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忌命達，一生順遂的人很難有優秀的作品傳世。這裡有三個方面的原因。

首先，如果這個詩人一生順遂，官居高位，各方面都體驗良好，他很難產生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的心情，自己沒有體會過這種心情也就很難用文字記錄下這種心情，讀者也無法在你的文字中找到共鳴。

其次，性格問題，能寫出好的作品的作者往往個性強烈，或豪放不羈或悲春傷秋或悲天憫人，這樣性格的人寫出來的東西會更有感染力，但這樣性格的人往往不適合做官，你可以觀察一下身邊的人，感情豐富性格強烈的人大多心直口快城府不深，其實都不止不適合做官的問題，你試想一下，你有這麼個朋友，自己沒錢有愛喝酒，天天拉著你讓你請客喝酒，你手頭沒閒錢了，想躲躲，人家不依啊，生拉硬拽把你拉到酒館，還寫詩說你不有車嗎，你不有貂嗎，賣了換錢喝酒啊，你喜歡他嗎？又或者有人天天在你耳朵邊上唸叨，我怎麼這麼命苦呢，我好愛我那誰誰啊，想他想的瘦了一圈，褲腰帶都晃盪了，你煩不煩啊

最後是時間問題，一直高官顯貴，白天參政議政，晚上吃喝應酬，哪有時間搞創作啊，貶官的就不一樣了，那時候交通不便利，出去上個任路上就走半年，道上沒啥事，寫詩唄，上了任還得鬧鬧小情緒，鬱悶了幹啥，寫詩唄，哎呀，鬧情緒被領導發現了了，又貶官了，路上繼續寫，這是一個創作的良性迴圈

太凡詩詞人，性格豪放，不拘小節。特別是古代的詩詞人更是如此。他們呢，那個時代，詩詞超前，所以自然行為放蕩不羈，又好酒，一酒下去，詩興大發，更無世間羈絆之束，他們的詩詞抨擊社會，得罪了一些權貴，自然命運一路走來坎坎坷坷。象唐朝的劉禹錫、白居易、柳宗元。還有宋代的大詞人、文學家、畫家集一生，更是悲摧。在剛入官的時候，他一度得到歐陽修的讚揚，成為風靡一時的名人，他的作品火到了一定的境界。但是他卻成了王安石變法對立面，於是自清離京，後來被調到湖州知州，於是他又經常給朝庭上書，一些本就看不慣他的臣子紛紛開始貶低他，詆譭他妄自尊大，包藏禍心。於是蘇軾的悲慘人生達到了一個極點，“烏臺詩案”發生了，新黨紛紛想把他置於死地。多虧有一些看好他的文人替他求情才躲過一劫。正因為有這些坎坷人生，並歷經千辛萬苦，命運不濟，但是正因為這些經歷，在作詞上引領了一些豪邁奔放，激情昂揚的新風格。由於他的生活閱歷十分豐富，他就把自己所見所聞寄託於詞中，而他的《赤壁賦》詞風格可謂鐵宕起伏，可以說蘇軾是中國歷史上少見的一位曠世奇才，他把詞引領到與唐詩同等位置重要程度，開創了一代詞風；但是歷史上也有憑藉詩而官運享通之人，這個詩人叫韓翊，現在名氣很小，但是在當時卻是“大曆十才子”之一，也就是在他肆拾歲那年，已經是進士但是閒居長安十年毫無建樹。但是有一天，他寫了一首《寒食》：

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煙散入五候家。此詩一出，從皇帝到百姓都愛不釋手，舉國震驚，因為寫得太美，還烘托出一個充滿朝氣和希望的盛進。因為唐朝人太懷念他們曾經的輝煌，這首詩甚至感動了當時的唐德中，下令讓韓翊擔任駕部郎中。官至中書舍人，他發跡雖然晚，但比李白順多了，並有一定的實際權力。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歷史上大多數詩詞人，命運坎坷，真正能一帆風順並官運亨通之人畢竟少數，更多的都是命運坎坷催生了詩詞，並寫下了不朽之作。但流芳傳世，也許正是曲折坎坷造就了不平凡的詩人氣質，因此才能出現那麼優秀的詩人詞人，並歷經千年而不失光芒萬丈，併成為經典的不朽之絕作！

