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宋代分為北宋與南宋兩個時代。、

北宋從公元960年到1127年，歷經了168年，九位皇帝，宰相有89位。其中著名的宰相有寇準，韓琦，王安石，司馬光等，但是最傑出的宰相個人認為是應該是王安石。

王安石字介甫，號半山。撫州臨川人。北宋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改革家。他不僅在文學上有很深的造詣，更重要的是他在北宋後期掀起著名的變法運動，也就是王安石變法。他變法的主要目的是要改變北宋後期積貧積弱的局面，增強對外防禦，對內彈壓的能力，以鞏固和加強封建統治。從新法開始實施，到新法為守舊派所廢罷，其間將近十五年。在這十五年中，每項新法在推行後，雖然都不免產生了或大或小的弊端，但是，基本上都能收到一些效果，“富國強兵”的效果是十分顯著的，維持了北宋的統治。

南宋從公元1127年到1279年，歷經了152年，九位皇帝，宰相有78位。但是南宋和北宋有很大的不同，北宋重文輕武，所以出的著名宰相很多。南宋是重武輕文，名相不多。最為著名的宰相也只有文天祥了。

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道號浮休道人、文山。吉州廬陵人，南宋末年政治家、文學家，愛國詩人，抗元名臣，民族英雄。主要就是在元朝滅亡南宋時,挺身而出領導抗元鬥爭.兵敗被俘後,堅持民族氣節,不投降.頂住誘惑.捨生取義.

宰相是中國古代最高行政長官的通稱。"宰"的意思是主宰，商朝時為管理家務和奴隸之官;周朝有執掌國政的太宰，也有掌貴族家務的家宰、掌管一邑的邑宰，實已為官的通稱。相，本為相禮之人，字義有輔佐之意。宰相聯稱，始見於《韓非子·顯學》，如北宋侍中兼樞密副使宰相黃中庸，但只有遼代以其為正式官名，其它各代所指官名與職權廣狹則不同，而且名目繁多。通常和丞相是一個概念。

“宰”在古代是官吏的統稱，見於《周禮》。

在封建時代，貴族家庭最重要的事在於祭祀，而祭祀時最重要的事是宰殺耕牛，所以一應象徵管家的人都稱為宰。

宰相：輔助帝王、掌管國事的最高官員的通稱此為宰相聽事誠隘。（聽事，即“廳事”，大廳；處理公事，接待賓客的廳堂。）。——宋·司馬光《訓儉示康》

實宰相之職也。——清·梁啟超《譚嗣同傳》。

宰相是國君之下輔助國君處理政務的最高官職。夏商是巫史，西周春秋是公卿，戰國以後是宰相。

宰相，中國封建時代對君主負責、總攬政務的人。

宰相，是輔助帝王掌管國事的最高官員的通稱。

宰相，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泛指的職官稱號。宰是主宰，相是輔助之。

關於宰相職責，西漢的丞相陳平有過總結：“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

宰相的正式官名隨著朝代的更替，先後出現過：相國、丞相、大司徒、侍中、中書令、尚書令、同平章事、內閣大學士、軍機大臣等多達幾十種官名。據記載，早在商周時代已有太宰、尹、太師之稱，這些官職雖有輔佐天子管理國家之意，但在當時尚不具備國家機器中幕僚長階性質。到了春秋戰國時代，相的名稱出現了。例如管仲為齊國相，藺相如為趙國相。由於當時養士之風盛行，不少有知識的人被各國招聘為相。秦國由於變化徹底，發展迅速，是戰國時代第一個設立郡縣制的國家，並於秦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任樗裡疾、甘茂為左右丞相。丞相之名由此而始。秦始皇統一六國後，宰相作為官制首次確定下來。在秦以前的殷周時代，國家的最高統治者是通過分封諸侯進行統治的，商朝的王或周朝的天子不能干涉分封國的內政，又因分封國的國君由貴族世襲，所以天子無權解除他們在分封國的統治權力。秦始皇之後，廢分封，設郡縣，廢諸侯，設官吏，皇帝不再通過宗法親緣關係進行統治，改為任命官僚向全國發號施令，因此有必要組織一套官僚機構，並藉助於宰相大臣輔佐政務。宰相就在這一歷史條件下產生了。隨著封建國家的發展，宰相制一直沿襲了兩千年。

