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在三國曆史既是一位偉大的政治家，也是著名的軍事家。

曹操用人唯才，打破世族門第觀念，羅致地主階級中下層人物，抑制豪強，加強集權。所統治的地區社會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精於兵法，著《孫子略解》、《兵書接要》《孟德新書》等書。善詩歌，《蒿里行》、《觀滄海》、《龜雖壽》等抒發自己的政治抱負，並反映漢末人民苦難生活，氣魄雄偉，慷慨悲涼，他在政治上的功績亦是不凡的。曹操統一北方的積極作用。前已敘及，東漢王朝後期，由於政治黑暗，社會生產遭到嚴重破壞，人民無法生活，終於爆發了轟轟烈烈的黃巾大起義。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農民起義不可能取得最終的勝利，繼之而來的是東漢王朝的解體和軍閥混戰。在混戰中，不僅董卓、李傕等涼州軍閥到處屠殺人民、搶劫財物，就是打著勤王旗號的東方將領也“縱兵鈔掠”。因而普遍出現了“民人相食，州里蕭條”的荒涼景象。但相對的說，各軍閥之間，畢竟還是有所差別的。拿曹操來說，他雖然鎮壓過農民起義和濫殺過無辜人民，但從他在政治、軍事、經濟各方面的表現來看，他比被他消滅的那些軍閥還是勝過一籌。比如他推行屯田，興修水利，實行鹽鐵官賣制度，對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經濟的整頓起了積極作用。

曹操一開始走上仕途就試圖用比較嚴格的法律改變當時權豪橫行的情況。但由於禍害根子在中央，曹無法施展自己的意圖。到他自己掌握政權以後，才得全面推行抑制豪強的法治政策。他說：“夫刑，百姓之命也”；“撥亂之政，以刑為先”。他起用王修、司馬芝、楊沛、呂虔、滿寵、賈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強。如果把袁紹和曹操在冀州先後推行的治術加以比較，就可以看出兩種不同的情況：“漢末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攝”。在袁紹的寬縱政策下，“使豪強擅恣、親戚兼併，下民貧弱，代出租賦，炫鬻家財，不足應命”。這樣，自然不能使“百姓親附，甲兵強盛”。所以袁紹雖地較大、兵較多、糧較足，終為曹所敗。曹得冀州後，立即“重豪強兼併之法”，因而收到了能使“百姓喜悅”的效果。司馬光說曹“化亂為治”，並非無據。而且曹用人不重虛譽，他選用官員要“明達法理”，能行法治。曹還提倡廉潔，他用崔琰、毛玠掌管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社會風氣有所好轉。

從上我們可以看出，曹操如果是在太平世界可以說是一個治理國家的能臣；就是處在三國時的亂世，他也把他的轄區治理的很好。總的來說，曹操是能治理國家的能臣，也是亂世英雄。

首先，曹操最開始的願望是做一名治世的能臣，他在初期是十分想為國家建功立業的。隨著他的努力，他慢慢發現這個是不太可能實現的，天下的分裂是必然的，他也阻止不了，最後成了亂世的英雄或奸雄。