司馬光和王安石的神操作，把蘇東坡弄懵了，被貶的經歷讓他徹悟人性。王安石死後五個月，司馬光隨之而去，蘇東坡在西湖修了三潭印月。

只要是知識，都是有用的，就看你會不會用。

詩人都是聰明人，只是聰明人遇到的，都是高手。跟高手過招，被貶很正常，被貶的坎坷歷練了詩人的心智，豐富了閱歷，深刻的思辨，自然催生了更美的詩詞。

蘇東坡對此認識非常的深刻“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惟願孩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

東坡先生對大智若愚的理解，到了極致，我們看一下，這首詩的背景。

司馬光還有王安石，都是蘇軾的貴人，人生導師。可惜，東坡先生做人有點不著調，看不透局面。

北宋面臨著巨大的社會危機，王安石變法已經成為天下大勢。

司馬光是一個堅決的反對者？這對師兄弟，做事給自己留後手，王安石走上前臺，司馬光隱在後臺。

東坡先生人生歷練不夠，對新法提出了質疑。賣弄聰明的東坡先生，被捲入改革派和保守派的鬥爭，“烏臺詩案”震驚朝野，王安石出手保住了他，貶謫黃州。

我們看一下所謂的反詩，“竹籬茅屋趁溪斜，春入山村處處花。無象太平還有象，孤煙起處是人家。“

這得多麼的腦洞大開，才能看出蘇東坡反對新法？

這就是莫須有！就是說，想弄你，不需要理由。

這次打擊，讓蘇東坡迅速成熟了！他終於明白，聰明是一種膚淺地賣弄，智慧才是立身之本。

因此，寫下了千古文章《水調歌頭》 ，非常巧妙地拍了拍當朝皇帝的馬屁，“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 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 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 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

這首詩就是不可逾越的巔峰。最有內涵的一句，“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讓皇帝產生了強烈的共鳴。

可是，東坡先生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因為王安石的變法，在豐收的情況下，老百姓也要逃荒，因為交不起銀子。

王安石的變法必然失敗，就連王安石自己都明白，用當權者的權力，去改變利益格局，這本身就是一個笑話。但是不能不為。王安石就是一個團體的代言人，只有變法才能，緩解宋的危機，讓自己的團體獲得話語權。

就在王安石變法帶來的紅利，消耗殆盡的時候，司馬光果斷出手，徹底否定了王安石的一切。

徹底否定，乾淨利落脆！

東坡先生本來已經被召回了帝都，卻沒有看懂司馬光的一系列操作，提出了質疑，再一次被貶。

這次被貶，是團體內部的一種妥協，蘇軾要全身而退。在杭州，修建西湖景觀的，把一口大缸倒扣西湖中，露出水面的三個腳，倒映在水面之上。

這個景點非常出名，三潭印月。

其實，王安石、蘇軾、司馬光都是一種人，儒家社團想在歷史上呼風喚雨，就要造勢，和借勢。

需要高超的手段，和深遠的思辨。

無論王安石變法，還是司馬光砸了新法，都是不得已而為之！

蘇軾看懂後，覺得壓力山大，去西湖消遣心中的鬱悶，畢竟能夠佈局歷史的人，都是大能。也許，經歷了新法的起起伏伏，東坡先生真正的成熟了，也老了。

蘇東坡去世前二個月，對自己蓋棺論定，“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

一代詞人，落幕了！

留下驚豔的詞，和西湖美景，特別是三潭映月！

您提的這個話題，是個很深刻廣遠的議題，而且一題兩問。這需要下點功夫，縱橫展開地談一談，因為這個議題，它具有歷史和現實雙重意義，有必要論一論，以開心志。

從唐代說起，唐以前的屈原、賈誼、司馬遷、曹植等；唐時期的李白、杜甫、張九齡、王昌齡、駱賓王、孟浩然、王維、柳宗元、李賀、王勃等等；還有唐以後的蘇軾、王安石、陸游、蒲松齡、曹雪芹、龔自珍等等（一下都數列不清）。