宋朝以同平章事為宰相正式官名，以參知政事為副。從漢至唐，皇帝待宰相之禮，逐漸降級，至宋太祖廢“坐論”之禮，使宰相地位大降。元豐改制，設宰相二人，首相稱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次相稱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另設門下侍郎、中書侍郎、尚書左右丞為副相。政和時，改左僕射為太宰兼門下侍郎，右僕射為少宰兼中書侍郎。建炎間，再改宰相官名為尚書左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副相為參知政事。乾道間又改為左、右丞相。

宋太祖建國後，不斷加強皇權，分化、削弱相權。宰相併不是一個正式官名，它實際上在隋代就是一個群體，是除皇帝之外的最高領導層。宋初實行“二府三司制”，宰相職權被一分為三，中央雖設三省，但三省及六部長官不經特許不得管理本司事務，成為閒職。實際權力歸屬“中書門下”這一機構，又稱政事堂、都堂等，管理國家行政事務，以同平章事為長官，多由中書、門下兩省侍郎擔任，無定員。此外，以參知政事為副相，分割行政權。樞密院為中央最高軍事機構，長官為樞密使，與政事堂合稱東、西“二府”。“三司”（戶部、鹽鐵、度支）主管財政，號稱“計省”，長官為“三司使”，號稱“外相”，地位略低於“二府”。二府三司各自獨立，互不統屬，直接對皇帝負責，構成最高輔政機關。

宋神宗元豐改制，廢除二府三司制，以左、右僕射為宰相，左僕射兼任門下侍郎，右僕射兼任中書侍郎、侍中樞密副使如北宋侍中兼樞密副使宰相黃中庸。

南宋初，左、右僕射加同平章事，為正宰相，不再兼任二省侍郎，兩省侍郎改為參知政事。南宋孝宗以後，正宰相為左右丞相，副宰相仍復參知政事。此外宗、寧宗、理宗都曾設“平章軍國重事”和“同平章軍國重事”，由老臣或權臣擔任，處理軍國大事，位高宰相。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號半山，漢族，臨川（今江西撫州市臨川區）人，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改革家。王安石歷任揚州籤判、鄞縣知縣、舒州通判等職，政績顯著。熙寧二年（1069年），任參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變法。因守舊派反對，熙寧七年（1074年）罷相。一年後，宋神宗再次起用，旋又罷相，退居江寧。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勢，新法皆廢，鬱然病逝於鐘山（今江蘇南京），贈太傅。紹聖元年（1094年），獲諡“文”，故世稱王文公。

熙寧二年（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王安石提出當務之急在於改變風俗、確立法度，提議變法，神宗贊同。為指導變法的實施，設立制置三司條例司，由王安石和陳昇之共同掌管。王安石委任呂惠卿承擔條例司的日常事務，派遣提舉官四十多人，頒行新法。

熙寧三年（1070年），王安石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位同宰相，在全國範圍內推行新法，開始大規模的改革運動。所行新法在財政方面有均輸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稅法、農田水利法；在軍事方面有置將法、保甲法、保馬法等。

熙寧四年（1071年），頒佈改革科舉制度法令，廢除詩賦詞章取士的舊制，恢復以《春秋》，三傳明經取士。同年秋，實行太學三舍法制度。

初置時，不知印，不升政事堂。開寶六年(973年)，始命知政事與宰相(同平章事)於都堂(政事堂)同議政事。至道元年(995年)，又命與宰相輪班知印。元豐改制，廢參知政事之名。南渡後恢復。宋代范仲淹、歐陽修、王安石都曾任此職。《訓儉示康》"參政魯公為諫官"，"魯公"指宋真宗時的魯宗道。

享年68歲的宋朝宰相韓琦。

可以說每朝每代都有很多傑出的宰相，每位或變法或守成，在不同的時期都盡其所能。

韓琦出身世宦之家，父南韓華官至右諫議大夫。韓琦3歲父母去世，由諸兄扶養，

“既長，能自立，有大志氣。端重寡言，不好嬉弄。性純一，無邪曲，學問過人”。

寶元二年（1039），四川旱災嚴重，饑民大增，韓琦被任命為益、利路體量安撫使。他到四川后，首先減免賦稅，“逐貪殘不職吏，汰冗役數百”，然後將當地官府常平倉中的糧食全部發放給貧困百姓，又在各地添設稠粥，救活饑民多達190萬人，蜀民無不感激地說：“使者之來，更生我也。”可見其執政能力之強。

