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號過程，就是用符號再現、傳達、解釋意義的過程。因此，必須區別這一過程中的幾種意義：
傳送者 à 符號資訊 à 接收者
（意圖意義） （文字意義） （解釋意義）
這三種意義經常是不一致的，欲使它們之間保持一致，需要特殊的文化安排，例如現代的“科學理性”文化。而在人類“正常”的符號活動中，不一致是常態：陸機《文賦》“恆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蓋非知之難，能之難也”。“文不逮意”的原因並不是“知”，而是“能”：人的符號能力，很難保證這三者一致。
第二，符號過程有個時空跨度，從發出到收到，可以相隔數萬光年的時間與距離，可以“間不容髮”，但時空跨度使這三個意義並非同時在場：發出者的意圖意義只是符號過程的起始；符號發出後，只有文字攜帶意義，解釋意義尚不在場。如果文字沒有意義，符號也就沒有理由被接受，不接受就沒有解釋出意義的可能。
第三，這三種意義互相排斥，互相替代，三者不可能同時在場：後一個否定前一個，後一個替代前一個。符號過程只能暫駐於某一個意義：不在場的解釋意義的最後要落實為在場，而起始的意圖意義，被攜帶的文字意義，輪流在場，最後(如果符號過程進行到解釋環節的話)被取消在場。
意義之有，是符號接收的必要前提，接收者真正的解釋，不一定也不可能回到意圖意義或文字意義，解釋意義的有效性只是解釋本身有效(使解釋成為一個解釋)，不需要與表意的其他環節對應。一旦解釋者視某個感知為符號，它就成為解釋物件，而符號一旦成為解釋物件，就必然有意義：於是，解釋者的解釋意向，使符號攜帶意義。
既然解釋是符號意義最後實現的地方，任何解釋就都是解釋。皮爾斯說：“一個既定物給我們呈現無窮的特徵，都要我們解釋，假定有個解釋的話，也只是猜測。”對於雷電，對於月蝕，人們有各種解釋，這些解釋是對是錯，是隨著歷史文化而變化的。
符號過程三個環節的意義，一步步把前者具體化：意圖意義在文字意義中具體化(主觀的想法被落實到文字表現)，文字意義在解釋意義中具體化(文字的“待變”意義成為“變成”的意義)。反過來，這三層意義也在一步步否定前者：文字意義否定了意圖意義的存在，如果意圖意義並沒有在文字中實現，就只是傳送者的一廂情願；反過來，如果文字意義體現了意圖意義，那麼意圖意義是一個追溯可能。解釋意義否定了文字意義的存在：得到解釋，使文字失去存在的必要，解釋意義的努力暫時完成一個符號表意過程，但是解釋引出一個新的符號，開始了一個新的符號表意過程。（趙毅衡）
符號過程，就是用符號再現、傳達、解釋意義的過程。因此，必須區別這一過程中的幾種意義：
傳送者 à 符號資訊 à 接收者
（意圖意義） （文字意義） （解釋意義）
這三種意義經常是不一致的，欲使它們之間保持一致，需要特殊的文化安排，例如現代的“科學理性”文化。而在人類“正常”的符號活動中，不一致是常態：陸機《文賦》“恆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蓋非知之難，能之難也”。“文不逮意”的原因並不是“知”，而是“能”：人的符號能力，很難保證這三者一致。
第二，符號過程有個時空跨度，從發出到收到，可以相隔數萬光年的時間與距離，可以“間不容髮”，但時空跨度使這三個意義並非同時在場：發出者的意圖意義只是符號過程的起始；符號發出後，只有文字攜帶意義，解釋意義尚不在場。如果文字沒有意義，符號也就沒有理由被接受，不接受就沒有解釋出意義的可能。
第三，這三種意義互相排斥，互相替代，三者不可能同時在場：後一個否定前一個，後一個替代前一個。符號過程只能暫駐於某一個意義：不在場的解釋意義的最後要落實為在場，而起始的意圖意義，被攜帶的文字意義，輪流在場，最後(如果符號過程進行到解釋環節的話)被取消在場。
意義之有，是符號接收的必要前提，接收者真正的解釋，不一定也不可能回到意圖意義或文字意義，解釋意義的有效性只是解釋本身有效(使解釋成為一個解釋)，不需要與表意的其他環節對應。一旦解釋者視某個感知為符號，它就成為解釋物件，而符號一旦成為解釋物件，就必然有意義：於是，解釋者的解釋意向，使符號攜帶意義。
既然解釋是符號意義最後實現的地方，任何解釋就都是解釋。皮爾斯說：“一個既定物給我們呈現無窮的特徵，都要我們解釋，假定有個解釋的話，也只是猜測。”對於雷電，對於月蝕，人們有各種解釋，這些解釋是對是錯，是隨著歷史文化而變化的。
符號過程三個環節的意義，一步步把前者具體化：意圖意義在文字意義中具體化(主觀的想法被落實到文字表現)，文字意義在解釋意義中具體化(文字的“待變”意義成為“變成”的意義)。反過來，這三層意義也在一步步否定前者：文字意義否定了意圖意義的存在，如果意圖意義並沒有在文字中實現，就只是傳送者的一廂情願；反過來，如果文字意義體現了意圖意義，那麼意圖意義是一個追溯可能。解釋意義否定了文字意義的存在：得到解釋，使文字失去存在的必要，解釋意義的努力暫時完成一個符號表意過程，但是解釋引出一個新的符號，開始了一個新的符號表意過程。（趙毅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