事實上，一部中國文學史，實際就是中國文人的仕途辛酸史。由於中國文人始終有著難以消除的仕途情結，在孔子“學而優則仕”的儒家思想引導下，與做官結下了不解之緣。隨朝科舉制度的建立，為寒門子弟讀書求取功名留下了巨大的空間。尤其是唐代科舉制度的進一步完善，使更多讀書人走上了政治舞臺。然而，縱觀唐代前後這些做官的文人，大多都官運不暢，或懷才不遇、屢次遭貶；或仕途坎坷、命運不濟；還有的身世維艱、悲涼早逝……絕大多數文人則仕數不遇，壯志難酬。

對於這個歷史現象，近現代的史學家、文學家都做過大量的研究和探討，認為：中國古代的文人往往只具有文士之才，卻愛做指點江山的夢想，以建立蓋世功業自命，而一旦一廂情願的夢想在嚴峻的現實上一再撞碎後，不是據此去清醒地認識自己，而只是激憤無比。

其實，社會的存在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因素，文人在政治素質上的儲備不足是使文人難以在仕途上站穩腳跟併成大氣候的最根本原因。

政治是一個寬泛無邊的大學問，是非具有雄才大略和文治功底之才所不能及的。然而，政治關係是上級與下級的行政關係，只需要服從，與文人天真率性的品格是格格不入的；政治家需要胸懷天下，在權衡利弊得失之後做出“丟卒保車”的決策。文人則容易抓住一點而不及其餘，往往小題大做，因小失大；政治家在波譎雲詭的複雜形勢下，多權謀、善機變，能夠自如的駕馭局面，文人則往往六神無主，手足無措，在慌亂中坐失良機；政治家處事果斷，文人則優柔寡斷且言過其實。

說白了，中國古代文人往往有從政的強烈願望，而無政治才能。這是他們在官場上混不好、混不下去的主要原因。

當然，文人不是天生不能做官，事實上，歷史上的好官大多也是文人出身的。但是，這些出身於文人的好官從嚴格意義上說，己經遠離了文人的職守，他們充其量也只能是“準文人”。他們的政治素質已遠遠高出了他們作為文人的素質，他們依然實現了從文人到政治家的“歷史蛻變”。也許從今人的眼光來看，魏徵、張說、狄仁傑、姚崇這些人都是不

折不扣的大文人，但若論文學貢獻，他們無法和同時代的“初唐四傑”、陳子昂們比肩，和後來的李、杜相比，更是無法望其項背。反過來說，如果李白、杜甫、陳子昂們也像魏徵、張說、狄仁傑、姚崇們一樣仕途坦蕩的話，那麼，唐代的文學史就得改寫。