嘉祐八年（1063）三月，宋仁宗病死。趙曙即帝位，是為宋英宗。英宗即位之初，因病由皇太后曹氏垂簾聽政。皇太后思想守舊，一些宦官不斷向太后說英宗壞話，關係頗為緊張。為了調解兩宮矛盾，韓琦和歐陽修費了不少精力。韓琦、歐陽修進見太后，太后嗚咽流淚，訴說自己的委屈，並說：“老身殆無所容，須相公作主！”韓琦說：“此病故耳，病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歐陽修也一道委婉勸說。見到英宗，英宗則又對韓琦說：“太后待我無恩。”

韓琦勸慰道：“自古聖帝明王，不為少矣。然獨稱舜為大孝，豈其餘盡不孝耶？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為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爾，父母豈有不慈者哉。”

從此以後，兩宮關係漸漸緩和。治平元年（1064）五月，英宗病癒，在韓琦的勸說催促下，皇太后撤簾，降手書還政。閏五月，韓琦進右僕射，封魏國公。

韓琦身為宰相，卻始終以邊事為念，他曾多次就邊防問題向英宗陳說方略，建議在河北、河東、陝西等路“籍民為兵”，以為“義勇”，三丁選一，於手背刺字，農閒練兵，戰時防禦，既可增強軍事力量，也能減少冗兵軍費。

熙寧六年二月，韓琦還判相州，第三次為官家鄉，終於實現了“仕宦至將相，富貴歸故鄉”的願望。熙寧八年（1075）六月在相州溘然長逝，享年68歲。神宗御撰墓碑：“兩朝顧命定策元勳”。諡忠獻，贈尚書令。

歐陽修稱其“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

雖然後期韓琦堅決反對王安石的新政，還有對外政策上不像早期那樣鋒芒畢露，可是他不失為一位可敬的賢相，為臣三朝，也算是鞠躬盡瘁，實乃宋朝之定海神針。

我們都知道唐朝有凌煙閣二十四功臣，其實宋朝也有類似的東西，是昭勳閣二十四功臣，其中趙普在宋朝的功臣中排名第一，可見趙普的功勞之大。趙普在歷朝歷代的謀士中並不以謀略出名，更留下“半部《論語》治天下”的說法，但其實趙普稱得上是大宋第一謀臣。

趙普最大的功勞之一是為趙匡胤謀劃了陳橋兵變，輔佐趙匡胤當上皇帝。之後論功行賞，趙普以功升任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宋太祖即位後繼續使用後周宰執範質，王溥以及魏仁浦為相，以維繫舊官員之心。

四年後範質、王溥、魏仁浦三位老宰相，第三次遞交了辭職退休的申請。三位都是後周的老臣，擁護宋太祖當皇帝，對於順利完成權力的過渡與交接，起到了任何其他人都替代不了的重要作用。宋太祖幾次挽留，三位卻不想這樣拖延下去。宋太祖無奈，下詔批准：以範質為太子太傅，王溥為太子太保，魏仁浦為左僕射，三人從此不再主理國家政務，成了宰相級的離退休老幹部。

趙普成了無可爭議的宰相人選，趙普有宰相之才，亦有宰相之功，只是當初大宋初立，必須要幾名老臣來安撫來安撫人心，於是趙普就屈居這三位老臣之下四年之久。在這四年間，趙普幫助宋太祖平定李筠、李重進的叛亂，制定杯酒釋兵權等一系列加強中央集權的策略。

終於時機成熟，趙普升任宰相，原來的宰相都有簽署朝廷公文的權力，趙普接受任命以後，宋太祖卻沒有賦予他這個權力。趙普對宋太祖直言不諱地說：“宰相的簽署權，您還沒給我。”

趙匡胤之前杯酒釋兵權的一系列舉措都是為了加強自己的權力，現在舊的宰相離職，趙匡胤正想趁著這個時機削弱宰相的權力，因此十分不情願將剛拿到手的權力交回去。於是宋太祖說：“卿只管呈進敕令，朕為卿簽署可以嗎？”趙普不卑不亢的說：“簽署權力是宰相的職責，而不是皇帝的職責。”

