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有意義，一是人格的影響，一是文學的影響。

　　屈原的人格，千百年來，對於文人學者已經成為一種典範。歷代的詩人詞人、尤其是遷客騷人，大抵都以屈原的精神為依傍。也可以說，屈原的精神，在中國歷史上，已經形成一個修身潔行的傳統。漢代的賈誼，唐代的杜甫，其精神境界都直接繼承了屈原的傳統。從這一點看，屈原影響於傳統的民族性格，是很值得重視的一個方面。

　　屈原在文學方面的影響，也有兩個方面。首先是在屈原的《離騷》以後，產生了一系列的騷體作品。從漢代開始，賈誼的《吊屈原文》、《鵩鳥賦》固是騷體，嚴忌的《哀時命》、董仲舒的《士不遇賦》也都是騷體。到唐代，柳宗元的《瓶賦》、《懲咎賦》等也都是騷體的傳統。其次是在屈原的《卜居》、《漁父》之後，也產生了一些“對問”體的作品。宋玉的《對楚王問》固是開端，而在漢代，東方朔的《答客難》、楊雄的《解嘲》都是此類作品的繼續。到了唐代，韓愈的《進學解》也是這類作品的傳統。

　　當然，屈原的文學影響是非常廣泛的，不僅上述兩端。劉勰《辯騷》說：“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揚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苑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豔詞，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其影響之深遠，遍及歷朝歷代，而且深入到各類文人學子。這不是任何作家詩人所能企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