在古代這些文人遭受貶官、身處逆境之時，悲憤之下，情急之中，本性驅使，心境釋然，催生出了不少被後人千古傳誦的名篇佳作。

正如，司馬遷《報任安書》所說：

解題至此。

對於“詩詞人被貶多。是詩人氣質更易遭貶？還是被貶的坎坷催生了詩詞？”這個問題，我的看法是：詩人的正直、磊落、瀟灑的氣質更容易遭貶，而他們被貶的坎坷人生又催生了膾炙人口的詩詞。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雖然古代那些被貶的著名詩人和詞人都具有學富五車、才高八斗的才華，且胸懷濟世救民的經國之才。但他們都有一個顯著特徵，就是具有秉持正義、性情瀟灑、剛直不阿、嫉惡如仇的氣質，他們這種氣質不適合複雜多變、運籌帷幄、鬥智鬥勇、權力傾軋的官場，他們具有的詩人氣質更容易得罪官場的權貴而遭到陷害，因此遭貶的居多。而他們在被貶被流放的人生中，經歷了種種磨難，而這種磨難使他們有更多的時間更深地瞭解到底層社會的真實生活和人間的苦難，進一步激發了他們憂國憂民和懷才不遇的悲憤和憂傷的情緒。有的詩人和詞人直抒胸臆，直接在詩詞中表達他們的對貧弱落後的不滿和報國的情懷；有的詩人和詞人寄情于山水，託物言志，借景抒情，抒發他們內心的憂憤。所以，他們被貶的坎坷經歷和憂憤的情緒催生了詩詞中的千古名篇。

例如偉大的愛國主義詩人、浪漫主義詩歌的始祖屈原，一心報效楚國，為楚國的強盛出謀劃策、提出了很多改革方案，且為了抵制奸臣冒死進諫，為了楚國披肝瀝膽，但因觸犯了貴族利益，多次被奸人陷害，數次被貶，流放漢北，放逐江南。但正因為報國之心無法得到實現，才使屈原悲憤不已，將鴻鵠大志和滿腔激憤抒發到他的詩中，產生了《離騷》《九歌》《九章》《天問》等標榜青史的名篇。

例如著名的南宋豪放派詞人辛棄疾，治國和軍事才華十分突出，曾寫了《美芹十論》《九議》等抗金北伐的策論，希望朝廷支援他收復失地。但他豪邁倔強的性格和執著北伐的熱情，卻使他在官場上遭受排擠，難以立足。辛棄疾在官場上幾起幾落，數次遭貶，壯志難酬。

正是因為辛棄疾這些曲折經歷和報國情懷，使辛棄疾寫下了六百多首詞，其中有大家耳熟能詳的《水龍吟》（渡江天馬南來）、《水調歌頭》（千里渥窪種）、《滿江紅》（鵬翼垂空）、《賀新郎》（細把君詩說）、《菩薩蠻》（鬱孤臺下清江水）、《摸魚兒》（更能消幾番風雨）、《賀新郎》（老大那堪說）、《永遇樂》（千古江山）、《醜奴兒》（少年不識愁滋味）等。

在官場被貶的詩人,詞人還有很多，其中有後人都熟知的劉禹錫、柳宗元、韓愈、白居易、陸游、蘇軾等。

“上帝為你關上一扇門，同時又為你開啟一扇窗”，這句話也驗證在古代那些著名的詩人和詞人身上。他們正直、磊落、瀟灑的氣質，使他們在利益交錯、勾心鬥角的官場難以立足，容易遭貶；而命運多舛的人生，又讓他們寫下了不朽的詩篇。

這件事可以分成兩個層面來看待。

首先，官員的貶謫實在是一件普遍的事。正所謂宦海沉浮。中國封建社會，是一箇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社會。國家大計，包括官員之任免往往出於掌權者一人之好惡。伴君如伴虎，今天看你順眼把你留在身邊，明天他心情不好就能讓你遠遠的滾蛋。如果遇到權力交接政權更迭，那麼一朝天子一朝臣，數不清的官吏都會迎來貶謫的命運。至於黨爭傾軋內外紛爭，造成的大面積貶謫現象更是極為普遍。國者，天下之利勢也。在這個權力場上，歷經風浪的不倒翁才是鳳毛麟角。

其次，詩人更容易遭受貶謫。這倒不是詩人氣質的問題，而是詩人的思想相對政治來講都偏向於不切實際的浪漫主義。他們既然能寫一手好文章，往往便覺得自己有曠世之才，驕傲自負，但是實際上卻沒有多少現實的治國方略。有的如王安石，雖有一套方略，但是實行時卻沒考慮到現實的情況，終究竹籃打水。另一方面他們往往憤世嫉俗，遇到不平事就惡言抨擊，容易得罪人。這些方面，使得他們更容易遭受貶謫。