宋太祖不肯放棄，找來了翰林學士陶谷和竇儀，希望他們能從歷史上找出一個先例，只要歷史上有哪一個宰相放棄了簽署公文的權力，宋太祖就可以名正言順的收回這項權力。那曾料到，翰林學士陶谷和竇儀翻遍了史書也沒找出一個先例，宋太祖只好不情不願的將簽署公文的權力重新交給了宰相趙普。

其實，歷朝歷代的皇帝都想削弱和限制宰相的權力，而宰相自然也不想放棄，在家天下的格局之下，如果連宰相的權力都被剝奪了，那皇帝真的就能為所欲為了。

皇帝和宰相鬥了一千多年，終於在明朝的時候遇上了不講理的朱元璋，以“試圖謀反”的罪名，殺掉了宰相胡惟庸。株連了還幾萬人還不算，又以“胡惟庸謀反”為藉口，把宰相給取消了，設定了所謂的“大學士”，好像跟宰相差不多，其實完全是兩回事。明清時期的大學士，是皇帝的私人祕書，只為皇帝一人效命，相當於皇帝的管家和奴僕。這種身份很難培養出他們的公心。宰相卻不同，宰相是國家公務人員，職業所繫，不得不辦公事，從而也就不得不有公心。即便是極端自私的人，也要顧及公共利益和公眾的評價。

從朱元璋撤銷宰相後，國家徹底變成了皇帝的私人家庭，國事也成了家事，在也沒人能限制皇帝的權力，因此明朝的皇帝都變得很奇葩很任性。有的幾十年不上朝、有的自封天下兵馬大元帥、還有的沉迷木工活無法自拔，國家越來越混亂。大思想家黃宗羲說：“有明之無善治，自高皇帝廢宰相始。”

宰相制度，是傳統家天下時代裡少有的幾點亮光之一。撲滅這點亮光，傳統政治就徹底一片漆黑了。權力，既是一個善器，可以通過它去維護公眾的利益，推進人類的進步事業，促進合理的制度的發展和完善。權力同時也是一支魔杖。一旦拿在手裡，君子也會變成小人，聖賢也能化為魔鬼。

宋朝的大臣非常懂得這個道理，就用“道理最大”這句話語，限制皇權，宋朝的皇帝們，也都繼承宋太祖的做法，跟大臣們一道遵循“道理最大”的原則，使得整個大宋朝的政治相對比較溫和，散發初其他朝代所沒有的古典民主的氣息。

在北宋時期，產生過眾多的名人，然而，有一個宰相，直到如今，也難以下定論，當時，他被許多人罵為大奸臣，但在後來，卻被後人評定為千古名相。此人，便是在詩歌、文學甚至如今在園藝等眾多方面有傑出貢獻的北宋名臣王安石。

參考《王安石變法》、《神宗實錄》、《宋史·王安石傳》，人們便可以發現。其實，王安石之所以發生變化，主要源於熙寧變法，也就是如今人們通常稱之為的“王安石變法”。從如今的角度來看，其實這場變法並不是為了解決當時北宋存在的問題，更像是為了解決危機，而臨時想出的一場變革。

當時，北宋面臨兩大難題，一方面是北方的敵人不斷南下，宋朝在疲憊的抵抗中早已出現透支的跡象，另外，最大的問題便是北宋的國力積貧積弱，老百姓的收入本來就很低，但朝廷國庫又一直處於虧空狀態，所以不得不增加和各種徵收。而范仲淹的變法失敗，又迅速加劇了北宋的衰退。

因此，在王安石等人的主導下，北宋推出了熙寧變法，其主要內容為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稅法、均輸法、市易法等等。從本質上來看，這些方式並不是為了減輕當時百姓的壓力，而是為了快速讓天下的錢財流入國庫中。最明顯的便是市易法，就是為了加速北宋貨幣的流通，最終能夠儘快流入國庫以此來應對當時面臨的各種問題。

然而，這次變法並沒有取得成功。雖然在初心上，王安石想為大宋改變這一局面，達到“民不加賦而國用足”，但理想過於豐滿，現實卻很骨感。這些方式由於操之過急，最後卻成為了“與民爭利”的情況。

再加上當時王安石的得力助手呂惠卿、呂嘉問、李定、曾布等人在北宋老百姓心中一直是“小人”，所以最後這種稱呼也燃至王安石身上，將其拖入了被罵為“大奸臣”的泥潭中。《宋史》作出如此評價，“安石乃汲汲以財利兵革為先務……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於崇寧、宣和之際，而禍亂極矣。”

