“我小的時候,因為家境好,人們看我像王子 一樣,但是,一旦我家庭發生變故後,人們就把我看成叫花子都不如了,我感到這不是一個人住的社會,從那時起,我就恨這個社會。”

這些在魯迅少年時期就過早獲得的對人生世故的真面目的痛恨的生活體驗, 給了魯迅早熟和早慧的心靈,或者說正是這樣不幸的人生經歷讓了魯迅成為魯迅自身有了基礎和前提。這也許不是什麼上帝的公平,就是人生的悖論,生命不得不接受的矛盾。而魯迅正是一個被自己撕裂的矛盾體,是一個將歷史和現實和個人生活經驗相互對立對峙,熔其一爐,進行互相搏殺的一個強大的矛盾體。從少年時期就經驗的對世界的絕望感受使魯迅獲取了自我覺醒的契機。往大的方面講,是獲得了對這個古老國度腐朽衰敗的切身感受的歷史自覺的契機。

魯迅先生祖上因為作弊案件受到懲處，家道中落。魯迅家族有比較好的教育基礎，文學修養。但是魯迅一生沒有找到方向和出路，又對舊中國非常不瞞我，滿腹怨氣。沒有看到出路，也看不到未來，對祖國不滿意，也無所作為。這樣一種心態。

魯迅童年也是處於生活困頓，但是受過教育也有一些眼界，不甘於現狀。看到祖國的弊端，看不懂世界的未來。看到祖國黑暗一面，看不到祖國光明的一面。生活沒有目標，國家一無是處 ，憤慨之後還是憤慨。

梁啟超在民族危難時刻挺身而出，號召中華民族。提出中華民族的理念，暴發出對民族國家無限的熱愛無怨無悔地付出。李鴻章雖然知道大清朝無能，但是盡到了臣子本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曾國藩左宗棠，之所以鐵骨錚錚，內心堅信中華民族必勝，不管道路艱難，也勇敢面對。

僅僅靠嘴罵人，很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