再者，詩人更懂得如何表達貶謫的情緒。在貶謫的大軍中，為何詩人容易脫穎而出，給人容易貶謫的印象呢？實在是因為詩人們更會表達自己的感情。詩人們往往多愁善感，就算看到春花秋月落葉飛雪，都難免要感懷一下身世人生，何況遇到貶謫這樣的大事呢？他們的生花妙筆將貶謫的遭遇心情寫下，文以傳情情以文傳，往往被後代人所熟悉。至於一個人，如果不會寫詩文而遭到貶謫，只能用酗酒哀嘆來排遣情緒，後人又怎會知道他呢？

為什麼貶謫催生好的詩歌呢？

首先，是情感的真切。一個人從煙柳繁華的都城一下子貶到荒無人煙的邊境，這種感情的落差是極其巨大的。尤其是在古代，交通落後，通訊遲緩，治安混亂，一旦貶到邊疆去，不但與原先的世界隔絕，更可怕的是能不能回來都不好說。萬一水土不服生了病，以古代的醫療條件可能就死在異鄉了。我們在古代的小說中，常見到有人路上一病幾個月，至於病死客房的記載。同時，自己寒窗十年，一腔的抱負也沒有了施展的餘地。這種對命運前途的憂慮，對人生價值的思索，只要能精準寫出來，必然是能打動人的好文章。

其次，是見識的增長。一個出生在富庶繁華地的詩人，被貶謫到貧窮的邊疆時，地理風俗人情的變化可以增加他的閱歷，開闊他的眼界。蘇轍在《上樞密韓太尉書》裡，說文不可以學而致，氣可以養而成。他就說文章重要的是氣，而氣重要的是閱歷。他就說了自己從四川一路到汴京，見到的大山大河，豪傑俊才，覺得大開眼界。由此可以得知，廣闊的閱歷可以增加文章的氣勢。同時，跳出文人士大夫的圈子，也讓很多詩人接觸到了底層的民間生活。深刻的現實生活，往往促使了詩人思想的轉變，可以讓他的詩作更富於思想性和批判性。杜甫《三吏三別》就是個例子。

綜上所述，貶謫不是為詩人所有，詩文卻因貶謫而豐富。

這個問題其實不難解釋。並不如有時人們所想象的那樣，因為詩人潔身自好，嫉惡如仇，或者說能力不足，容易遭人算計，所以他們經常被貶。

理性地看這個問題，如果你意識到其實“悲”和“苦”才是人生的真諦，那麼你也就離理解這個問題近了一步了。

所謂人生苦短，每個人都有不如意的時候，且不如意者常八九。只不過詩人文采斐然，感悟深刻，他們可以憑藉自己的悟性和文學能力，把失意落魄時的感受寫下來，引起共鳴，最終成為經典。而經典又強化了詩人彷彿比別人更悲催的形象，其實大家一樣悲催。

接下來，我以偶像蘇東坡的故事為例，稍作分解。

但是你知道嗎？在貶蘇軾之前，哲宗剛繼位時，高太后（英宗皇后）垂簾聽政，改革派一度被逐，保守派以司馬光為相，所有的新政全部被推翻，章惇也曾被遠遠貶到了嶺南。

哲宗元豐八年（1093年）親政，章惇這才拜相。他當上宰相後，又貶謫了一大批保守派，其中就有蘇軾。

公元1100年，宋哲宗在25歲的年紀上駕崩。因為沒有兒子，在讓誰繼位的問題上，向太后（神宗皇后）要立端王趙佶，章惇說端王輕佻，不足於君臨天下。後來趙佶登基後，是為徽宗。再後來，章惇被彈劾，貶湖州，七十歲時，死於湖州。