而到後來，由於文學作品的挖掘，王安石逐漸被隱藏去了他在朝廷上的失敗，更多的出現在人們心目中的是他關於文學藝術的貢獻。尤其是他的《梅花》，“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其深刻的意境為：遠遠看去，那並不是白雪壓枝，而是梅花在寒冬中盛開，陣陣幽細的香味暗中飄來。這一句，也在後來成為許多盆栽愛好者的在種植梅花的必學名句。在如今，很多人不談王安石的失敗，但對於盆栽愛好者來說，王安石的梅花卻難以忘記。

宋代有南宋和北宋，不過南宋沒什麼出名的宰相，南宋60任宰相里面，最出名的就屬秦檜了，至於北宋，那肯定是有王荊公之稱的王安石了，於政他主張熙寧變法、于軍他又有熙和開邊，不說其流傳更廣的文學作品，只在政治軍事方面的貢獻，就足以稱之為最傑出的宰相了。

經過調查，王安石覺得，北宋之所以這麼孱弱，並不是國家花費太多，而是產出過少，絕大部分的土地都在土豪手裡，要不就是朝廷對於農民過於苛刻，所以他想加大農民生產，依靠天下所有的勞動力去開發自然資源，是積極開源而不是消極節流。

我們看看他都頒佈了什麼新的法律來改變現狀

募役法(又稱免役法)將原來按戶輪流服差役，改為由官府僱人承擔，不願服差役的民戶則按貧富等級交納一定數量的錢，稱為免役錢。官僚地主也不例外。

方田均稅法:下令全國清丈土地，核實土地所有者，並將土地按土質的好壞為五等，作徵收田賦的依據。

農田水利法:鼓勵墾荒，興修水利，費用由當地住戶按貧富等級高下出資興修水利，也可向州縣政府貸款。

市易法:在東京設定市易務，出錢收購滯銷貨物，市場短缺時再賣出。

均輸法:設立發運使，掌握東南六路生產情況和政府與宮廷的需要情況，按照"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的原則，統一收購和運輸。

通過上述幾項法典，使得十分弱小的北宋有了起色，大大增加了政府的收入，不僅如此，還減少了農民的負擔，讓農民從勞役中得以解放，促進了生產發展，使得北宋成為了國富民安，十分美好的場景。

因為之前的勝利，熙寧八年(1075年)宋廷在熙州(今甘肅臨洮)、河州(今甘肅臨夏)、洮州(今甘肅臨潭)、岷州(治所今甘肅西和)、永寧寨(今甘肅甘谷)等地設州、買馬，進行民族貿易，此舉受到了邊境各族的熱烈歡迎，史載"熙河人情甚喜"。朝廷以王韶為經略安撫使，"通遠軍自置市易司以來，收本息錢五十七萬餘緡"，吐蕃政權逐漸瓦解。

經略熙河、招 撫吐蕃各部族的成功，實現了王韶所預想的使西夏"有腹背受敵之憂"的戰略目標，同時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邊疆各族人民，使其免受西夏的侵擾和掠奪。市易司的設定及其實踐活動，更為新法創造了新的經驗，增添了新的內容。 此外，被西夏的掠奪戰爭而阻斷的絲綢之路，又變得暢通起來。

熙河之役的勝利，"是北宋王朝在結束了十國割據局面之後，八十年來所取得的一次最大的軍事勝利。"對於飽受外患的北宋是極大的鼓舞，使北宋對西夏形成了包圍之勢，達到了使西夏"有腹背受敵之憂"的戰略目標。

王安石憂國憂民，不說性格，只論功績，無愧於宋代最傑出的宰相之名。

正所謂“南宋出將，北宋出相”。在“北宋四大名相”：趙普、寇準、司馬光、王安石中，要論最傑出的宰相在下投王安石一票。

王安石是北宋時期的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從文學角度來看，他的散文、詩歌、宋詞可謂無一不精，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從政治角度來看，在他主政時期發起的變法運動，很大程度上使得北宋變得富強起來。近代梁啟超先生甚至認為：“若乃於三代下求完人，惟公（指王安石）庶足以當之矣。”

