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人在統治時，奉行“因俗而治”的原則，除了官吏的公服以外，並沒有對服飾進行強制性的規定。

但在民間，蒙古人的衣冠髮式等影響力極其強大，以至於明代初年反覆下詔對“胡服”予以清理整頓，從而“復中國之衣冠”。

在蒙古人統治時期，有不少漢人為了攀附權勢，主動改用蒙古習俗。

比如1275年，南宋德祐元年，江西制置使黃萬石投降，主動“削去頂發，三搭辮髮，領韃賊深入”；元軍進攻嚴州的時候，守官方回也主動“韃帽氈裘”，迎降於30裡之外。

元代初年，遺民詩人鄭思肖就親眼見到江南漢人官吏“騌笠氈靴搭護衣，金牌駿馬走如飛”，其中騌笠、氈靴都是蒙古人常用之物，搭護，則是一種便於馬上馳騁的半袖蒙古袍。

除了官場上的衣冠改制，還有民間的自發更改。

元代統治中原期間，廢除科舉制，傳統儒生科舉入仕的道路基本被堵死。為了和蒙古人套近乎，很多漢族文人主動在衣冠髮式方面向蒙古人看齊。

明代初年著名文士王禕回憶時，感慨地說道，“元既有江南，未數十年，宋之遺俗，消滅盡矣。為士者辮髮短衣。”

靖難忠臣之一的方孝孺，在一位儒生的墓誌中也提到，元代統治期間，江南文人普遍都“世俗淪為胡夷，辮髮椎髻”。

1、巾帽

正因為元代統治期間，胡人衣冠變得非常普遍，以至於朱元璋在洪武二十二年和洪武二十四年，連續兩次“申嚴巾帽之禁”，“凡文武官，除本等紗帽外，遇雨許戴雨帽，公差外出許戴帽子，入城不許；鄉村農夫許戴斗笠、蒲笠，出入市井不禁，不親農業者不許。”

其中，就連對何人、何時、何地可以戴雨帽、帽子、斗笠這種小事都不厭其煩的加以規定，可見蒙古習俗的強大慣性。

2、衣裳

蒙古人為了便於騎馬而採用的“辮線腰褶”、“袴褶窄袖”被一律禁止，此外，兩截胡服也被“禁止官民步卒人等用”。

朱元璋要求官員穿著圓領袍、士庶禮服穿盤領衣。

此外，婦女也被禁止穿著受胡風影響的“窄袖短衣”，要求穿“大袖交領，衣長至足”的團衫為禮服。

當然，明代初年統一全國的時候，黃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區都已經先後經歷了遼、金、元三代大約300多年的統治，因此在衣冠制度上早就不不知不覺中受到了邊境民族的影響。

也正因為如此，朱元璋才一遍又一遍地釋出命令，全方位消除外來影響。而經過朱元璋的不懈努力後，終於“一洗胡俗，民皆復古”。

最後，“大明衣冠”更是成為明亡以後，無數遺民心中念念不忘的故國精神象徵。

蒙古遊牧民族靠的是野蠻殘忍征戰得天下，統治還是靠家族部落控制，唯一是被征服之間有了交流，東西方文化交流碰撞，其中一個兒子忽必烈滅宋建元統治中原，將西夏金宋的制度綜合出不倫不類的制度統治疆土，在藏實行的是政教合一的方法，元將人分四等，漢人地位極其低下，位居其他少數民族之後，怎麼可能在中原學宋，衣冠改制，所以最終被歷史淘汰滅亡。

官方沒有改制，從元書中就可以看到，蒙古統治者為了保持自己的風俗做了不少事。但是有很多蒙古人被漢族所同化，也有很多蒙古人主動學習漢語和漢族文化，是一個主動和自然融合的過程。

提到衣冠改制，鬥爭最嚴重的便是清代入關後，對漢族百姓所實施的剃髮令等壓迫政策。忍令上國衣冠淪於戎狄，相率中原豪傑還我河山。這是太平天國將領石達開所做，就是漢族人士的強烈控訴。

但據史可查，元代並沒有對漢族實施過衣冠改制。元代蒙古統治者，實施的是嚴重的民族壓迫和歧視政策，劃分四個等級，分別是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蒙古統治者從內心認為蒙古人的人種，文化，服飾等各方面都比漢人具有無需言說的優勢，根本不屑於去改造漢人衣冠。恰恰，漢人衣冠也是區分高等人與低等人最直觀的依據。加之，元代統治時期較短，也沒有產生一個在文治武功上均具有雄才大略的統治者，也就沒有提出過以文化人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