像章惇這樣，不是詩人，也沒有流傳千古的詩作，他們面臨仕途失意的時候不比詩人們少，但後人印象中，好像總是詩人被貶的多，其實是因為詩人留下得作品多。這是一個典型的倖存者偏差現象。

其實蘇軾也不是一輩子被貶的，前文提到的高太后，對保守派比較偏愛。

高太后在世的時候，蘇軾一度被調回京城，任侍讀學士、吏部尚書、翰林學士知制誥等職，相當於現在正部級官員了。

一來因為每日政事繁忙，處理的事比較多。二來人在太平日子中，其實沒有那麼多人生感悟。所以這一時期，蘇軾留下的詩作就比較少，也比較不著名。

為何寫失意的詩詞那麼多？我們先說說寫官場得意的。這一類詩作，我能想到的，大致有這麼幾首:

李白《贈從弟南平太守之遙二首 其一》

承恩初入銀臺門，著書獨在金鑾殿。

龍鉤雕鐙白玉鞍，象床綺席黃金盤。

當時笑我微賤者，卻來請謁為交歡。

王維《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

絳幘雞人送曉籌，尚衣方進翠雲裘。

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

日色才臨仙掌動，香菸欲傍袞龍浮。

朝罷須裁五色詔，佩聲歸向鳳池頭。

孟郊《登科後》

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

其實還是得承認，人生得意時的詩詞，不免有臭顯擺的嫌疑，畢竟水深火熱中的人那麼多。但失意時的詩詞就不一樣了，天然就顯得更有思想深度，更富人生思考。

因為人生的本質是“悲苦”的，“悲苦”的作品能反映人心靈最真實的存在，也能引起最多數人的共鳴，因此這類詩詞更多傳為經典。

所以綜上所言，所有官員都有仕途失意的時候，只是詩人被貶後感情豐富，記錄心境的傳世詩詞更多，給我們“詩人更容易遭貶”和“詩人更不得志”的錯覺。

當然，一定程度上，被貶的坎坷經歷，反過來也催生了詩人對人生悲苦的更多思考。

因為人都喜歡發牢騷，做事不順利了，發發牢騷是人之常情，古人也一樣。

古時候有文化的人都想做官，也有許多人做了官。當他們的生活不順利的時候，也愛發牢騷，只不過他們發牢騷的方式特別一點——用文字表達。這就產生了許多的詩詞歌賦，並且被後來那些同樣不順利的文化人看到，覺得很有道理，說出了自己想說的，於是就越傳越廣。這就是“辭能窮人”吧。

有許多詩人、文人是很有實力才能的，比如屈原，比如賈誼，比如辛棄疾……

所謂詩人,大多數個性偏執，不符合時代潮流，因此而要麼鬱鬱寡歡，要麼孤芳自賞，要麼想有自己的思想而卻得不到社會的認可，因此而自得其樂，總的來說，詩人大多數是時代的落伍者。無論是李白杜甫們，還是今天的自由詩的創作者們，很多都是一種生命的絕唱。

這不難理解，自古憂憤出騷人。從屈原以降，寫詩的人哪個一生順利呢？初唐四傑，李白，杜甫，劉禹錫，李商隱，還有宋朝的蘇東坡，黃庭堅，陸游等，哪個不是一肚子怨憤。人生的坎坷成就了詩人，而也正是詩促成了詩人的悲慘命運，如蘇東坡因詩獲罪，險遭不幸。清朝詩人黃仲則是黃山谷嫡孫，其詩纏綿悲涼，生活困頓，死於回鄉途中，年僅三十二歲。那蘭性德出身豪門，但他並沒因家庭背景而染紈絝氣，卻因愛妻早死，心恢意冷，寫了多少催人淚下的詩詞，也英年早逝。所以，大詩人生活都不順，正是這不順成就了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