公元1067年宋神宗即位，神宗皇帝早就聽說過王安石的大名，於是剛登基就將王安石調入京城並任命他為參知政事，主持變法的相關事宜。北宋王朝建立已有百年，內部出現了很嚴重的“三冗”問題（冗員、冗兵、冗費）國家機構臃腫，百姓生活困難。王安石主政後他在宋神宗的堅定支援下，開始對北宋王朝的經濟、政治、文化、軍事等各方面進行全方位的徹底改革。

由於此次的變法運動的態度方式強硬，如此一來就觸動了當時強大的保守派的利益，所以佔朝堂大多數的保守派大臣就指責王安石“奸邪”，對他更是恨之入骨。經過了王安石變法，北宋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國富民強的目的。其中，對內國庫內的積蓄可供當時朝廷二十年財政支出，對外北宋又成功收復了河、洮、岷等五州，還向外拓地兩千餘里土地。

要說宋代最傑出的宰相，按時間線首推寇準，他可謂是把宋代的文人治國表現的淋漓極致。

至於他的嗜好，最著名的就是：把人氣的要死，最後還要念著他的好。

宋史裡面有一個特別著名的事情，說有一天寇準和皇上討論個事兒，寇準說話有點直，說著說著皇上生氣了，起身就打算走。寇準一看，你還想走？上去一把抓住皇上的衣服，說：“先別走，這事兒還沒完，有個結果你再走。”

皇上沒招，壓著怒氣處理完事情才回去。這事多氣人，但是後來皇上還是說：“寇準這人很不錯，我有了他，就像魏徵一樣啊！”

再說澶淵之盟那會兒，宋真宗知道遼國大軍入侵，本來是想南遷避難的。寇準知道了他的意思，一點面子都不給，連勸帶嚇唬的，逼著宋真宗御駕親征。走到一半的時候，宋真宗又害怕了，寇準不僅自己勸宋真宗，還把宋真宗的侍衛拉到自己的陣線，把真宗嚇的不敢逃跑了，後來要議和，宋真宗給談判使臣的底線是，一百萬兩銀子。寇準聽說了，找到使者說，我不管皇上是咋定的，你要是給遼國超過三十萬兩，回來我就把你砍了。皇上的旨意他都敢違背？你說氣人不氣人？不過後來談成了三十萬，把真宗美死了。

再比如寇準和王旦，這倆哥們兒其實合作還是很不錯的，澶淵之戰的時候，寇準當宰相，王旦就是他的副手。

王旦對寇準也是非常好，但是後來寇準被貶，王旦幹了宰相。王旦想辦法把寇準招了回來，寇準看著自己的副手幹了宰相，心裡不平衡啊，給王旦找了不少不痛快。

後來王旦要去世的時候，皇上讓他再推薦個有本事的人，王旦告訴他：只有寇準能行！

雖然皇上很討厭寇準的脾氣，但是後來，還是把他招來了。查查史料就知道，寇準把王旦氣得不輕，但是王旦最後還是要推薦他。

按現在話說，你就是個讓人又愛又恨的小妖精。

再說個寇準的嗜好，那就是喝酒！

寇準自己喝酒就算了，他還喜歡找人家喝酒。有時候找了一些官員，在自己家喝酒，直接把門鎖上，不喝過癮不讓走！一喝就是一晚上，後來一說喝酒大家都嚇得不行。

澶淵之戰的時候，宋真宗害怕啊，於是經常讓人看看寇準在幹嘛。來人一回報就說，寇準喝酒呢！宋真宗就放心了。

據說有個官員很能喝酒，寇準很喜歡，賴上這個酒友了，天天喝天天喝，快把人家喝死了，人家老婆來鬧事兒，寇準才放過他的。

寇準不僅和官員喝酒，還和皇帝喝酒，宋史裡面就記載，有一次他和皇上一起喝酒，喝的大醉才回去。

當然還有趙普，王安石等，宋朝是個名人和宰相倍出的朝代，這裡就不一一推舉了。

我個人認為蘇頌

蘇頌，1020年出生於書香門第，少時受到嚴格教育，1042年登進士第，先後做過刑部、吏部尚書，宋哲宗時期官至宰相。蘇頌少時聰敏好學，不管是經史子集還是天文曆法，或是演算法醫藥、律呂地質，均為精通。他的一生，可以說是極為輝煌有成就的一生，不僅是傑出的歷史人物，更由於其在天文學和醫藥學方面的卓越成就，被英國科史專家李約瑟博士稱為是“中國古代和中世紀時期最偉大的博物學家和科學家之一”，就連現代國際天文學界對蘇頌的發明也是非常的重視。

水運儀象臺

蘇頌為官50多年，政績頗豐，不過他留給後世的最為珍貴的財富，不在於為政，而是天文學和醫藥學方面的發明創造，他撰寫著作，發明實物，領先西方數百年。在天文學方面，他研製出的水運儀象臺，被稱作是“世界時鐘的鼻祖”，同時也被譽之為中國古代的第五大發明，可見其地位之高。中國古代的日晷、水鍾等只能算作計時器，而蘇頌研製出的水運儀象臺雖然同樣是精準計時，但由於其在工作時有擒縱器參與，這便與計時器有了本質的區別，演變成為時鐘。

收藏在博物館裡的《本草圖經》

在醫藥學方面，蘇頌主持編撰完成了《本草圖經》21卷，歷時四年。《本草圖經》內容豐富，收圖900多幅，圖集與解析吻合度高，有利於辨認，收錄了常用藥方1000多幅，引用各類著作兩百多種，為糾正藥物混亂、辨認和應用藥物做出了卓越貢獻。李約瑟在評價《本草圖經》時說其不僅是中國藥物史上的鉅著，也是世界藥物史上的壯舉，領先了西方世界四百多年。

假天儀

由於蘇頌的博學跟他在醫藥學和天文學方面的卓越成就，因此他在有生之年創造了七個世界第一：第一，由於水運儀象臺頂部可拆開可閉合，所以是世界上首個天文臺圓頂自由啟閉室。第二，蘇頌把觀察用渾儀與時鐘機械結合起來，並且在原理上完全成功，發明了首座天文臺跟蹤機械轉儀鍾。

第三，由於“天衡”系統（作用相當於現代的卡子）對水運儀象臺總動輪的擒縱控制，從而被稱為是“世界時鐘的鼻祖”。第四，蘇頌還著有《新儀象法要》，並在此書中留下了五幅星圖，且首創了圓橫結合的畫法，解決了繪製失真的問題。第五，《新儀象法要》中還留有世界上最早最系統完整的機械圖紙，一共有各類圖紙六十多幅，繪製有各類零件150多種。第六，世界上的第一架假天儀也是蘇頌發明的，以水利執行，一晝夜轉一週。

第七，《本草圖經》中的藥圖被系統的儲存流傳下來，是世界上首部十分完善的保留至今的本草著作。

宋代最傑出的宰相當數王安石。

王安石，北宋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改革家。

王安石在文學上有突出的成就，他的散文簡潔鮮明，邏輯嚴密有很強的說服力，充分發揮了散文的實際作用，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中。他的詩風含蓄深婉，以丰神遠韻的風格在北宋詩壇自成一家。

慶曆二年中進士，授淮南節度判官。任滿後，調任鄞縣知縣，在任四年間，興修水利，擴辦學校，初顯政績。

嘉祐三年（1058）年，王安石調為度支判官，進京述職，作《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系統地提出了變法主張，但此次變法並沒得到宋仁宗的採納。

治平四年（1067）年，宋神宗即位，起用他為江寧知府。從此，王安石得到神宗的器重。

熙寧元年（1068）年，宋朝面臨政治、經濟危機以及遼、西夏不斷侵犯的困勁。王安石提出“治國之道，首先要確定革新方法”，勉勵神宗效法堯舜，簡明法制；隨後上《本朝百年無事札子》，指出當時危機四伏的社會問題，期望宋神宗在政治上有所建樹。

熙寧二年（1069）年，神宗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王安石提出當務之急在於改變風俗、確立法度，提出變法。神宗贊同變法，為指導變法的實施，設立制置三司條例司，頒行新法。

熙寧三年（1070）年，王安石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位同宰相。在全國範圍內推行新法，開始大規模的改革運動。新法在財政方面有：均輸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稅法、農田水利法；在軍事方面有：置將法、保甲法、保馬法等。

通過一系列理財新法的實行，政府財政收入得到大幅度增長，財政收入有了明顯增加，國庫充裕，宋神宗年間國庫積蓄可供朝廷二十年財政支出。

新法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強地主的兼併勢力，社會經濟發展，人民負擔減輕，呈現了百年來不曾有的繁榮景象。

變法的強兵措施扭轉了西北邊防屢戰屢敗的被動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